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书接上文。
在严酷的现实环境中，中共完成了策略上的转变，决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张国焘作为这个过渡时期的决策主体——临时中央常委会的重要成员，参与了这个转变过程。
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决定秋收暴动的同时，还决定联合看起来有进步倾向、并且受中共影响颇深的的张发奎部，打回广东，继续革命。
中央派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前往九江，执行这一计划。
但当他们到达九江后，现实给转变中的中共上了最后一课，张发奎这时已经开始显露真面目，公开拥汪，并开始在军中限制、驱逐共产党员。
于是，李、邓、谭等人与先期到达这里的聂荣臻、叶挺、恽代英等人召开谈话会，他们一致认为，联合张发奎的计划已经不可能，目前应该利用自己掌握的力量，在南昌举行暴动。
之后，李立三、邓中夏到庐山，向正在这里的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瞿秋白征询意见，鲍、瞿亦完全同意，随后即到武汉向中央做了报告。
临时中央和来华不久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立即表示了同意。
张国焘、周恩来、罗明纳兹、加仑召开会议，对起义的各项事宜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并决定派周恩来到九江，传达中央决议并具体负责起义工作。同时电告国际，请求指示。
会后，周恩来即赴九江。
周恩来刚离开，罗明纳兹即收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大意是：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把张发奎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
而且，国际不会提供经费，并禁止苏联顾问参加暴动。
如什么，则什么，这种句式，显然国际也没有明确意见。
不出钱、不出人，显示出国际对此没有信心；但不这样做，在当时形势下又当如何呢？
更何况，当时刚刚出现过针对国际领导的质疑，尽管最终决定不提国际领导的责任，维护国际威望，但终归会对国际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
这大概就是国际出现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的原因。
这种态度及其背后的用心我想当时中共及国际代表都能会心，故而在讨论时也并未做出十分明确的决议，否则与会众人就不会在事后对这个问题产生不同的理解并产生争议。
而这种模棱两可处，正是考验一个人成色的重要关节。
事当两可，可左可右，你怎么理解，怎么选择，显示出的往往就是一个人本色了。
而张国焘正是在这种两可之处几乎下意识地表现出其内在的软弱和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本色。
2
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罗明纳兹及临时中央决定派张国焘亲自去传达国际指示，并要其“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
我们不确定这里面有没有党内斗争的成分在（张国焘本人认为这是在中央扩大会议前有意支开他），或者他确实觉得不易执行，因而一向热心具体事务的张国焘也是极不情愿地前往的。
事后看，这件事也确实让张国焘惹上了大麻烦。
但从个人方面来讲，“如毫无胜利的机会”这道开放式的主观题也确实是一种真正的考验，它考出的是一个人真实的内心，没法取巧，不能作假。
一般来讲，一件你想做的事情，是不会“毫无胜利的机会”的，否则根本想都不会想；但反过来讲，也肯定没有一件事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无论多容易的事，都是如此。
所以，这里更多考验的不是一个人的理智，而是勇气、决心、心胸、信念、甚至忠诚、信仰等非理性因素。
在一些艰难险阻的，充满未知的事情中，正是这些非理性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成功的人物未必比你更聪明，但一定比你更勇敢、更坚韧，更一往无前。
聪明绝顶的张国焘在这个考验中显然没有过关。
所以，张国焘最终的失败绝非偶然，在这种时刻他所显示出的这种软弱和动摇，即是决定其最终命运的枢纽。
3
事实上，张国焘在没有“考察情况”时即有了“决策”。
他出发时即“心情很不愉快”，“认为南昌暴动并无成功的希望，不免有进退两难之感。”“对未来的局势发展如何，实在有点茫然。”“愤慨、反抗和苦闷、思想模糊不清，以及对暴动失败后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的顾虑，各种复杂心情交织在一块。”
您可能会有这种经验，一件事情，即便大有希望，在做以前如果是这种心理状态，那大概率最终是会放弃的，做了，也大概率是做不成的。
他没有信心，不敢冒险，在他看来，还是要联合张发奎部共同回师广东才是可行之计。
要稳，要硬争取张发奎，没有这个大腿，那就不能干。
因此在到达之前，他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态度。
张国焘到达九江后，即召集这里的同志开会，传达国际指示，并提出应重新讨论暴动问题。
但恶劣形势中长久的压抑，对国民党的彻底失望，以及危急时刻力挽狂澜的慷慨激昂的心情，使大家都处在一种狂热的状态中。
与会众人都表示这事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
据张国焘回忆，一向好脾气的恽代英却表现的最为激昂。他痛斥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昏聩，害死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对阻止南昌起义的指示，表示“誓死反对”。并直白地表示，如果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他。
张国焘很惊讶，因为恽代英“平时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但同时表示，他理解恽代英这种表现是因为“积压已久的愤慨”，并钦佩他的坚毅精神。
在党内有“甘地”之称的恽代英
他确实不得不钦佩。他也很明白，他也有相同的经历，但显然他自己没那么愤慨，没那么狂热。
此处如此，张国焘遂决定到南昌后再做工作。
出发前，他向南昌前敌委员会连发两份电报，大意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
但南昌的气氛也同样热烈，大家无不慷慨激昂，认为暴动绝不能停止，一切准备活动仍应继续进行。
30日，张国焘到南昌后即召集前委开会，传达他所理解的国际指示。
这里就充分显示出张国焘的底子了。
前面我们提到，国际指示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不可举行南昌暴动。
这句话怎么理解，大有意味。
有什么事会毫无机会呢？在武汉中央讨论时，大家就认为，即便在汉口，也不能说毫无机会。
但张国焘出于内心的软弱，他就理解成如果不能稳拿，那就不能干。
所以，他在传达时，把这句话表达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
这就完全是另一个意思了。也就是说，百分百能成，就干，否则，就不能干。
而“如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可举行暴动”，意思显然是如果一点胜利希望没有，百分百失败，那就不能干。
张国焘这种明显的歪曲传达，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本质上都反映出其内心的软弱。在任何事业中，这都是致命的大缺陷，它最终会消解掉你所有的才智和努力，在根底上决定着你最终的结局。
展开一点说，你觉得这样的人在革命低潮期能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别人提出来告诉他，他能相信吗？他聪明至极，以其才智所及的预见性，我相信他不可能认为革命一点希望也没有，但他更知道这里边的艰辛曲折、千难万险，这个过程他不能承受，他不相信自己能熬过这样的过程。星星之火，是可以成燎原之势，但万一不行呢？即便行，那什么时候能有这个结果呢？要经过怎样百转千回的曲折才行呢？心里打鼓，就是退堂鼓，犹疑不定，事实上就是已经放弃了。这个在大革命失败的过程中曾早早提出“整军经武”口号的颇有眼光的领导者，事到临头却先萎了。一怕即慌，一慌就乱，一乱，才智和见识都无影无踪。
我们回到当时情境。
张国焘在这种歪曲传达后，他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
这是纯幻想。以张国焘的聪明不可能连这点都不明白，更何况之前他在党内也一直是相对理智的一位，但正如前边所说，软弱会束缚心智，人害怕了就会变傻，张国焘这种傻话显然是乱了方寸。
自然也是遭到一致的、强烈的反对。
周恩来拍了桌子，甚至赌气不再继续负责了。多年后周恩来回忆，还说这是他平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拍桌子。
谭平山甚至找了一个师长，要把张国焘干掉，幸亏这位师长觉得事关重大，请示周恩来，周制止了这种行为。
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按照组织原则，并不能以多数来决定，所以互不相让的双方并未做出决议，会议不欢而散。
张国焘很执拗，会上无法解决，会后就找人进行个别谈话，试图各个击破，但他遭到的仍是无一例外的坚决拒绝。
见无计可施，又变换策略，他先表示尊重多数人的意见，然后以起义宣言文字不妥为由，提出要进行修改，借以拖延起义时间。这点小伎俩自然没用，周恩来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
31日，继续开会讨论。
会上争吵无果，一时陷入僵局，关键时刻，叶吕端就像他以后那样，及时传来消息，张发奎、汪精卫、孙科等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张发奎二方面军已决定“清党”，并且，汪、孙、张要在8月1日来南昌，实行“清共”，解除贺龙、叶挺的兵权。
情势危急，已没有任何可供幻想的余地了，张国焘这才不得不同意了起义计划。
南昌起义的指挥中心江西大旅社
4
南昌起义后，张国焘辗转返回上海，这时已是八七会议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了。
南昌起义（油画）
对此张国焘心中惴惴，到上海之前他就看到了八七会议发布的《致全体党员书》，用他的话说就是，“读了又读，有不少的感想。”
对他而言，形势不妙。
之后，他在《中央通讯》上看到张太雷在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报告中涉及到张国焘在南昌起义中的表现：
“…故造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励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张国焘知道这个指控的严重性，他立即给中央写信进行辩护。
张国焘不承认“假传圣旨”。
他叙述了南昌起义前7月26日会议的情况以及自己去九江、南昌的经过，他说26日会议上国际的指示时，不再像在南昌时那样，说成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而是原来的“如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
所以，张国焘有没有在文字上玩弄手腕？如果是，不可原谅，如果不是，那就是一种慌乱中的发自本心的误读，类似于看到半杯水，你是说“还有半杯呢”，还是说“只剩半杯了”，这种无意识流露出的软弱和动摇对一个革命者而言更是大问题。
在具体辩解中，张国焘也承认了，会议并未有明明白白的不支持起义的说法，他是从会议讨论的情况自己“分析”，从而“认为”大家总的倾向是：推迟起义，避免过早与张发奎分化。
也就是说，即便按张国焘自己的那种在辩护情形中常常不自觉夸大的说法，顶多也就是他主观“认为”，大家有这种“倾向”而已。
以他说的这种情形，即便他真的觉得大家有这种倾向，在南昌了解到具体情况后仍坚决反对，这也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中央有要他“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的明确说法。
而他在路上就已经有了阻止起义的想法。
他自己也承认，“始终认为对于暴动应取慎重的态度，不应过早和张发奎分化。”
所以，无论如何，即便张国焘辩护之词中说的全是真的，他阻止南昌起义的错误也是难以解释的。
他不冤枉。
他最终的结局自然也不冤枉。
附：
十一月扩大会议给张国焘的处分决定：
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动摇。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中央通讯》发表的中央复张国焘的信：
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行，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