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神.书生.引路人一一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鲜为人知的三重身影

军神·书生·引路人——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鲜为人知的三重身影

一、赣州秋夜，遇见一位老太太

1996年深秋，我在赣州军分区任司令员。一天下午，负责接待的同志跑来告诉我：“刘伯承夫人住在我们分区的赣州宾馆。”

我怔了一下，随即喜出望外。

说来惭愧，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完成班进修两年，那所学院正是刘伯承一手创办的。学院西南角的小山头上，有一条不足千米的水泥路，两旁花木葱茏，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路的尽头，就是刘帅的住宅。两年间，我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无数趟，却从未见过那扇门开启过。只听老同志们说，刘帅晚年不谈战争、不看战争片，连“军神”这个称呼都不喜欢听。

如今见不到刘帅，能见到他夫人，也是难得的缘分。

我匆匆赶去赣州宾馆——说是宾馆，其实是军分区第二招待所，条件相当简陋。一见面，我愣住了。老太太只带了一个随行人员，衣着朴素得像个普通退休教师，说话轻声细语，眼神里透着一种历经风霜之后的慈祥与沉静。

我上前敬礼，表示歉意，执意要请她搬到条件更好的分区第一招待所。

她淡淡一笑，摆摆手：“我就在这里，哪里也不去。这里很安静，很好，不要惊动什么人。”

她说自己退休了，替伯承还一个心愿，到他战斗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三天里，她上午去刘帅当年到过的地方转转，下午就在招待所休息，饮食简单得令人意外。慢慢熟了些，她才多说了几句。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段话：

“伯承在江西这块土地上，有两件事记了一辈子——一是参加南昌起义，一是参加宁都会议。”

南昌起义，刻骨铭心；宁都会议，终生隐痛。

这两件事，像两道深深的刻痕，留在了刘伯承的生命里。前者是他军事生涯中第一次参与指挥大规模武装起义，后者则让他背负了一生的政治包袱。

老太太没有深说，但那些话一直留在我心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反复查阅史料，渐渐拼凑出那段历史中刘伯承的身影。今天写下来，算是还一个心愿。

二、“光杆司令”临危受命

1927年7月，武汉。

刘伯承 arriving here时，身上还带着泸顺起义失败的硝烟味。五个月前，他作为总指挥，在四川泸州、顺庆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那是国共合作旗帜下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坚持了167天，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冲出重围时，他身边只剩下参谋长韩百诚和参谋周国淦。三人化装成商人，穿越秦岭。途中遇虎，周参谋掏出手枪要打，刘伯承一把拦住：“不要放枪，老虎也是怕人的，跟我慢慢绕过去。”[1]——这份在绝境中依然冷静的胆识，后来贯穿了他的一生。

到达武汉时，他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但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党组织。

也就在这时，周恩来临危受命，准备前往南昌组织起义。两人刚刚相见，周恩来便开门见山，邀他担任军事助手。

刘伯承当时没有带一兵一卒，是个“光杆司令”。周恩来为什么偏偏选中他？

原因有二。其一，刘伯承刚刚指挥过泸顺起义，那是南昌起义之前最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经验弥足珍贵。周恩来曾评价：“四川的同志，表现非常英勇，革命暴动经验要推广到全国去。”[2]其二，刘伯承已是川中名将，作战指挥经验丰富，而周恩来虽为党内军事工作最高领导者，却未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急需一位得力的军事助手。

有学者甚至指出：如果说俄国1905年革命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预演，那么泸顺起义，就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3]

1927年7月27日，刘伯承到达南昌。这一天，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宴会厅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宣布前委正式成立。会后，周恩来指示刘伯承：去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定起义计划。

贺龙与刘伯承曾在四川并肩战斗，是老相识了。两人在南昌重逢，格外高兴。刘伯承很快拿出了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

周恩来看后，让他去征求叶挺的意见。刘伯承与叶挺素未谋面，第一次见面，叶挺接过计划，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一言不发，把计划退了回来。

刘伯承心里犯了嘀咕，跑去问周恩来。周恩来笑着说：“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4]

刘伯承听后，也笑了。

这份计划，依据朱德提供的敌情地形图，采取以城市中心线为基准、区分作战任务的部署：贺龙的二十军负责歼灭城西和城外敌人，叶挺的二十四师负责歼灭城东敌人，朱德的教导团承担警戒和配合任务。刘伯承特别强调：当夜解决战斗，区分目标，量敌用兵，各个歼灭。[5]

三、攻打敌总指挥部：那一夜的生死时速

8月1日凌晨，枪声在南昌城响起。

战斗的进展，基本符合刘伯承的判断。叶挺的部队势如破竹，不到一小时就全歼了守敌三个团。但贺龙这边却遇到了硬骨头——敌总指挥部的守军是朱培德从四川带来的精锐部队，战斗力强，又因叛徒告密而早有准备，龟缩在制高点负隅顽抗，起义军几次攻击都未能奏效。

贺龙急了，刘伯承也急了。如果不尽快拔掉这颗钉子，整个战局都可能受影响。

刘伯承对贺龙说：“总指挥，必须想办法把这个大钉子拔掉，我们到前面看看！”

两人冒着弹雨来到火线上。刘伯承观察后发现，敌人的火力集中在正面，两侧相对薄弱。他立即建议贺龙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从正面佯攻吸引火力，主力从两侧迂回，利用民房占领制高点。

这一招果然奏效。起义军战士用长梯爬上鼓楼，将机枪架在屋顶，居高临下猛烈扫射。顷刻间，据守大门的敌人倒下，起义军从四面八方冲进敌指挥部。又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敌军大部被歼，残部在后院举手投降。[6]

多年后，贺龙回忆起这段历史时，特意纠正了纪念馆说明牌上的错误。1959年1月，他视察南昌起义旧址，看到二十军指挥部旧址的说明牌上写着“贺龙同志在此指挥战斗”，当即说：

“这样介绍不全面，那时在这里指挥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刘伯承和周逸群。那时我还没有入党，他们代表党来二十军工作，帮助了我，改造了部队，这场战斗是我们一起指挥的。”[7]

这番话，朴素而真挚，道出了一个历史真相：南昌起义的胜利，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群人团结协作的结果。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的贡献，远不止指挥攻打敌总指挥部这一件事。作为参谋团参谋长，他还承担着与江西省委沟通的重任。7月28日，他来到小校场三益巷，与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宛希俨、黄道等人举行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指示，通报起义计划，希望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配合。两天后，中共江西省委根据他的指示，在松柏巷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召开会议，布置了组织民众迎接起义的工作。[8]

南昌人民对南昌起义的贡献，正是从这些细致入微的准备工作开始的。

四、南征路上：三条决策背后的远见

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按照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决定南下广东，夺取东江，占领海口，建立革命根据地。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前有阻击，后有追兵。选择哪条行军路线，关乎生死。

8月1日晚，参谋团会议在二十军军部召开。刘伯承主持会议，他首先发言：“先取东江、次取广州的战略已定，行军路线有两条：一条走大路，沿赣江南下，经吉安、赣州、韶关进入广东；另一条走小路，经临川、会昌、寻乌，直接进入梅县。”

他分析了各自的利弊：大路富庶，但敌军重兵驻守；小路崎岖，但赣东敌军兵力薄弱，且可直取东江。

会议争议激烈，最终刘伯承根据多数人意见，宣布走小路。[9]

这个决定后来遭到不少指责，但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除会昌遭遇阻击外，一路上基本没有大的敌情，起义军顺利进入广东，实现了占领潮汕的第一步目标，迎来了“潮汕七日红”。

更值得一提的是，8月31日，刘伯承从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发现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叛变通电，南征目的和进军路线已完全暴露。他立即向周恩来建议，召开参谋团会议，改变进军路线。起义军遂重返瑞金，改道长汀、上杭进入东江，既避开了沿途重兵，又可顺水而下，用船只运送伤员和物资。[10]

这一步棋，虽然后来也受到中央通报指责，但客观上为起义军顺利到达东江创造了条件。

五、三河坝分兵：被误读的“先见之明”

9月5日，起义军进入长汀，再次会商攻取东江计划。参谋团作出了一项后来备受批评的决策——三河坝分兵。

方案是：由朱德率教导团和二十五师三千余人留守三河坝，牵制从梅县、闽西来犯之敌；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继续南下，夺取潮汕，前出揭阳，抢占东江有利地形。

后人常把潮汕失败归咎于这次分兵，称之为“悲惨决策”。但刘伯承后来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解释得很清楚：

“军事是根据政治决定的，由东江取广州是党于事前由政治决定的。广东方面工作已根据这一决定有相当之准备……故必速到东江。”[11]

也就是说，分兵是为了尽快实现中央的战略目标——占领潮汕、取得海口、获得苏联援助。刘伯承坦承失误在两点：一是对敌人兵力判断失之过小（以为只有一万左右），二是对东江农军的作用估计过大。但他没有说的是：如果起义军占领潮汕后，能按照原计划迅速前出汤坑抢占有利地形，而不是在城里“留连休整”，战局或许会完全不同。

更耐人寻味的是，正是三河坝分兵留下的那三千人，在潮汕主力失败后成了革命的火种。朱德率这支部队转战湘南，最终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如果不是这次分兵，南昌起义的这点火种，很可能就彻底熄灭了。

从这个角度看，三河坝分兵，也许正是周恩来、刘伯承的战略先见之明。

六、汤坑之战：料事如神与无力回天

汤坑战斗，是南昌起义南下过程中最惨烈的一仗，也是最令人扼腕的一仗。

起义军占领潮汕后，本应按计划迅速前出汤坑，抢占有利地形。但部队在潮汕停留了数日，强调补充和休整，错过了最佳战机。更致命的是情报失误——高层以为汤坑方向只有一千余敌人，实际上那里有四个主力师、一万五千人，是起义军的三倍。

刘伯承在战前的参谋团会议上，已经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推了推眼镜，语气沉重地说：

“目前敌人正向我们包围过来，而我们就在汕头潮州停了下来……我们这样耽误时间而失掉有利的阵地，丧失有利战机而陷入被动。而且，我们对当面之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12]

但他的担忧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叶挺很乐观：“敌人虽然是以逸待劳，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南征以来几仗，钱大钧、黄绍竑都是我们手下败将。”贺龙则说：“我服从前委的决议。”在他看来，一千多敌人不过是小菜一碟。

战斗打响后，二十四师先打败了王俊的一个师，又打跑了薛岳的一个师，但陈济棠率领战斗力极强的第十一师又接了上来……两天之内，起义军打垮了对方三个精锐主力师，但自己也伤亡惨重，第二十四师伤亡过半，弹药消耗殆尽。

叶挺杀红了眼，还要继续打。刘伯承坚决反对，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决定当晚撤出战斗，返回潮州。[13]

从后来得知敌人越打越多的情况看，如果坚持打下去，结局很可能是全军覆没。刘伯承的冷静，挽救了最后的火种。

七、撤离汕头：挽救了整个指挥部

汤坑失利后，形势急转直下。9月30日上午，黄绍竑的先锋部队两千余人绕道插入起义军后背，潮州失守已成定局。黄绍竑的计划是拿下潮州后，再掉头攻击汕头。

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革命委员会，在黄绍竑部队到来之前，就已经撤走了。

这个决定，是刘伯承主持参谋团会议作出的。

周恩来后来在参观南昌八一纪念馆时回忆了当时的细节：“记得前方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故事。那天我打电话到汤坑去找叶挺，接电话的却是敌人黄绍竑的部下，他们把我误认为是自己人，要我赶快搞几十个车皮去，我才知道前方形势不好。我应付他们说，马上派。放下电话，就把所有车皮都扣下，连夜开会决定转移。”[14]

参谋团从海上敌人进攻和这个意外电话判断，敌人主力已经逼近汕头。潮州已失，汕头无险可守，守城兵力不足一个团，处境万分危险。于是，果断作出当夜撤离的决定。

史料记载，这个决定挽救了起义军领导和机关。当时谭平山、张国焘、张太雷、恽代英、李立三、郭沫若等几乎全体重要领导都在汕头，哪怕晚一天，后果不堪设想。[15]

当晚，起义军总指挥部人员冒着夜色匆匆撤离。至10月3日，抱病中的周恩来率机关和主力部队在普宁县流沙镇会合，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决定重要干部经海路撤离，武装人员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长期斗争。

刘伯承与贺龙、林伯渠、吴玉章、彭湃夫妇一起到达陆丰县，从神泉港乘船经香港转赴上海。1927年11月，他登上苏联货船，经海参崴转道莫斯科，进入伏龙芝高级军事学院深造。

从7月27日到达南昌，到10月3日流沙会议后撤离，刘伯承在参谋团近两个月的军事指挥决策中，功勋卓著。他后来被称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位参谋长”，实至名归。

八、尾声：从汪荣华身上看到的

1996年那个秋天，刘伯承夫人在赣州住了三天。她每天上午去刘帅到过的地方转转，下午在招待所休息，饮食极其简单。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她从不主动提起自己的身份，从不要求任何特殊照顾，连说话都轻声细语，生怕打扰了别人。

临别时，我送她上车。她回过头来，淡淡地说了一句：“伯承一辈子不喜欢麻烦别人，我也不喜欢。”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刘伯承为什么晚年不谈战争、不喜欢“军神”这个称号、最喜欢别人叫他“师长”。他骨子里，就是一个纯粹的军事专业人才，一个不愿意被神化、不愿意被捧上神坛的普通人。

他的夫人汪荣华，16岁参军，参加过长征，三次过草地，两次爬雪山，1985年离休时享受正军级待遇。这样的资历，放在今天，足以让人仰视。但她的低调、简朴、不事张扬，让人几乎忘记了她的身份。

人们常说，夫妻同像。从汪荣华身上，我看到了刘伯承当年的政治风范和精神风貌——那种历经战火洗礼、看淡荣辱得失之后的从容与淡定。

南昌起义已经过去九十九年了。那些亲历者大多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依然值得我们去追寻、去理解、去传承。

刘伯承晚年说，南昌起义“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我想，这不仅是因为那是他第一次参与指挥大规模武装起义，更因为那是一次用血与火写成的课堂，教会了他太多东西——关于战争，关于政治，关于人。

而我们今天重读这段历史，或许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真正的军事家，不是靠“军神”这样的称号立身的，而是靠一次次冷静的判断、一个个正确的决策、一场场生死考验中不变的本色。

这，就是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

注释：

[1] 关于刘伯承等人穿越秦岭遇虎的细节，参见本文作者与汪荣华谈话记录，以及相关传记资料。

[2] 周恩来对泸顺起义的评价，引自《南昌起义人物研究》（肖燕燕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 将泸顺起义与南昌起义相提并论的观点，参见《放眼看南昌起义》（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周恩来与刘伯承关于叶挺“不说话就是赞成”的对话，引自肖克主编《南昌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 刘伯承制定的起义作战计划及“区分目标、量敌用兵、各个歼灭”的要求，参见《南昌起义深镜头》（黄道炫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 攻打敌总指挥部的战斗经过，综合参考《贺龙的1927年》（贺晓明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及《南昌起义之后》（刘汉升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7] 贺龙1959年视察南昌起义旧址时的谈话，引自《贺龙的1927年》（贺晓明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7页。

[8] 刘伯承与江西省委沟通及组织民众支援起义的经过，参见《南昌八一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9] 参谋团关于南下路线的争论及刘伯承的决定，参见《壮烈的开端》（徐兆麟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0] 刘伯承发现叛变通电后建议改变进军路线的经过，参见《南昌起义纪实》（尹家民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11] 刘伯承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内容，引自《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

[12] 刘伯承在汤坑战斗前参谋团会议上的发言，参见《南昌起义之后》（刘汉升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3] 汤坑战斗中刘伯承与叶挺的争论及撤出战斗的决定，参见《红色感叹号》（罗政球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4] 周恩来回忆接到敌人电话的经过，引自《南昌起义深镜头》（黄道炫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5] 参谋团决定撤离汕头及挽救了领导机关的评价，参见《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