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六个年头了，再过三天就是她的忌日。窗外的白玉兰落了一地，像极了她生前总爱穿的那件素色列宁装，风一吹，往事便随着花瓣，飘回了去年春天。
去年此时，我攥着那张泛黄的老照片，踏上了前往南昌的列车。照片里的母亲于1949年2月才二十二岁，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满两年，扎着麻花辫，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铜制五角星，背景是她在位于今安徽省巢湖市的皖北区工农干部文化速成学校课本上反复圈画的“南昌”二字。她总说，1927年是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她在皖东北泗州朱湖区（今江苏省泗洪县朱湖镇）的乡村呱呱坠地，而几百公里外的南昌城，一群年轻人打响了石破天惊的第一枪。“要是能去看看就好了”，这句话她念叨了大半辈子，直到卧病在床，还拉着我的手，眼神里满是遗憾。
列车驶入南昌站时，天刚蒙蒙亮。早春的风里还带着凉意，我却觉得胸口发烫。沿着胜利路一路向北，远远就望见了那栋熟悉的红砖建筑——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晨曦中，陈毅元帅题写的馆名熠熠生辉，仿佛在无声诉说着99年前那个热血沸腾的夜晚。
走进纪念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石破天惊”雕塑。大手紧握钢枪，冲破巨石的瞬间，让我想起母亲生前总讲的故事：1938年，她瞒着家人偷偷跑去镇上的征兵站，却因为年纪太小被拦在门外。回来后她哭了好久，之后便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参加了村儿童团和青抗会，学着男人的样子挑水、劈柴，说“不能上战场，就多给家里干活，让大哥哥大姐姐们安心去打鬼子”。
展厅里的灯光有些昏暗，玻璃展柜中的文物却像有生命一般。起义军使用过的步枪早已锈迹斑斑，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枪托上残留的温度；朱德总司令的望远镜镜片有些模糊，仿佛还映着当年城头飘扬的红旗；电报机的按键磨损严重，仿佛下一秒就会传来急促的滴答声。我慢慢走着，每一件文物都让我想起母亲的脸——她讲起抗战故事时眼中的光，她听到国歌时挺直的腰板，她晚年坐在摇椅上，反复抚摸着那枚五角星的模样。
走到总指挥部旧址的二楼，我在周恩来同志的卧室前停住了脚步。房间不大，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99年前，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下，年轻的革命者们彻夜不眠，为了民族的前途命运运筹帷幄。母亲总说，那时候的人真勇敢，什么都不怕。我想，她的勇敢，或许就是从那时埋下的种子——一辈子勤勤恳恳，从不抱怨，哪怕日子再难，也总说“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士，我们已经很幸福了”。
最让我动容的是那面刻满名字的英烈墙。1124个名字，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有的还带着稚气，有的已经刻得有些模糊。我轻轻抚摸着墙面，仿佛能摸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母亲常说，我们今天的日子，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以前我总觉得这话有些沉重，直到站在这里，才真正读懂了其中的分量。
离开纪念馆时，阳光正好。广场上，几个孩子举着国旗奔跑，笑声清脆。我掏出手机，对着纪念馆的大门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远在上海市和六安市的姐姐们。照片下面，我写了一句话：“妈，我替你来看过了，南昌的春天很美，就像你当年期待的那样。”
列车缓缓驶出南昌站，我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中却异常平静。母亲的夙愿终于了了，而我也仿佛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的名字，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牺牲的先烈，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们就像春天里的种子，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再过几天，我会带着这张照片去看母亲。我要告诉她，南昌的红旗还在飘扬，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就像她生前常说的那样，“好好活着，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风又起了，吹落了最后一片白玉兰。我知道，母亲一定能闻到这熟悉的花香，就像她从未离开过一样。
作者简介：1962年10月30日出生，系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退休安全监管人员，长期在《皖西日报》、《大别山诗刊》、《淠河》和《六安国土资源》杂志以及《今日头条》《网易》《新浪》等网络平台上发表散文、诗歌近300篇。（编辑：刘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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