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昌大学到江西师院:生物学系峥嵘十三载(1949-1962)

按语：解放前生物学系九年办学史此前推文烽火弦歌：中正大学生物学系纪略已作介绍，本文概述生物学系自南昌大学到江西师院十三年办学历程如下：

一、从三道桥到“老飞机场”

解放的烽烟甫定，更名南昌大学后，学校不是立马就从望城岗搬到了今天的青山湖（“老飞机场”），而是散布于整个南昌城。其中，植物学系、动物学系所隶属的理学院落脚三道桥（现东湖区南昌市保育院），接管原江西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作为临时院址。师生用手推车将仪器、药品、标本等一一搬进城内，历经一个月的修葺，理学院在12月19日正式开课。

三道桥院址狭小，仅有四幢砖房和一栋竹筋泥巴工场。植物学、动物学两系四个年级在校学生48人。房屋不敷分配，女生勉强挤住校内，男生则散居附近民房和私立行健、正大中学。两系仅有显微镜39台、切片机3台、解剖工具（刀、剪、镊子）37把，但教学终于重新开展。

南昌大学理学院动物学系1949级同学合影

严楚江、陈梅生、林英、黄新和、雷震、尹长民和余名仑等7人继续留任外，植物学系还选留毕业生施一平、龚明暄为助教，动物学系经农学院杨惟义介绍，从中央大学新调入副教授邓宗觉并代理动物学系主任。植物学系主任由陈梅生担任。和平初定，两系同仁按新民主主义教育要求修订教学内容，新开出课程20门。

永久校址确定后，理学院于1950年3月16日再次搬迁。响应“劳动建校”的号召，师生肩挑手扛，将桌椅、仪器等又搬出城外，迁往东郊的“老飞机场”（即现青山湖老校区）。期间，在系任职最久的严楚江教授离校转聘北师大。限于师资及设备，动物学、植物学两系于1950年暑假重新合并为生物学系，恢复旧有的分组教学。系主任由4月新到校的吴功贤（伦敦大学博士，原中央大学、无锡私立江南大学教授）担任。

吴功贤（1903—1987）

1950暑假，三年级学生分赴庐山和烟台、青岛采集标本，原正大农艺系教授黄齐望受吴功贤、杨惟义邀请重返母校，毕业生薛士良留任动物组助教。1950-1951学年，生物学系教授有吴功贤、陈梅生、黄齐望，师资力量虽说无法企及鼎盛时期，但仍居理学院前列，学生人数为理学院之冠。

建国初期举国上下“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生物学系也不例外：设普通动植物、进化论两个教研组，邓宗觉、吴功贤分任组长；第一次统一了教材和教学进度；后被批判的“米丘林方向”的“新遗传学”也开始进入课堂，并引发师生相当长时间的困扰。

南昌大学、江西师院时期生物学系办公和实验“王字楼”

因为没有专门实验室，生物学实验只能借用光线不足的教室开展，观看显微镜费力，且每次实验都得临时布置。在废弃厂房上建设一座新校园，用钱的地方很多，1950年就已选址要建的实验室在1952年终于落成。二层小楼造型俯看像个“王”字，今天的师大人更习惯称呼其“王字楼”。

南昌大学华南农垦调查队在海南开展橡胶树宜林地勘察

这一时期科研工作难成体系，但紧密结合国家需要。为了突破美国对华橡胶资源进口封锁，1952年2月，林英、陈梅生等率生物学和森林学两系高年级学生组成“南昌大学华南农垦调查队”，前往海南和雷州半岛，不畏炎热和蚂蟥叮咬，开展了历时四个月的橡胶树宜林地勘察。

勘察工作甫一结束，森林学系同学接到通知，收拾行装北上武汉华中农学院。全国院系调整的风终于吹到了南昌大学。

二、分流与传承

生物学系调整到中山大学的安排是在一年后才确定的，而生物科能被留下还有个插曲。

在此之前，为培养中学教师，南昌大学于1951年夏设立师范部，新设了包括生物科在内的九个专科。生物学系和生物科同时并存，生物科的教学和管理由生物学系负责，生物学系主任吴功贤兼任生物科主任。

1953年6月南昌大学生物学系毕业班同学在“老飞机场”留影

1953年暑假，生物学系和师范部生物科师生分两路开展野外实习：由林英带队，施一平和赵保惠为助教，率植物组和生物科学生28人于8月16日上庐山牯岭；邓宗觉、曾小鲁、林光华和薛士良等率动物组学生8人奔赴广州海滨。

临行前，学校对生物学系（科）暑期实习计划和经费预算的批示预示着别离：“如学生调入广州中山大学，则不必回来，去的路费可并入院系调整经费内计算，回来路费亦不必算入，但在未公布前，仍照本预算执行。”动物组这八名学生是否曾回望一眼南昌的烟雨，无从可考，但邓宗觉等教师显然回到了南昌。

最初公布的院系调整方案令人颇感意外，留下的师生只办专科且生物科也将撤销。方案到暑假后才变更，“江西师范专科学校筹委会”更名“江西师范学院筹委会”，生物科获准继续保留。9月19日，学校呈报中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增聘已升等为教授的邓宗觉为筹备委员。

邓宗觉（1916-2019）

尘埃落定，生物学、数学两系尚未毕业的本科生结伴南下；生物学系师资则呈现四向星散的图景：系主任吴功贤北上武汉珞珈山，陈梅生、尹长民西往长沙岳麓山，黄齐望、谌亚英同往在南昌莲塘新设的江西农学院，南大时期选留的助教赵保惠、施一平则分赴华中师院和浙江农学院。

与生物科二年级43名学生一同留下的教师有：邓宗觉、林英、黄新和、余名仑、林光华、曾小鲁、薛士良、龚明暄、吴国梅、吴士桢（原体专并入）、张振民（刚毕业分配到校）。生物科主任改由邓宗觉担任。正大、南大生物学系的学脉，以江西师范学院生物科的名义继续留存、生长。

在此期间，生物科从江西、湖南两省小学教师和师范毕业生中选拔新生62名，并由河南平原师范学院（现河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并入一班新生39名。1953年11月新生开学报到后，江西师范学院生物科共有2个年级、3个班学生144人，人数冠绝七科。

三、生长在青山湖

11月9日，江西师范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教育部副部长韦悫出席典礼并寄望学校“要为培养合乎国家要求的师资而努力”。

院系调整令学校大伤元气，教学人员“思想情绪极不稳定”，上到学校下到生物科，大家花了近一年时间才从“忙乱”中稳定下来。1954年9月，江西师范学院第一批本科生进校，生物科升格为生物学系并成功招收本科生28名，是师院3个最早招收本科的系之一。生物科同时招收二年制专科新生71人。本专科同时招生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57年。

由于办学体制的重大转变，生物学系培养目标转向中学师资，但高年级学生的野外实习作为传统，仍在鄱阳湖的浩渺烟波和庐山的云雾松涛间延续。1956年3月，生物学系还接管了原南昌大学农学院留下的彭家桥农场作为实验农场，种植蔬菜、水果和水稻。从外地成功引种出橄榄、花菜和西红柿等，首次亮相于南昌市集。

由于招生人数激增，教师又大多缺乏师范教学经验，教学任务繁重。尽管如此，林英、黄新和所在的植物学教研组，邓宗觉所领导的动物学教研组，仍率师生持续开展资源调查和采集工作，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出版了《初中植物举例》《植物手册》《南昌树木名称》《南昌经济植物志》《江西鄱阳湖鱼类志》等。

林英（1914-2003）

林英副教授显然是师院时期的“科学明星”。他曾多次受邀参加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海南岛五指山、罗吊山原始森林调查，并在国内最早开展泥炭沼研究。1955年，他在南昌西山洗药湖发现泥炭藓沼泽，发表论文《南昌西山泥炭沼泽的初步研究》，首次揭示中国亚热带山地泥炭沼泽的植被组成与形成机制，为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关于“庐山第四纪冰川”学说提供关键植物生态证据，被评价为“中国亚热带泥炭沼泽植被研究开篇之作”。

林英副教授声名鹊起，很快被推荐获评“南昌市劳模”、“全国先进工作者”，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57年公派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植物地理学，成为江西师院国家公派留学第一人。林英学成归国后升任生物学系副主任，实际主持系务工作，并创建国内首批“地植物学研究室”。

林英启程留苏前，中正大学首任校长、生物学系的缔造者胡先骕于5月31日下午3点抵达南昌，应邀在师院讲学三个星期。此时距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号召才一年，为了“活跃学术风气”，胡先骕以“著名植物分类学专家”的身份受邀举行植物分类专题讲座。讲座从6月3日持续到30日，每周三次，每次讲座一下午。讲学内容分三个专题：栽培植物的起源、塔赫他间的被子植物的起源、水杉的发现及其重要科学意义。这是胡先骕于1946年离昌后首度回校，也是最后一次。

1957年《江西师院》关于胡先骕来校讲学报道

1958年开始“大跃进”和“教育革命”，生产劳动成为重要的教学内容。除了实验农场，生物学系还新办了生物切片厂和细菌肥料厂，一度增设动物饲养、作物栽培等课程，倡导以“田间牧场为课堂实验室”，实行教学、科研与生产“三结合”。1959年之后出现“三年困难”，生物学系在大礼堂旁搭起水泥台子养小球藻，改善师生营养；尝试用稻草做“饼干”，生产粮食替代品以渡时艰。

从外部来看，“大跃进”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我省高校数量的过度扩张，由1957年的4 所上升到1960年的42 所（尚不包括未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的高校）。一水之隔的生物学系实验农场被水利厅部分征用，新办起“江西水利电力学院”（即现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彭家桥校区）；1958年成立的“江西大学”两年后在农场北面新建校舍，并也办起了生物学系。又两年后，两个生物学系成为了一家人。

四、分别与回声

江西师院的专业调整工作早在1961年便开始进行。按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中央、省委“精简机构、压缩编制”的指示精神，此前在“大跃进”期间新办的政治系、地理系于1961年便停止了招生。江西体育学院并入江西师范学院成立体育系也进入议事日程。

由于相关档案暂未开放，江西师范学院生物学系并入江西大学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此项调整与上述背景相关。《江西大学校史简编》的表述也证明了这一点：“1962年4月4日，江西省教育厅通知：根据‘八字’方针精神，经中共江西省委文教领导小组决定，江西师范学院生物系并入江西大学生物系。”

生物学系的搬迁与江西体育学院的并入几乎同期进行，并持续到暑假结束。

1962年6月26日，江西师院呈报省委宣传部一份题为《关于体育系设置及职工配备的补充意见》（赣师发62年47号）的档案材料提到：“省委已决定将我院生物系并入江大，因此体育系运动人体解剖学课程，无人开设，我们拟将我院生物系陈乔年助教留下，作为体育系运动人体解剖学教师。”

1962年8月底，一份题为《体育系与原生物系搬家情况的报告》档案显示，“并入江大的原生物系有家属的职工九家只搬走五家（内有两家衣物还未全部搬走），还有四家没有搬，江西大学总务处的同志说马上全部搬去有困难，在九月初才能搬完。”

江西师院生物学系1958级毕业留影

此时正遇上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局势紧张，生物学系1958级同学免写毕业论文，于6月3号拍完毕业照后进行战备疏散。但仍有尚未及时离校的毕业班同学参与协助搬家事宜，将王字楼里全部仪器、标本、档案等搬去了湖东岸。亲历者回忆，“连浸泡着福尔马林的尸体都搬走了”。

此前每次上人体解剖课，“大体老师”都是由工人任阿宝从存放地抱到教室去。自1941年来到生物学系做工人，历经中正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院，他须臾不离。在师院时期，他是公认的劳动模范。1961年，他刚转到教学大楼做清洁工人，同时兼负责办公大楼敲钟。

有档案材料显示，1962年7月11和12日，师院党委还曾按省委主要领导指示，就江西师范学院与江西大学两所学校是否合并问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师院党委最后形成三种意见：一种为“可合并，适应精兵简政需要”；第二种为“不合并，但都相对缩小规模”；第三种为“文理科分别合并，江大办理科，我院办文科”。十一位党委委员中，持第一种意见者两人，持第二种意见者四人，持第三种意见者五人。

两校合并事宜此后没有下文。江西师院生物学系三个年级125名学生，随陈乔年以外的所有教职员，悉数到江西大学报到。随携所有仪器、设备、标本等“嫁妆”，其中包括邓宗觉于1952年在中山路菜场购得制作的巨型中华鲟标本，今天仍作为现南昌大学生物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供人观赏。

陈列于现南昌大学生物博物馆的巨型中华鲟标本

因为生物学系长期停办，从师院生物学系毕业的校友此后成了“没娘的孩子”。1969年，江西大学文科一度合并到江西师范学院，更名“井冈山大学”同上拿山沟边，最初也包括江西大学生物学系，后因方案有变未得团聚。

学校不曾停止复办生物学系的努力，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高中生物成为高考科目后。生物学系并入江西大学后，陈乔年奉命留守服务于新办的体育系。1985和1987年，学校曾先后两次向省教委呈请复办生物学系，牵头申报人正是陈乔年，均铩羽而归。直到十年后，在化学系内成功复办生物化工（后改为生物工程）专业。

1990年，陈乔年教授从体育系退休。当年的10月31日，学校迎来五十周年校庆。“江西大学生物学系”给学校发来贺信，信中说：“现在江西大学的生物系是一九六二年由师大、江大两个生物系合并而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师大也是我们的母校。”

那时，江西大学生物学系内仍有曾经在中正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院学习或工作过的校友三十名，他们以“江西大学生物学系全体校友”的身份也发来贺信，贺信中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我们不仅要缅怀前辈的功绩，更应瞻望未来再接再厉”。这是对这段曲折而坚韧历史的最好回声。（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