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来路,方能坚定前行——读《南昌律师二十年》一书有感

前言

两年前，徐建章律师将他倾注心力所著的《南昌律师二十年》赠予我时，我郑重接过，却未曾料到，真正静下心来通读此书，竟已迟至今日。彼时只道是同行兼同事的一份厚谊；如今掩卷回望，方知这不仅是一部地方律师行业的口述史，更是一面映照中国法治进程的明镜，一册承载职业精神的“实践指南”。

在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当下，重读这样一部扎根于1979--2000年南昌律师群体真实经历的著作，恍如穿越时光隧道，亲历那个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市场执业者”的艰难转型年代。

书中二十位律师的口述，没有宏大口号，只有写代书收5元、出差补贴8角、为“反革命报复罪”据理力争的细节——正是这些朴素而坚韧的片段，拼凑出中国律师制度从无到有、从依附到独立的完整图景。

我们享受着行业市场化、专业化带来的便利与尊严，却往往淡忘了这份职业自由背后的制度突围与个体牺牲。徐建章律师以“口述史+专题史”的创新体例，不仅保存了珍贵的行业记忆，更揭示了一个根本命题：律师的价值，从来不在案源多寡或收入高低，而在于是否始终以专业守护公平、以勇气对抗不公。

这篇读书笔记，是我对这部“律师行业教科书”的致敬，亦是对自身职业初心的一次叩问。愿我们不忘来路，方能坚定前行。

                        —— 于2025年冬

《南昌律师二十年》读后感

我所高级合伙人徐建章律师所著《南昌律师二十年》，以1979年--2000年南昌律师行业发展为核心，融合口述史记录与专题史研究的行业专著，既呈现微观个体命运，也勾勒宏观制度变迁，是观察地方律师行业与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样本。

本书以“二十位南昌律师的口述”的方式，通过对20位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代表性律师（如50年代老律师于巾魁、律师制度恢复后首批从业者刘化时、跨界转型律师汤忠赞等）的访谈，以第一视角还原律师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执业细节：从早期“写代书5元、办刑案20-30元”的低收费时代，到严打时期的辩护困境，再到90年代“下海”创办合伙所的突破；既记录个体对职业的坚守（如汤忠赞从保卫科长转型律师、拒绝企业副经理提拔），也呈现行业痛点（如早期律师“国家法律工作者”身份带来的执业束缚、国办所时期的编制限制）。

本书通过专题研究“南昌律师工作史”，系统的梳理南昌律师制度从恢复到转型的完整脉络，聚焦三大核心阶段：

（1）恢复初期（1979-1982年）：1979年随全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南昌市法律顾问处，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实施，明确律师“国家法律工作者”定位，为行业奠定制度基础；

（2）机构转型期（1984-1986年）：1984年南昌市法律顾问处重建，1986年撤销顾问处、设立律师事务所，标志南昌律师机构从“行政附属”向“专业执业组织”转变；

（3）市场化突破期（1992-2000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影响，1993年起南昌律师从“国办国资”模式转向“合作合伙”模式，一批律师辞去公职创办合伙所（如江西阳光律师事务所、江西沃德律师事务所），2000年国办所全面脱钩改制，完成行业市场化转型。

此外，书中还穿插江西省律师事务所等核心机构的崛起历程，以及“老中青三代律师群像”（如周兴武、何大年等中青年律师的成长轨迹），凸显个体命运与行业生态的深度绑定。

（一）体例创新：国内首次将“口述史”与“专题史”结合，既保留鲜活的个体经历（如刘化时回忆重建法律顾问处的细节），又具备严谨的制度分析，兼顾可读性与学术性；

（二）制度镜像：完整记录地方律师制度从“国家包办”到“市场自主”的演变，关键节点（如《律师暂行条例》实施、合伙制落地）与全国律师行业发展同频，是中国律师制度改革的“地方缩影”；

（三）信史价值：作为国内首部聚焦地方律师行业的口述专著，第一手访谈资料填补了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被评价为“律师行业的教科书”；

（四）精神传承：通过不同年代律师的职业选择（如于巾魁“两度从业”、熊朗秋放弃铁路编制做律师），呈现法治精神的代际传递；

（五）细节质感：访谈录部分还原早期执业场景（如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出差补贴8角/天），专题研究部分数据翔实（如1981年全省律师办刑案1133件、收费2.2万元），兼具故事性与专业性。

作为法律从业者，《南昌律师二十年》不仅是一部行业史，更是理解律师职业本质、法治发展逻辑的“实践指南”，可从四个核心维度解读其价值：

书中清晰呈现南昌律师制度的“三次身份突破”，恰是中国律师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缩影：

（1）1982年“国家法律工作者”定位：早期律师依附于行政体制（如法律顾问处隶属司法局、需事业编制），虽解决了行业恢复初期的“身份合法性”，但也带来束缚——律师与公检法“同质化”，难以独立履职（如书中提及“律师带行政人员会见当事人”的松散管理）；

（2）1993年合作制/合伙制突破：以江西华赣律师事务所、南昌市第三律师事务所为代表的合作所，首次实现“不占编制、自收自支”，律师从“拿财政工资”转向“凭专业创收”，打破“铁饭碗”逻辑；

（3）2000年国办所全面改制：国务院要求自收自支国办所与政府脱钩，南昌4家国办所（如南昌市第一、第二律师事务所）转型为合伙所，彻底完成“行政属性”向“市场属性”的转变。

这一过程印证：律师职业的核心价值在于“独立与专业”——只有脱离行政依附，才能真正发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监督法律实施”的职能。当下年轻律师面对的“专业化、市场化”竞争，本质是这一改革逻辑的延续。

书中20位律师的经历，勾勒出律师职业“精神觉醒”的轨迹，对当下从业者极具启示：

早期律师的“生存与坚守”：恢复初期律师面临“低收费、高风险”（如汤忠赞办刑案遭公诉人质疑、刘化时为被告人辩护被法官告状），但仍以“敢辩、真辩”守护法治底线——如为邹某铭“反革命报复罪”申诉，最终推动改判无罪，体现律师“对抗不公”的初心；

中年律师的“突破与担当”：90年代律师“下海”创办合伙所，不仅是职业选择，更是对“专业价值”的认同——如周兴武等6人放弃国办所编制创办江西阳光律师事务所，推动南昌律师提成制改革（从30%提至60%），激活行业活力；

年轻律师的“传承与创新”：书中提及的“以老带新”传统（如刘化时带汤忠赞办第一个案、张马力带周兴武出庭），至今仍是律师行业的“传家宝”——年轻律师需明白：职业成长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对“法治信仰”的继承。

这些故事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律师的“价值”从不只是“赚钱工具”，而是“通过专业推动公平正义”的社会角色——这也是当下律师应对“职业倦怠”“利益诱惑”的核心底气。

书中隐藏的早期行业实践，对当下律所运营、律师执业仍有现实意义：

案件集体讨论制度：恢复初期法律顾问处“每案必讨论”（如徐若英为陈某恒辩护前，全所集体分析案情），虽源于“人才短缺”，但本质是“控制执业风险、提升办案质量”的有效手段——当下规模化律所的“疑难案研讨机制”，正是这一传统的升级；“以老带新”的传承模式：早期律师通过“师傅带徒弟”（如周兴武师承张马力、张工师承刘化时），实现“实务经验+职业伦理”的同步传递——对比当下部分律所“重业务、轻传承”的倾向，这一模式更能培养“有温度的律师”；行业协作的重要性：书中提及1991年江西首届律师辩论赛、1984年全省律师资格考试，均体现“行业联动”对人才培养的价值——当下律师行业的“专业化联盟”“青年律师培训计划”，本质是对这一逻辑的延续。

对年轻律师而言，这些历史经验提醒：执业不仅要“懂法律”，更要“懂行业、懂传承”；对律所管理者而言，“规模化”不是唯一目标，“制度建设+文化传承”才是长久之道。

南昌律师的20年，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微观切片”——书中诸多细节，印证律师行业与法治建设的“共生关系”：

1983年严打时期，律师坚持“罪刑法定”辩护（如刘化时为徐某远抢劫案提出“间接故意”辩护），推动司法从“政策导向”向“法律导向”转变；

90年代为外资企业提供服务（如成新生为美国PPG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律师成为“对外开放的法治纽带”；

2000年改制后，律师参与国企改制、上市公司法律服务（如方世扬为江西纸业提供上市法律服务），成为“市场经济的守护者”。

这些经历说明：律师不仅是“案件代理人”，更是法治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正如书中所言，“南昌律师的20年，折射出中国律师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当下律师参与“法治政府建设”“企业合规”“基层治理”，正是这一角色的延伸。

《南昌律师二十年》不是一部“怀旧之作”，而是写给所有法律从业者的“职业启示录”：它让我们看见，律师行业的发展，是从“依附行政”到“独立专业”的突破；律师职业的价值，是从“生存驱动”到“法治信仰”的升华。对年轻律师而言，读懂这部书，能更清晰地理解“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整个行业而言，这部书的价值在于“留存记忆、传承精神”——唯有铭记历史，才能更坚定地走向法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