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南昌起义发动时，朱德既不是前敌委员会成员，也不是中央代表，甚至不是军事方面的负责人，他只是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然而，这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在起义余部濒临绝境的时刻挺身而出，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为南昌起义保留了最珍贵的火种。朱德也完成了个人的惊天逆转，一跃成为南昌起义的第一代表。这说明，是不是主力队员没关系，关键是，比赛最后一刻你要在场上。
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的一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三个月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人头滚滚，血肉横飞，“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史无前例，惨无人道。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失败。
共产党反应并不算慢。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在汉口进行了改组，陈独秀被停职，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
常委会讨论决定了三个决议，一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二是给国民党以坚决回击，立即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三是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的“八七会议”），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马上投入起义的筹备工作，首先是要筹钱，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第一个张口的对象是共产国际，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本身，中共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或者说儿子。儿子向老子要钱，天经地义。中共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大到中共的成立、国共合作，小到开展工农运动，都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
出人意料的是，周恩来向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经费需求后，对方迟迟没有答复，说是要向上级请示。后来，在周恩来的再三督促下，共产国际回复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起义的条件不成熟，仓促起义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共产国际明确表示，不提供经费支持。
情急之下，周恩来又动员党内有经济能力的同志变卖私产，甚至向上海、武汉等地的进步工商人士秘密借款，终于凑齐了购买武器弹药、粮食补给和发放官兵津贴的费用。
经费问题解决的同时，军事力量的整合也在同步推进，周恩来亲自与叶挺、贺龙等将领密谈，争取到叶挺、贺龙等核心部队的支持，并组织这些部队向南昌附近集结。
这时候，共产国际又开始作妖。7月底，起义爆发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赶到南昌。这时的张国焘，是党内的临时一把手，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称“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并暗示如果没有把握就不要动，甚至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军队。
然而，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经过讨论，驳回了张国焘传达的指示，坚持“起义不能拖延”，最终独立做出了起义决定。
共产国际见不能阻止起义，就指示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等）不得参加起义，也不能参与相关的军事策划，这就使得共产国际完全退出了起义的各项活动。因此，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不仅是中共武装革命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共不再依赖外部指令，独立创建军队、领导革命战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参加南昌起起义的很多人，日后都成为中共的领袖、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如下：
共和国总理：1位（周恩来）
开国元帅：7位（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
高级将领：大将：4位（粟裕、陈赓、许光达、张云逸）
上将：5位（萧克、周士第、杨至成、赵尔陆、陈奇涵）
中将：7位（唐天际、聂鹤亭、郭化若、彭明治、赵镕、谭甫仁、谭家述）
少将：6位（王云霖、李逸民、周文在、袁也烈、廖运周、张树才）
这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朱德的崛起。
陈毅曾经回忆：“朱德老总在南昌起义时，确实只是一个小角色，基本没人听他的话，愿意听的，或许只是尊重他是一个老同志而已。”
陈毅说朱德是“老同志”没错。朱德生于1886年，南昌起义时，朱德41岁。当时，周恩来29岁，叶挺32岁，贺龙31岁，刘伯承35岁，陈毅26岁，叶剑英30岁，粟裕只有20岁。和这些年轻、帅气的年轻人相比，朱德真是老的没样子。而且，这些年轻人还组成了领导南昌起义的指挥机构，看下图：
南昌起义的核心领导机构是中共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统筹起义的重大事务；军事指挥体系则以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三人协同负责起义的军事指挥工作，制定作战计划、部署兵力、指挥前线战斗，而朱德则不在这个指挥体系之内，参与不了核心决策。
另外，有人可能要问，陈毅呢，他不是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吗？实际上，陈毅此时不在南昌，他还要在起义部队南下时的路上等着会合。
其中，贺龙和叶挺能成为核心军事指挥官，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强大的部队，是起义兵力的主体。
贺龙，1896年3月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少年贺龙性格豪放，为了谋生，他早年曾与人结伴在湘鄂川黔边界赶骡马，贩运盐巴、茶叶和木材，常年在深山奔波。
1914年贺龙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为响应蔡锷反袁护国，贺龙带领21名青年，手持菜刀，捣毁芭茅溪盐局，处决税警队长，缴获了12支毛瑟枪，并以此为基础，组织起“桑植讨袁护国民军”，自任总指挥。
1926年，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北伐，因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第二次北伐中，他的部队被誉为“异常奋勇”的“钢军”。
叶挺，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早年受辛亥革命影响，剪掉辫子立志救国。1919年，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国民党，投身援闽粤军，因在讨伐陈炯明、保护宋庆龄脱险等任务中表现出色，深受孙中山器重。
1924年，叶挺赴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同年12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25年回国后，叶挺受党组织委派，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并担任团长。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
北伐战争中，叶挺率领独立团作为先遣队，英勇善战，连克汀泗桥、贺胜桥，直捣武昌，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美誉。
南昌起义前，贺龙是国民革命军20军军长，有6个团参加起义；叶挺是国民革命军11军24师师长兼武昌卫戍司令，有8个团参加起义。
朱德呢？朱德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兵力只有教育团的3个连和公安局的2个保安队，不到五百人，实际上只能算一个营。
因此，中共前敌委员会策划起义行动计划时，分给朱德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他在滇军中的人脉和影响力，以宴请、打牌等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卢泽明和萧日文，防止他们察觉起义计划，阻挠起义。
1927年8月1日，起义准时发动，起义部队顺利占领南昌城，成立了临时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调整部队编制和领导人员：
叶挺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军长，蔡廷锴任副军长，下辖3个师，总兵力约1.3万人。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下辖3个师，总兵力约7500余人。同时，为争取滇军的支持，起义部队决定成立第9军，任命滇军将领韦杵为军长，朱德为副军长。
这个新成立的第9军，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韦杵虽被任命为军长，但他当时正在九江养伤，根本无法到任，且他对南昌起义的态度始终不明确，从未表态支持起义。而起义部队原本计划争取部分滇军加入第9军，但由于滇军将领大多倾向于国民党，加上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和武力威胁，最终没有任何一支滇军部队加入第9军。因此，第9军最终由朱德所率领的军官教导团、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以及部分武汉工人纠察队组成，装备简陋、战斗力较弱。
因此，朱德所率领的第9军，仅仅是一支辅助性部队，主要负责警戒、守卫等后勤保障任务，很少参与正面作战。当时的朱德，正如陈毅所说，基本没人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很多官兵之所以服从他的命令，仅仅是因为尊重他是一位老同志，尊重他在滇军中的深厚资历。
南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蒋介石、汪精卫立即调集10万余人，从各个方向向南昌逼近：张发奎部沿赣江而下，直扑南昌；朱培德部从江西赣州北上，封锁起义部队南下的通道；钱大钧部则驻守广东梅州、潮州一带，截断起义部队前往出海口的路线。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南昌城已无固守之力，中共前敌委员会经过紧急研究，决定放弃南昌城，率领起义部队向南挺进，目标直指广东潮汕地区——那里有出海口，便于与苏联取得联系，获得武器装备和物资援助，同时广东地区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力量，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8月24日，起义部队抵达江西会昌，与负责拦截的国民党钱大钧部展开激战。叶挺第11军担任主攻，贺龙第20军从侧翼配合，朱德第9军负责警戒和掩护任务。会昌战役最终以起义部队付出伤亡千余人的代价，突破钱大钧部的封锁，继续向南进军。
与此同时，陈毅追上了起义部队、他原本受党组织派遣，在武汉联络革命力量，得知起义部队南下后，便一路辗转追赶，最终在江西临川与大部队会合。
陈毅加入起义部队后，被任命为第11军25师73团政治指导员，也就是朱德那个军官教导团，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陈毅的到来，对朱德来说意义重大，他此刻还不知道，陈毅对他意味着什么，他的关键作用将很快表现出来。
陈毅和朱德并非陌生人，他们之前已经相识。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在1926年8月。当时，陈毅受李大钊派遣回到四川，被军阀杨森聘为幕僚。杨森对陈毅说，他有一位好友叫朱玉阶（朱德字玉阶），刚从德国和苏联回来，可以介绍他们认识。
两天后，陈毅见到了朱德，此时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党员身份。次日，陈毅根据党组织安排去会见一位“党内同志”，结果到了之后发现竟然是朱德。。
起义部队继续南下，途经福建长汀、上杭等地，于9月下旬抵达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
三河坝地处韩江、梅江、汀江三江交汇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通往潮汕地区的必经之路。
此时，国民党钱大钧部率领两万余人，紧紧追赶在起义部队身后，随时可能发起进攻。面对敌人的紧追不舍，中共前敌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应对之策。
会议最终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聂荣臻等率领起义部队主力，继续南下，直取潮州、汕头，尽快占领出海口，争取获得苏联的援助。
另一路由朱德、周士第率领，留下来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顺利南下。当时，留下来阻击的部队是朱德率领的第9军和周士第率领的第11军24师，共计约四千人，而他们面对的敌人，是钱大钧部的两万余人，任务艰巨。
分兵之时，周恩来特意找到朱德，嘱咐道：“只要坚持三天，就可以撤离，追赶主力部队。”
9月30日，国民党钱大钧部向三河坝阵地发起进攻，阻击战异常惨烈，起义部队伤亡惨重，四千人的部队，经过浴血奋战，只剩下不到两千人。
10月3日，三天时限已到，朱德、周士第判断主力部队已经顺利南下，决定率领剩余部队撤出三河坝，追赶主力部队。
然而，就在部队向潮汕方向前进途中，他们遇到了从潮汕溃败下来的起义主力部队伤员。从这些伤员口中，他们得知了一个消息：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遭遇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剿，已经彻底失败。
原来，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等人率领主力部队南下后，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攻。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薛岳、陈济棠等部，共计四万余人，对潮州、汕头的起义部队展开了进攻。由于兵力悬殊、补给不足，加上部队长途行军疲惫，战斗力大幅下降，主力部队被打散。
主力部队失败后，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彭湃等人被迫撤离，辗转前往香港。
他们是逃跑了吗？不是。起义领导人的后续是这样的：
周恩来当时身患重病，发着高烧，在聂荣臻等人的悉心护送下，艰难地抵达香港，病愈后返回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开始组建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工作。
刘伯承则在撤离后，前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理论知识。
贺龙则返回湘西，在1928年初领导了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开始创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
叶挺、聂荣臻、恽代英则在1928年从香港返回广州，后来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叶挺再次担任起义总指挥。
彭湃则留在广东海陆丰地区，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在当年11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
这些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真是厉害，“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截止目前，南昌起义基本上已经宣告失败，前敌委员会、前敌总指挥、起义总指挥、参谋长流亡香港，起义时两万多多人的部队，到现在只剩下一千多人，折损率超过90%。
此时，敌钱大钧部对朱德、周士第率领的残余部队展开围追堵截，周边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也纷纷出动，沿途进行骚扰和袭击，起义残余部队陷入了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困境。
时间已经进入深秋，官兵穿的仍然是起义时的单衣，甚至短裤赤脚，很多人患上疟疾和痢疾，却得不到药物治疗，导致严重减员。
同时，部队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去，也得不到任何物资和人员的援助，士气降到了低点。
很多官兵对革命前途感到迷茫，产生了绝望的情绪，逃兵现象越来越严重，有人偷偷离开了部队，有的跑到国民党部队中投降。
部队行至江西信丰天心圩时，危机达到了顶点。第11军24师师长周士第（建国后授上将）与党代表李硕勋（李鹏的父亲）向朱德提出，要离队前往上海，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况，请求上级指示。
朱德深知，此时部队正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指挥员的离开，可能会导致部队彻底溃散，因此他力劝周士第、李硕勋留下来。
他恳切地说：“现在部队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作为指挥员，不能丢下战士们不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有希望，一旦我们离开，这支部队就彻底完了！”
然而，周士第、李硕勋心意已决，他们不顾朱德的劝阻，离开部队前往上海。
时任第73团7连连长的林彪也产生悲观动摇，他先是找到时任团指导员的陈毅，说“现在队伍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在这里当俘虏，不如大家穿便衣走，去上海另找门路。
陈毅严词拒绝，并表示：“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他痛斥了这种逃跑行为，并说：“你们要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
林彪见陈毅不走，就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然而，林彪离队后，发现外面的路并不好走。当时地主武装“挨户团”在关口把守严密，对形迹可疑的人轻则搜身毒打，重则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且面临生命危险，于是当夜又被迫返回了部队。
至此，朱德身边只剩下不到八百人。这八百人，大多是伤员、疲惫不堪的战士，还有陈毅、王尔琢等人，他们两个是朱德的主要助手。
王尔琢，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思想坚定，作战勇敢，天才级的军事指挥员，也是后来井冈山根据地早期的主要军事将领。
陈毅，极具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擅长鼓动，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他的乐观，开朗和信念，以及善于鼓动人心、团结人的能力，是整个起义残余部队极为需要的。这些性格特征，也将在未来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支持陈毅度过更为艰难的日子。
但是，即使有王尔琢、陈毅的支持，面对身边仅剩的八百人，面对四面受敌的绝境，面对战士们迷茫绝望的情绪，41岁的朱德，内心肯定也充满了感慨。此时的他，或许会想起自己的人生经历，想起自己那些不为人知的“黑历史”。
朱德，1886年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少年时读过私塾，中过秀才，当过体育老师，经历丰富。
23岁时，朱德在家乡听说蔡锷主办的云南讲武堂招生，就和好友一起，从成都出发，走了七十多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徒步到了昆明。
然而，第一次报考他却名落孙山。原来，云南讲武堂创办之初，招生名额主要面向云南本省籍学生，对外省考生有严格限制。尽管朱德考试成绩优异，但因他的四川籍贯，最终未能上榜。
初考失败后，朱德并未放弃。他决心再次报考。在补充招生时，他将自己的籍贯改为“云南临安府蒙自县”，并使用了“朱玉阶”这个名字。这一次，凭借出色的考试成绩，他被顺利录取。
只是，朱德口音改不了。入学后，朱德浓重的四川口音很快引起了教官的疑问，这不是本地人啊。校方得知朱德的真实籍贯后，认为他弄虚作假，决定要将他除名。
关键时刻，讲武堂的总办李根源找朱德谈话。交谈中，朱德表现出的的远大志向、朴实作风和扎实的文化功底打动了李根源，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最终，李根源力排众议，坚持将朱德留了下来。
这次波折后，朱德在讲武堂如鱼得水，他刻苦学习，各科成绩名列前茅，与同学朱培德并称为“模范二朱”。
此时的朱德也，已经表现出一种特质，就是不达目的不罢手的劲头。从成都到昆明，徒步七十天，风餐露宿，有多少人能坚持下来？报考讲武学堂，第一次被刷下来，可能很多人就放弃了。朱德没有，他通过改籍贯，坚持参加第二次考试。入校后被发现作弊，总办找他谈话，朱德抓住最后的机会，打动了李根源，把总办变成了自己的支持者，帮他争取到了留在了讲武堂的机会。自助者天助之，真正帮助朱德的是他自己的品德和潜质。
讲武学堂毕业后，朱德到云南新建陆军任司务长、队官。之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攻陷云南总督衙门的战斗。起义胜利后，他随滇军入川，支援四川的反清斗争，因作战勇敢晋升为少校。
1912年，朱德返回昆明，受邀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军事教官。1913年起，朱德被派往滇南边境，负责剿匪。面对复杂的地形和流窜的土匪，他创造性地运用了“秘密迅速、化整为零、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流动游击战法，屡立战功，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带领红军实行游击战术思想的重要源头。
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帝制，朱德参加蔡锷发起的护国战争。在四川南部的纳溪战役中，他率部在战略要地棉花坡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一个多月，最终守住了阵地，为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因此被誉为“护国名将”。
护国战争结束后，朱德升任滇军旅长，长期驻防四川泸州。1921年，朱德随滇军返回昆明，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处长等职。
到此时，朱的军旅生涯可谓顺风顺水。
1916年的朱德，两撇大胡子是不是有点萌？
1922年初，云南的政局发生剧变。此前，顾品珍率部驱逐了军阀唐继尧，主政云南，朱德作为顾品珍的左膀右臂，担任宪兵司令、警务处长等要职。1922年2月，唐继尧趁顾品珍主力部队奉孙中山之命准备北伐、昆明空虚之际，发动突袭，顾品珍身亡。
3月24日，唐继尧回到昆明，随即对顾品珍的旧部展开血腥清洗。唐继尧放出狠话，谁能抓住朱德，赏银十万大洋。面对铺天盖地的搜捕，朱德被迫逃离昆明，经四川回到家乡南溪。
回到家乡的朱德，先是休息了一段时间，也有了时间思考。此时的朱德，已经36岁，在老家先后娶过三任妻子，有一个儿子。在那个年代，36岁已经不算年轻，很多人遇到朱德这种情况，可能就回家养老了。但是，朱德没有，他有很多想法，他有自己的志向。
早在驻防泸州期间，朱德就接触到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并开始对旧的革命道路产生反思，只是身在旧军阀的圈子里想要抽身出来，一时也难以割舍，这次“倒霉”的经历，虽然是被逼无奈，也成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一个多月后，他离开家乡，前往上海，这是1922年8月。到上海后，朱德先是见到了孙中山。此时的孙中山，正处于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灰暗的低谷时期。
1922年6月，手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发动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登上永丰舰，在困境中坚持了近两个月，最终不敌，被迫离开广州，暂居上海。
见到朱德，孙中山建议他回云南组织滇军旧部一起攻打陈炯明，并承诺提供经费支持。对此，朱德婉言谢绝。出身军阀的的朱德，深深了解旧军阀部队无理想，无信念，有奶便是娘、朝三暮四的作风，深知其中“水之深”、“医之难”。他劝谏孙中山说：“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不能依附军阀。”
孙中山知道朱德讲的何尝没有道理。纵观辛亥革命以来，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军阀，乃至陈炯明，都让孙中山吃尽了苦头，最关键的原因是孙中山从来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独立强大的武装。孙中山一直心太急，想“赚快钱”，今天依靠这个军阀，明天依靠那个军阀，结果军权始终不在自己手中，屡次遭遇背叛。
孙中山不明白的，或者没有做到的，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毛泽东也好，朱德也好，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后来，极其有耐心，也有决心，哪怕是经历千辛万苦，哪怕是没有几支枪，哪怕从头开始，都要建立自己的武装。这就是毛泽东、朱德能够成功，而孙中山没有成功的原因。
其实，此时的孙中山不仅仅争取朱德的支持，他在争取每一个有可能反对陈炯明的人的支持。他不可能也不会告诉朱德，他此时正在思考寻求与苏联的接触。
我们不知道，1923年初孙中山开始探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道路，到底是内心对三大政策的认同，还是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无论是那种考虑，孙中山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得到苏联军事援助，建立黄埔军校，组建属于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后来，国民党为此基础上组织了第一次北伐，并大获全胜，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基础。
可惜，孙中山看不到国民党军队北伐的胜利，1925年初他在北京去世，死在与冯玉祥这个旧军阀的见面过程中。他一生都在奔波，花了太多精力与旧军阀打交道。
朱德拒绝孙中山后，找到了陈独秀，郑重提出入党申请。这次，陈独秀拒绝了朱德。别看当时中国共产党全国加起来也没几百名党员，陈独秀对入党的标准要求却很严。
他认为，朱德是旧军队的高级将领，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呢，是不是有其他目的？他怀疑朱德入党的动机不纯，便以入党“需经长期考察”为由，拒绝了他。
已经对共产主义产生兴趣的朱德，并没有灰心，想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欧洲、在德国，于是朱德决定远赴欧洲，亲身考察欧洲的革命情况。看看，朱德是不是真的很执着？成大事者都有这种劲头。
1922年9月，朱德登上前往欧洲的轮船，誓要找到一条道路。到达德国后，朱德进入哥廷根大学进修。10月，朱德找到了时任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表达了强烈的入党愿望。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他于1922年1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手续由周恩来和张申府办理）。
在哥廷根期间，朱德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通过对比中德社会现状，他抛弃了“实业救国”或“资本主义救国”的幻想，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朱德在德国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语言不通。说到这里，再佩服一下，一点德语都不懂居然就直接来留学了。
学习语言，朱德有自己的方法。他不靠死记硬背，而是拿着一张地图，每天穿梭在柏林和哥廷根的大街小巷，通过访游览景点、参观工厂甚至进入普通家庭来学习语言，说白了，就是通过与人交谈快速学习。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描述，朱德“朴素浑如田家翁，如果不佩戴手枪，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红军的‘伙夫头’（炊事员）。”
谁又能想到，不到十年前，在德国的朱德却像一个社牛，时时刻刻找机会和当地人练习德语。这种“游学”方式不仅让朱德迅速掌握了德语，能直接阅读德文版马克思原著，还让他深入了解了西方工业国的社会运作和政治生态。
在德国三年的时间里，朱德逐步成为中共旅德支部的重要骨干，他担任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第二任主席），组织同学创办油印周刊《明星》，组织追悼孙中山逝世、声援国内“五卅惨案”等游行和集会。
旅德期间，朱德军事学习也没拉下。他的一个房东曾是德国军队的将军，朱德常请这位将军讲述一战战例，并借阅大量德文军事书籍，研究西方军事理论和战术。他深入思考如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革命战争，为他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埋下了伏笔。
1925年，因参加声援国内革命的集会和游行，朱德被德国警察两次逮捕。第二次获释后，他的护照被北洋政府注销，随后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1925年，朱德离开德国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6年，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国内工农运动高涨，急需大量革命干部来领导武装斗争。
于是，共产国际安排朱德回国。7月，朱德回到上海（中共中央所在地）报到时，陈独秀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给予热情接待。陈独秀与朱德谈话后，询问他是去四川（做军阀杨森的工作）或去广东（参加北伐军）。
朱德选择了回老家，他利用自己曾在滇军任职的威望，成功争取旧识杨森参加国民革命军，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
1927年初，党组织利用他与滇军将领朱培德的同学关系，将他派往南昌，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公安局长。这一安排为后来的南昌起义埋下伏笔。
1927年10月寒冷的秋夜，已经41岁的朱德，想起自己的“来时路”肯定感慨万千：35岁中将宪兵司令，36岁被通缉追杀，流落上海申请入党遭人拒绝，一大把年纪漂洋过海，零基础开始学习外语，两次被捕，跑到苏联，40岁回国，靠着老关系寄人篱下，参加南昌起义是个不入流的“小角色”，带的部队承担的任务是打阻击。
当下，自己身边只有八百人，还缺粮少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怎么办？
起义领导人很干脆，三十六计走位上，这次起义只是一次任务而已，这次不行还可以等下次。
可是，朱德不一样。他们年轻，有挥霍的资本。朱德年轻吗？他都四十多岁了，当时的年代，孙子都会打酱油了，朱德没孙子。他不仅没孙子，还没退路，因为他把老同学朱培德坑了。
朱培德是朱德在讲武学堂的老同学，当年两人关系极好，号称“二朱”。朱德到南昌，是朱培德收留他，任命他做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培德还是湘赣“剿匪”总指挥，结果招来个同学，在自己老窝里闹“匪”，你让他怎么给蒋介石交代？
别人眼中的一次普通的起义，对朱德来说差不多是最后的一次创业了，他没有了年纪，没有了依靠，没有了朋友，年轻时积攒的人脉都用光了，他已没有退路，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10月下旬，部队转战至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朱德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大家一起讨论怎么办。
会上，朱德发表了堪称力挽狂澜的讲话。他坦然承认“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直面客观的形势，不装腔作势。
然后，他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最终迎来1917年胜利的例子，鼓舞大家：“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
这时，有人提出：“我们以后该怎么办”，朱德成竹在胸回答：“打游击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
我们看看朱德是怎么把队伍凝聚起来的，他首先画了一个大饼。这很重要，绝境里面，就是需要这样的饼。其次，他还指出具体怎么办，不仅有理想，还有方法。
怎么样，是不是完全打破了印象中朱德是一个没有多少理论知识的老农民的形象？如果我们换一些便签，如晚清秀才、讲武堂优秀毕业生、中将宪兵司令、哥廷根大学留学生、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生，是不是会感觉朱德不一般？未来的红军之父，其实是个优秀的思想家、实干家。
这次思想整顿极大了振奋了军心，唤起了部队的士气。虽然，仍有人离队，但留下来的骨干信念更加坚定，部队开始稳定下来，成为转战途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第二次，10月底，部队到达赣粤边境的大余地区，进行了组织整顿和部队整编。
由陈毅主持，整顿党团组织，重新登记了党、团员，成立了党支部，并将一部分党、团员骨干分配到各个连队，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一举措，从根本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由王尔琢负责，整编部队建制，取消了已不适应实际情况的“军、师、团”空架子，将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和1个重机枪连。经过整编，部队指挥更加顺畅，组织更加精干。
11月上旬，部队进入崇义县上堡一带山区，朱德开展了20多天的第三次整训。
首先是严明革命纪律。针对此前在信丰县城出现的少数士兵抢劫、吃喝不给钱等违纪行为，朱德、陈毅果断处理，枪决了严重破坏纪律的士兵，并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必须全部归公，铁的纪律使部队的向心力增强。
其次，开展系统的军事训练，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并提出了适应新形势的战术转变，从打大仗、硬仗，转变为打小仗、打有把握的仗。
以上三次整顿后来被称为“赣南三整”。时间虽短，但意义深远。它将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和军事训练有机结合，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异曲同工，使一支濒临绝境的旧式军队开始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转变，为后来发动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赣南三整”，情绪价值提供到位，纪律作风强化，党的组织成立，起义部队没有垮掉，反而拧成一股绳，最终活了下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接下去将会登上井冈山，构成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中，排名第一的第一方面军的重要班底。
纵观南昌起义，最大的亮点是朱德的崛起。五年前，他是个被通缉的落难军阀将领。一年前，他是个在莫斯东方大学接受培训的普通干部。几个月前，在起义部队中他还只是个中层军官，一直在核心决策圈之外。然而，日后当人们讲起南昌起义时，朱德将成为第一号代表人物。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真正的领袖并非始于高位，而是在危局中挺身而出的担当、在困境中指引方向的智慧，这是他“红军之父”称号背后最厚重的注脚。
后来，毛泽东说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诚哉斯言！
周恩来身后是朱德，这是历史化的场景，不是事实
本篇完，下篇预告：粟裕的生前身后事（7），粟裕的第二次负伤
参考文献
1、《粟裕传》：2007年，《粟裕传》编写组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2、《粟裕回忆录》：2007年，粟裕，解放军出版社
3、《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楚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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