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遇春为啥没在赣州屠城?

      常遇春在赣州之战中选择“不戮”赣州人，是他的军事智慧、政治远见与个人伦理觉醒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决策既打破了元末战争中“屠城立威”的常规逻辑，也为明初统一战争中的“攻心为上”策略提供了典范。

     常遇春作为元末明初最具冲击力的将领，素以“敢战敢死”著称，史载其“每战必冲锋陷阵未尝败北”，但赣州之战（1365年）的特殊性促使其调整战术。当时赣州为陈友谅余部熊天瑞占据，城防坚固且军民坚守，若沿用此前“破城即屠”的惯性策略（如1359年攻克衢州时曾纵兵杀戮），虽可迅速破城，却将激化江西全境反抗情绪。 

     此时朱元璋集团已从“割据势力”转向“统一政权”，急需争取江南民心以巩固统治。常遇春在谋士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建议下，意识到“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战略价值，通过“不戮”展示明军的“仁德之师”形象，既能瓦解赣州守军抵抗意志，又可辐射周边州县（如南安、汀州等地）的归降决心。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军事服从政治的体现，从单纯追求“军事胜利”转向兼顾“战后治理”，而常遇春兵团“攻无不克”的战斗力，为其实施“不战而屈人之兵”提供了底气。

       元末群雄并起时，各路军阀普遍以“屠城”震慑对手，如张士诚部将吕珍曾屠常州，陈友谅更以“坑杀降卒”闻名，导致百姓对军队极度恐惧。朱元璋欲争夺天下，必须塑造“天命所归”的正统形象，而“止杀”正是其区别于其他势力的政治符号。早在1356年攻克集庆（今南京）时，朱元璋就提出“克城勿妄杀，民乃吾民也”，但麾下将领执行参差不齐，常遇春早期亦有屠城记录。 

     至1365年，随着朱元璋势力范围扩大，“军纪整肃”被提上日程。赣州作为江西南部重镇，其处置方式具有示范意义，若屠城将坐实“暴兵”骂名，若招抚则可向江南士族与百姓传递“明军不同于元军、义军”的政治信号。常遇春的“不戮”决策，实则是对朱元璋集团“收买人心”战略的具体实践。此战后朱元璋对常遇春的封赏升为“副将军”，既是对其战功的肯定，更是对其“政治成熟”的褒奖，标志着常遇春从“纯武将”向“懂政治的统帅”转型。

     常遇春出身寒微（原为绿林好汉），早期作战以“猛”著称，甚至因“嗜杀”受到朱元璋告诫。但随着地位提升与眼界开阔，其个人伦理逐渐受到儒家思想影响。赣州之战前，他目睹长期战乱导致的民生凋敝，如江西因陈友谅苛政与元军劫掠造成人口锐减三成，开始反思“杀戮”的意义，若破城后百姓尽亡，土地与城池便失去价值。常遇春与儒士集团的互动也推动了其观念转变，如谋士刘基（刘伯温）曾以“王者之师，顺天应人”劝谏，引用《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使其认识到“仁”比“勇”更能巩固胜利。赣州之战中，他不仅“不戮”，更约束士兵“秋毫无犯”，甚至开仓赈济饥民，这种行为既是战略需要，也暗含个人对“武将价值”的重新定义，从“以杀立威”到“以仁取信”，而“奇哉常十万”的后世评价，正是对其个人伦理升华的肯定。

     元末战争的残酷性远超历代，屠城、坑杀、掳掠成为常态。据《元史·刑法志》记载，元军对反抗者“拔其城则尽屠之”，导致“中原千里无人烟”；而红巾军也常以“屠城”发泄对元廷的仇恨。在这种“暴力循环”中，常遇春的“不戮”具有颠覆性意义，他打破了“强者必嗜杀”的逻辑，证明“仁者亦可有勇”。赣州之战的成功，守军最终开城投降，熊天瑞仅带数骑逃走，更以事实验证了“止杀”的可行性。此后常遇春在北伐中进一步贯彻这一策略，如攻克东昌时严禁杀戮。甚至影响了徐达等将领，1368年徐达攻克元大都亦下令“秋毫无犯”。可以说赣州“不戮”不仅是个人决策，更是对元末“战争伦理”的拔乱反正，为明初社会秩序恢复奠定了基础。

      常遇春“不杀赣州人”的决策，绝非单纯的“仁慈”，而是军事理性、政治需求、个人成长与时代背景交织的产物。这既体现了常遇春兵团作为“明朝第一猛将”的战术灵活性，也折射出乱世中“暴力与仁德”的辩证关系---真正的军事胜利，不仅在于攻克城池，更在于赢得人心。这一事件之所以被后世文人反复称颂，正是因为他在“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中，保留了一丝人性的光辉，也为中国古代战争伦理提供了“止戈为武”的鲜活案例。（杨心乐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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