朱德

偏师南下当先锋

南昌起义胜利之后，前敌委员会公布了以宋庆龄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名单，打出了“继续反帝反军阀，打倒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发动群众武装人民革命”的大旗，按照《告二方面军同志书》的说法：“欲维持我们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是必须找这一个内不受军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封锁的地方，全国18省唯有广东适合这个条件。”

起义军向既定目标——广东开进。越过赣南，到广东发展革命的根据地，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起义胜利之后的部队立即进行了整编，准备向南方开进。

当年的南昌起义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回忆：“起义后，部队仍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编为三个军。第20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罕吾；第11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另外，成立第9军。任命朱德为副军长，想争取滇军加入起义军……后来将25师拨归朱德指挥。”

尽管朱德在当时的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心目中，却是雄兵重师之将。因为以朱德的威望，以及他在滇军的影响，远远敌过一军之长。所以，在起义胜利之后，朱德从“团长”一跃成为“军长”。

这一次任命，显然是周恩来的主张。当然，领导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也并非意气用事。

首先，是基于起义军南下要经过第五方面军的防区，同朱培德的滇军打交道，唯有朱德这位滇军的老将出马。其次，是基于朱德对南昌起义的贡献，没有他的先行和准备，取得胜利将困难得多，况且朱德还掌握着一定的兵力。此外，也是周恩来对朱德的信仰、意志和军事才能的了解，他相信这位战友能担当重任！

不过，在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党的秘密工作所决定，不便对外公开的原因，那就是朱德一直在秘密争取滇军的将领参加革命，至少“能够支援或不阻碍”革命。

多年之后，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时任国民党赣东警备司令的杨如轩，在回忆录中揭开了这个重要秘密：“朱总在南昌和滇军将领大部分有来往。如金汉鼎、王均、曾万钟、李文彬、杨池生和我，等等。”“记得1926年至1927年之间，有一次他约我到南昌妇幼医院草地上聊天，同我讲革命道理。现在还记得两句话：要救中国只有革命；共产党一定能成功。”

在南下之前，朱德又专门写信，并派一个团长送达：“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叶走一路、弟和兄走一路。兄穿须须铠，弟掌大旗。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

为了让杨如轩拉起部队参加革命，朱德宁可当其副手。而当时的杨如轩“没有这个觉悟，所以也就没有回信”。他只是捎话“让兄保重”。

这一系列事关起义的统战工作，是中央赋予朱德的任务，也只有周恩来等少数人清楚。周恩来代表中央委任其为第9军军长，划拨第二方面军的25师，加上他的教育团学兵营，以及公安局的警察和消防大队。朱德却坚持担任第9军副军长。按照有关人员的回忆，第9军部队实编共计2000余人，留有扩充余地。

根据当时在革命委员会秘书机构工作的李嘉仲回忆：“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室成立之后，吴玉章即要我搬进办公厅住宿……我现在清楚记得，有一天朱德同志来说，填写一张委任状，任命滇军驻扎会昌的旅长韦杵为第9军军长，朱德为副军长。”

可惜，当时韦杵突然到上海治病，没有加入这支队伍，军长职位一直空缺。朱德是实际上的第9军军长，部队称呼他为“军长”。

8月3日，朱德带领第9军作为南下先遣队出发。朱德在《自传》中写道：“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寻找粮食……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也是粮秣队。”

就是从这时，军队开始应对打仗，每到一处都要刷标语，组织群众演讲，然后选择那些富裕的家庭献粮。为了保障后续部队的供应，朱德在每一处都设下“兵站”，这便成为了人民军队后勤的雏形……

然而，比粮食更重要的问题，还有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战事。南昌起义之后，武汉政府当局迅速制定“平暴”方案。当汪精卫和蒋介石得到《贺叶袭击南昌之报告》，并弄清他们准备向广州“逃窜”之后，于8月1日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对办法，除决定张发奎带领两个军“进剿”之外，还向所有赣粤军队发出“会剿”命令。

朱德带领起义军先遣队到达赣东抚州临川时，突然接到搜索兵的报告：在临川和李渡遭到拦截。

对这一带民情，朱德比较了解。朱培德曾安排朱德带领军官教育团在该地进行“剿匪”。朱德到达之后，发现所谓的“土匪”，都是受当地土豪劣绅欺负和压迫的农民，便和农会结合惩治臭名昭著的恶霸，还派教育团党团干事担任临川县县长和农协自卫队大队长，并留下自己的副官担任公安局局长。革命的种子从此在这里发芽。

朱德走到队伍的前头，已有留在当地的学员上来报告：中共临川县委请团长入城。这让朱德高兴不已。

朱德进城，群众已经打出标语：“打倒朱培德，欢迎朱德！”

原来，驻守在这里的杨如轩得知朱德已经出发，面对过去的手足之情，他欢迎也不是，交手更不是。如他后来所言，“当时满脑子光宗耀祖、升官发财”，根本没有考虑革命。但面对朱德的人间正道，他又不得不佩服。所以他退避三舍，让出临川主干道30里。

此时，8月的赣南正是高温，虽然和敌军没有大的交火，但也炎热难耐，除了伤病员增多，部队还开始出现逃兵，大量的思想工作等待朱德来做。刚好，从后面赶上来的陈毅加入了队伍。朱德的这位四川同乡也是留洋的中共党员，因为在途中没赶上起义，现在到来正是急等用人之时。朱德分配其做政治工作，部队涣散局面才有所好转。

转眼即将走出赣南，从各方面的情报分析，为了围堵起义军进入广东，李济深已派两路大军在瑞金北面设立了坚固的防线。“冲出去才是胜利！”朱德大手一挥，带领先遣队迎着敌人的炮火冲去……

1965年7月7日，朱德手书《纪念八一》

“三天指挥权”打成主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南昌起义部队遭到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前进到瑞金附近的壬田时，朱德率领的先遣队就同钱大钧部的一个团发生遭遇战。当时，后续部队还没跟上来，朱德便到现场勘察。他否定“一条线”的战法，选定了几个关键高地设立阵地，然后分兵把守，并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阵地前沿。

战斗非常激烈。根据参战的刘九峰回忆：“在壬田时，朱德同志亲自指挥参加战斗……他使用两支马枪，更换射击敌人。”在这次战斗中，参谋长冉国平牺牲，朱德便直接指挥。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他身边的一个连始终坚守着阵地。

紧接着，在攻打会昌的战斗中，朱德除指挥第9军余部，上级又将20军的第3师划拨给他，仗越打越大。一股敌人突破前沿，直接向指挥所扑来，没见过这个阵仗的学兵开始慌乱，其他指挥员也劝朱德赶快离开。“不要慌嘛，来了就打嘛！”他走到一个牺牲了的战士旁边，捡起一支步枪，从容地拉开枪栓，压上子弹，把冲在前面的敌人一个一个放倒。子弹打完之后，他换了一支枪又打，终于把敌人打了回去。

刚才还惊慌失措的部队，完全被这个老兵的枪法和沉着惊住，见敌人退下去之后，马上组织反击……

会昌之战打击了敌军，我军伤亡800余人，但朱德所部的损失得到补充，基本上还是出发时的人数。大家夸他“用兵真如神”。

起义部队退回瑞金休整，朱德部队的先锋使命基本完成。由于广东是农民领袖彭湃熟悉的地方，改由广东北江农军打先锋，朱德由先锋改后卫，第9军才有喘息的机会。后来取道上杭，起义军改名为“中华革命军”，并讨论了在三河坝分兵。20军和11军主力1万多人在周恩来、贺龙和叶挺的带领下，前往潮汕地区。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被安排在三河坝阻敌断后。陈毅后来称这个决定，是一个“悲惨的决定”。

当时，粤系军队加上桂系军队有17个团，而我军有15个团，如果指挥得当，仍有击破敌人的可能。但部队一分为二，让敌人牵制一部，再集中攻击一部，结果可想而知。让朱德断后，是周恩来等人艰难下达的命令。所以，在分别的时候双方的表情都特别凝重。

“恩来，你放心。对付这一帮龟儿子，我还是有办法的。”朱德乐观地说。

“三天。”周恩来伸出三根手指，“只需要坚守三天，大部队就应当到了潮汕。三天之后一定要撤出来。”周恩来让朱德抵抗三天，然后带部队南下与主力会合，再把25师交还叶挺。

在场的人记得，当时周恩来还想说什么，朱德已经和他握手告别……

25师曾经是孙中山的卫队，北伐战争时的铁军，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革命军，更是革命军中的精英。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大多数的团长、营长也是黄埔军校的骨干。前委把这支精锐之师临时“借”给朱德，实际上是明确这一次行动涉及大局，必须要完成任务。

三河坝位于梅州大埔县西部，三面环山，是梅江、韩江和汀江的交汇处，也是通往潮汕地区的必经之路。朱德带领部队领导看完地形之后，马上作出决定放弃守城，因为这样只能背水一战。他让大家在三河坝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和下村一带布防，一面发动群众，一面修筑工事，专门等待敌人。

10月1日，敌军蜂拥而至。他们先是在河对岸修筑工事，形成两军对垒。战斗在下午打响。敌人携带了炮火和重武器，一开始就以猛烈的火力向起义部队射击。起义部队虽然只有轻武器，由于事先进行了充分的隐蔽，敌军不知虚实，只能隔河而战，反而遭到起义部队的大量射杀。官兵们在丛林中、草地上和芦苇荡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每个阵地都是多次失而复得，数倍于我的敌人硬是过不去。

战至第三日晚，敌人分两路增援，而起义部队孤守无望，还有被切断退路的可能。朱德来到设立在田氏祠堂里的指挥所，同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等人分析情况，从时间上确定主力应该到达潮汕之后，才决定脱离险境。

“交替掩护、撤出战斗，寻找主力会合！”朱德带领两支部队剩下来的2000多人，趁着夜色掩护，甩掉追兵来到饶平。刚在一个小镇上宿营，就看见河滩上来了一队衣衫褴褛的散兵。大家正准备抄家伙，有人认出其中一位是20军教育团的参谋长。

潮汕的主力部队怎么出现在这里？交谈后才得知20军和11军主力部队进入潮汕失败的消息。突然而来的“炸雷”，让指战员都愣住了。

怎么办？一个多月前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转眼之间就严重受挫。他们围绕着最高长官朱德，仿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通知部队，马上离开这里。我们穿山西进，反向而行，首先甩开敌人！”朱德在了解基本情况之后，第一反应是保存实力。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对成败得失已见得太多，他最看重的是如何保持这些党的革命种子。所以，还在大家迷茫之时，朱德马上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赣南三整”塑军魂

疲惫之师整天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起义的红旗被包裹起来。部队除了找生路，还要隐蔽行踪。几天前还在战场上拼杀的起义部队，在失败之后仿佛一下失去了灵魂。

朱德知道这是部队失败的“综合征”，稍不注意部队就会散。所以，他将卫队也组织起来，每一次战斗，都亲自指挥并参与其中，保证部队一点一点向前行动。在途中，也遇到了来自内部的分歧。由于几支部队组合在一起，20军的官兵非常着急，加上25师的领导决定分开去找党之后，剩下的队伍便零零星星越走越多。

“同志哥，走是可以的，后会有期。但把革命的枪留下，这个将来是有用的！”朱德把丢掉的枪捡回来，然后背在肩上，有时一次背起十来支。看到朱德这样沉着稳定，党代表陈毅、负责参谋长工作的王尔琢，以及后来从潮汕赶来的杨至成等人，纷纷拣起离开者丢下的枪支和器材，跟着朱德开始了漫长的前行……

撤离三河坝之后，第9军余部和25师大约还有2000人，随着收容潮汕退下来的主力，减去离开的人员，现在的队伍大约保持了1500人。而后来的情报显示，钱大钧先后集中2万多兵力“围剿”该军。朱德的后卫部队，三天便成为潮汕失败后的主力。

紧急关头，朱德振臂高呼，成就了后来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10月7日，朱德在茂芝镇召开全体军官会议。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朱德上井冈山》记载，为了挽救这支南昌起义幸存下来的孤军，也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朱德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大家：“革命暂时失败了，我们与上级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敌人正在向我们袭来。为了革命，为了保住铁军的荣誉，我们必须高举南昌起义这面武装斗争的光辉旗帜。现在，我们是几支合在一起的部队，大家没有长官了。我只是第9军的军长，算不上你们的长官，只是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研究，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在这关键时刻，陈毅立即站起来说：“我陈毅拥护朱军长领导。他是南昌起义的领导成员，又是军长，是我们中间最高的长官。自从起义征战以来，特别是在三河坝的激战中，完全证明他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指挥才能。你指挥我们能行！”

“我也拥护朱军长领导！”王尔琢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代表北伐73团的铁军表态。没有等陈毅说完，他带头举起双手，绝大多数军官把双手也举了起来。

会议气氛很热烈，大家都表示支持朱德领导部队。朱德不辜负大家的期望，马上组织大家研究对策，最后确定了一系列方案：

——马上采取措施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避开敌人主攻方向，从东北方向穿插到闽赣边境；

——加强政治工作，稳定军心，防止叛变行为发生。

会议一致通过朱德提出的“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准备去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的湘赣边界寻找“落脚点”。

起义军进行了整编：25师第73团编为第1营、74团编为第2营，第9军教育团编为第3营。由当地党组织派出向导，部队开始千里转战。

这是南昌起义部队在失败之后的赣南第一次整顿。这次整顿决定了这个部队的领导核心、行动方向和继续革命的目标，为保存革命实力提供了基础保证。

假如第一次整顿是为应付突发状况，才推崇朱德为领导，或者说朱德选择方向和目标纯属偶然的话，那么发生在赣南的第二次整顿便绝非巧合。

朱德带领南昌起义的余部进入福建，沿着粤闽边界的崎岖山路北上，但是敌人一直尾随，必须割掉这个尾巴。他的决定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并最终在武平选择了战场。

利用山间有利地形，南昌起义军先是击退了钱大钧的两个团，接着朱德组织大家一鼓作气，又消灭了钟绍奎部的一个营，这才把部队带进了崇山峻岭。

尽管一路打胜仗，部队还是经不住在莽莽森林里面打圈圈，特别是具有打正规战传统的部队，面对无粮草、无寒衣和无营房的问题，部队又出现了开小差的情况，遇到岔路就有人溜走，许多人上个厕所就不见了。负责政治工作的陈毅，整天跑前跑后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不料被一些落后军官拉着想一起离队。

陈毅的苦恼，朱德觉得可以理解，但有必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尤其要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于是，朱德决定在甩掉敌人的追兵进入赣南之后，对部队的思想和组织进行再整顿。

10月下旬，部队来到江西安远县一个叫天心圩的地方，朱德跟大家讲：“同志们，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革命的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们还是要革命的。”

见大家听得认真，朱德也激动起来。“要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想革命的，可以回家，绝不勉强。但是，武器必须留下，因为那是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见听他讲话的人越来越多，朱德走到一个土台上，放开声音讲道：

“我希望大家不要走！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只要我们认清革命前途、积蓄革命力量，不怕艰苦、不怕挫折，坚持斗争下去，中国也会有这个‘1917年’，胜利一定会到来！”

朱德最后深情地望着大家说：“我劝同志们也坚信这一点！”讲完之后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朱德讲完之后，大家把他越围越紧，问的问题越来越深。有人提出：“下一步怎么办？”“打游击去嘛！”朱德说出了他在苏联学习时接受考官考核说的那句话，“中国幅员辽阔。这一带，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很有基础，我们跟农民运动结合在一起，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伸展开来。”

朱德当场还回答了大家一系列的提问。比如：“有枪没有子弹怎么办？”“我们的给养怎么解决？”“伤病员怎么办？”朱德对大家关心的问题都一一作答。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官兵，并不是每个问题都能深刻领会，但对从军长嘴里说出来的话大家都深信不疑。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效果极佳。最后，同志们发出了一片“跟朱军长走”“打游击去”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

“经过这次整顿之后，我没有继续西进，经过信丰，于10月底到了大余，对部队进行整编……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支队伍，真正开始新的整训，还是在上堡。”1962年6月，朱德在回忆“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的时候，还清楚地记得天心圩的动员整顿，不仅增加了党团组织，同时把所有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下属三个队，每个队都成立了党支部。

朱德还记得，部队转到崇义县城的上堡之后，又进行了一次更重要的整顿和训练，这就是著名的赣南第三次整顿。

整顿训练的前奏，是起义军占领了赣州附近的信丰城。官兵们刚刚走出山林，见到物产丰富的县城，那真是喜笑颜开。

朱德正在邀请信丰各界代表开会，向他们深入宣传起义军的宗旨，希望在财力物力上得到大家的支持。突然，副官赶来报告，当铺遭到了部队少数人的哄抢。朱德一拳砸在桌子上，嘱托陈毅必须坚决制止，严肃处理。

一声紧急集合号响起，部队被再次带出县城，大家走了20里，在一个山坳的坝子上停下来，陈毅开始点名。

第一个点“朱德”的名。已经担任参谋长的王尔琢马上跟了上去，成为了第二名。接着就是第三名……队伍一共800多人。

“同志们，我们今天为啥子像发现敌情一样把大家拉到这里？实际发生的事情比发现敌情还紧急。因为有些坏家伙想破坏我们的革命！”陈毅怒目通报了发生的抢劫之事，挥舞着大手说道，“当铺里的东西是穷人的，穷苦兄弟当了衣服马上还得赎回去穿。你抢来穿着于心何忍？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吗？”

朱德把话接过来：“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武装，我们维护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的财产，同时也要保护城镇工商业。我们南下的时候颁布的告示讲得很清楚：对商界同胞，买卖尤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严惩绝不姑息。此事有言在先，最近战事紧张，责任在我。”

朱德话锋一转，说道：“我们这一次只要交出所抢的财物，给予归还，承认错误，不再追究。但不准损害人民利益这个铁的规矩，今天一定要立下来！”

说话之间，那些参与了哄抢的士兵，马上交出财物。唯独领头的三个兵痞还想反抗，被当场拿下。领头者的反抗激起了大家的愤怒。陈毅问大家怎么处理？大家异口同声：“枪毙!”

枪声，回荡在上堡的旷野，从而真正立下了“铁的红军”的规矩。

“在上堡，我们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要归公。”朱德几十年之后说，“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

创造与众不同“铁的红军”，除了特殊的纪律，还有特别的战术，既要适合打大仗，又要适应转入游击战争。朱德就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之中，开始锻造一支新军队。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