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监生世家谈科名
余家小蓝村，离城二十五里，当余生时已有七八百烟（与父母兄弟分居，每家各有烟囱，故以烟囱计户），亦有不少人读书，但在清朝二百六十余年，却无一人中举。父老传言，宋明两代发过不少科名，明朝亡国不少人全家自尽，入清朝乃相约不再赴考，以示不忘故主，怀念朱明之意。此事几分真确固难断言，但亦非属体面之词。因族谱记载，明代确有不少科名，即如先祖远葬齐城冈祖山（离家二十余里在城东面），祖坟碑上即载明万历初年曾任云南布政使司，此仅一例而已。
高祖以前，三世独传，代有增殖，高祖福恒公有子七人，延师教读竟无一人入学。曾祖亨锽公早世，曾祖妣涂丁洪杨之乱，携二子到处逃难，寄住亲戚家中，深感当时社会重视科名，土财主应酬贵戚虽肝脑涂地，受之者仍故意露出不屑状态，然又不能不与敷衍巴结。曾祖母为督责二子读书，不知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气，后来知道确实无望，却仍不死心，改寄期望于孙辈，于先伯莱仙公年堪就傅之时，以卑礼厚币，敦聘饱学举人唐梦庚先生到家设馆。先伯总算未曾辜负老人苦心期望，才过二十便轻易入学，翌年补廪，为我家雪了五代监生的耻辱。说也奇怪，好像从此打开读书之门，以后秀才源源而来，连我家近支，三年之内有五人进学，莱仙伯既作廪保，每人的谢礼都在二两以上。亲友都说莱仙伯是真才实学，早晚必然中举，不料我生翌年科举废了。这对曾祖母是一极大打击，因她一生最大的希望是家中有人被人称作老爷，只有中举才适合这种称呼。她想到自己九十岁了，生前不会再有这种希望，再过一年便撒手离开人间。
曾祖母醉心科举也是当时的环境使然。离我家七里青云谱近处的梅家朱姑桥，梅启羲启照是兄弟翰林，石门居的梅汝鼎梅长晖一是翰林，一是主事，家母的堂伯曾秋帆（作舟）先生是进士分发刑部主事，晚年做经训书院山长，惠元里胡家在我出生以后，虽未听说有活着的翰林进士，但中过举的不在少数。这几处都和我家沾亲，他们村上都有好些对大旗杆，祠堂挂满了金字红匾。他们每年也派晚辈到我家拜年，衣冠顶戴粉靴，有的还拖着花翎。我家虽然头上也都带铜顶子，只有先伯一人是功夫考的，连先君在内，祖父叔祖以至曾高以上几代，都是八两银子一个捐的监生，捐监目的与其说是可以参加乡试，沾些便利，毋宁说是遇着涉讼过堂不使屁股挨到板子。在这监生世家只有先君花过三十九两，捐的是未入流的从九品，因为结婚之后翌年新正要出门作娇客，头上有铜顶子才可稍减寒酸的程度。
但我先君本人却没有这种自卑感。这可能是他和有科名的读书人接触太多，他比南昌余仲詹先生（謇）大两岁，两人从小要好，仲詹十六岁进学，十八岁中举，他都送他进场，替他看榜。仲詹去北京进京师大学堂，他从南昌陪他坐小轮到九江，送詹去汉口的江轮，才另赶下水船去上海办货。民国二年以后我到省城读书，新昌胡漱唐先生，丰城熊绎元先生几乎每晚都要到我家坐一二小时。宁都有两位丘先生，哥哥果轩，弟弟潜夫都是进士，只要有空进省，总要到我家书店盘桓好几小时。故先君自己虽非读书人，但因和这类有科名又学问的人士接触多，遂于不知不觉中具有一种尊重学问而不重科名的心理，他常和我说宋公威（育德）先生少年科第，以功名来得容易，性好旁骛，等到需要自己动手之时，便觉眼高手低，不能从心所欲，从民国八九年后又认真读书，才算是具有真才实学的翰林。奉莪先生却一直肯下苦功，发解之后，下闱三年，志在大魁，只中了第十一名进士。公威先生是他堂叔，偏偏点了翰林。听说跑京报的人在他家吃饭领赏之后，准备到别一家去，并说也是奉新姓宋，说出名字之后，正是这个新贵进士公的堂叔公威先生，因此跑京报的便在他们家住上半月才走，领得的赏金也够他半年的生活。我直到民国以后才逐渐了解这些事，我在南昌见过的本省籍的太史公除胡漱唐（思敬）宋公威二先生外，有石城黄棣斋先生，高安蓝太史（钰），丰城张履春，南丰刘未林（凤起），萍乡叶子封，兴国谢敬虚（远涵），南昌梅汝鼎、舒伟俊，新建夏剑丞（敬观）诸先生，先君最敬重的是胡漱唐、夏剑丞、宋公威、谢敬虚诸先生，与胡宋谢三先生俱有深交。另有莲花朱艾老（益藩），九江刘廷琛，一向住在北京，陈伯严（三立）先生虽有大名却非翰林。这时南昌知名的读书人还有魏紫侯、建侯昆仲，一为进士，一为分部主事。梅长晖先生为分部主事，先君和他们只是认识，并无深交，我却从未见过。饶晋伯（孟任）是末科连捷的进士，称为八个月的大人。江西一班的称呼，对进过学的秀才称先生，中举以后称老爷，中进士称大人，他从童生进学、中举、中进士，一连的得意只有八个月的时间，所以叫作八个月的大人，又叫平地一声雷。（新建程道存是否翰林，此时已记不清了）
南昌和新建同在一城，上三路属新建，下三路属南昌。这两县的人口财富，新建不如南昌，论科名南昌不如新建。两县的县学和考棚都在一起，新建县学门前有一大桥横跨西湖，名跃龙桥，是直通进贤门的大道至沐英城转入进贤门，据说这是新建出过状元之故。论理这桥应在南昌县学前面，因出进贤门全属南昌县境，新建在城北，渡过赣江才是它的辖区。两县的考棚全在东湖边上，民国初年尚未全毁，每人座位只有一张桌子大，但用砖墙隔开，长的人站起离屋顶不及一尺。县试每年举行，头二场皆从晨至夕，午餐试场供给挂面，无须住在里面。南昌考头场的总有六七千人，新建不到半数，头场挑过之后，二场只有几百人，这时试官才有时间仔细评阅。进学后称为生员（南昌学额四十余人）。生员除应乡试之外，逢大典会规定几年一次，还有出贡机会，是将县学人才贡献京师之意。贡生幸运的另有出头机会，像许静老由拔贡考取小京官，一帆风顺，在清末做到臬司，兼摄藩司护院，堪说是最幸运的。乡试地方名贡院，与两县考棚连接，中隔一巷名为国求贤。清末朝令每省设一高等学堂，江西高等学堂设在贡院旧址，原有建筑除保留明远楼外，不像南京的夫子庙（贡院）还保留几间场屋，供后人凭吊。贡院的传说甚多，除高安朱轼（谥文端）因迟到而使贡院失火，让他有机会混入，有似神话外，另有许多说不尽的故事，因此从小就听祖父母说，一缘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这是解释专凭学问只是五大因素之一，并不一定获售。我当时对此不甚了解，后来自己也作考官，积数十年之经验，才逐渐体会到像从前只凭文章试士，好坏是凭主观，并无不可改移的客观标准，文章虽好，其如不中试官眼何？何况试官的学问彼此也相去甚远，同一试官其兴致亦随时不同，宽严之间本人亦不易控制。加上有人怯场，满肚子学问难在顷刻之间拿出来，有人遇着做过的试题，默写出来便是一篇中等以上文章。明清两代考试都是同一方式，所有四书五经可以出的试题都出尽了，无法避免重复，何况每人都有近百篇记得烂熟的闱墨，有运气碰上，自然容易进学。不过中举又比较难些，江西乡试全省一百〇五名，只有一至五名和最末一名，六本试卷要解往礼部复核，有人专做磨勘工作，查出有人抄袭旧文，或逾越规格，触犯忌讳，可以革除功名，主考以下视情节轻重，都会受到惩处。乡试也有许多规矩，违犯的公布姓名，名为拦榜，以示摒除之意。一说蓝榜是用蓝纸写的。像现在许多粗心考生，把试卷中间空出一页乃至两页，或试卷不从第一行写起，这在前清都是要贴蓝榜的。
关于清末的科名，在我懂事以后，谈论最多的要算宋奉莪先生发解的那届。主考是长沙张海秋（伯熙），所取名次和皮鹿门（锡瑞）作经训书院山长时，月课名次从第一到第七完全一样，榜发之后，便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幸好山长和主考都是当时一流名士，主考标榜重学问不重词章，这批中式新贵后来多数有所表现，因此数十年后乃有得士最多的定论。大陆陷共前三年我曾从宋刚塞先生处获读奉莪先生朱卷，主题“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列举历代史实作证，气势磅礴的是冠军之作。另一是末届乡试，南昌熊季廉先生元谔以通晓时务，能言物竞天择之道，取列榜首。这两位解元天分极高，胸怀大志，熊解元师事侯官严又陵先生（复），在西学启蒙阶段应可有所作为，不幸早逝。宋解元中甲辰进士，留学日本，一度有过改学机械工程之意，因形隔势禁，未获如愿。性情耿介，难与庸俗共处，在南昌一度作过优级师范校长，民九入苏督齐抚万幕，以落落寡合，抑郁以终，死时亦仅四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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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百花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