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述往(056):南昌暴动前夜:绝密会议上的争吵、背叛与改写历史的豪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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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南昌暴动,是中共对国民党分共的武力反抗;名义上虽仍以传统的国共合作相号召,实际则纯由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一暴动,由中共政策转变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暴动失败之后,中共也就走上了苏维埃运动的新时期。

这在中共的记载中,是由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极端,走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另一极端。但我要修正一下这句话,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实际政策,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承认这一点, 只枝枝节节的批评过这一政策实行方面的一些错误罢了。

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晚踏上长江下行船,由汉口往九江时,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我痛恨大批共产党人的被杀害,觉得非奋起反抗不可,但又认为南昌暴动并无成功的希望,不免有进退两难之感。

我本来不满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又无法脱离共产国际。我深刻体会中共混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大错特错,但现在改弦更张,对未来的局势发展如何,实在有点茫然。

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采取置身事外和阻止的态度,罗明那滋的左倾蛮干,瞿秋白的取巧作风,无一不增加我心情的不安。在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加仑将军的那种苦心孤诣的建议,给我一些解脱。

我总在设想,中共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全部共同回师广东, 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现。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达九江,当时九江码头很为拥挤,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候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流上海等地。他们大都在那儿对时局发展交换意见,中共的要人们也乘机拉拢国民党左派人物,企图为南昌暴动增加声势。这里也是一个军事转运站,第四军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

我很快在九江找着了贺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 员会委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简略告诉他们二十六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 尤其是恽代英表现得最为激昂。

当我追问恽代英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时,他表示没有必要等候我的来到再行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并进而怒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

他曾说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

他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他也曾威胁过我说,如果我再动 摇人心,就要打倒我。

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曾使我为之变色。他平时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

我听了他这些话, 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也佩服他这种坚毅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滋。

我也感觉到,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领导威信,已经丧失了。我当时在难过的心情中,不愿作任何解释, 只说这件事等到达南昌后再行讨论。

我为了等候火车,在九江停留了两天,直到三十九日才和恽代英结伴前往南昌。当时落后的南浔铁路显得破烂不堪,而且军运繁忙。少得可怜的车辆都被军队占用去了,没有客货车经常开行;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资利用,只有耐着性子,等候火车。

在这两天内,我和恽代英紧张的工作,例如遣散一些同志秘密前往上海等地,策划反对汪精卫分共的宣传和行动,布置当地的地下工作等等。这一切,都是按照南昌暴动将如期举行为前提而处理的。

三十日早晨,我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一开始,我详细的报告了二十六日中央的会议情形,并要求了解南昌的情况。 

我说话的要点,大致是共产国际和它在汉口的代理人对南昌暴动的看法,都着重能否成功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期待有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我的话刚说完,李立三即站起来急剧而简短的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甚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

叶挺是惟一表示不同看法的,他大致认为南昌暴动不易获得成功,如果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较为合算;中共同志们隐藏在第四军中,也不会遭到暗算;他与贺龙相处总是有些格格不相入。因而他继李立三发言后,就平静的说: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时间,也许是好的。

握有兵权的叶挺抢先说出这样的话,这使谭平山大为焦急,因而他用威胁的口吻说:如果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

周恩来目击此种情况,也就急剧的说:我们最好行动 起来。

在这种不平常的讨论气氛中,我重新提到我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也再次说起共产国际那种有无成功希望的说法和加仑将军企图推迟这一行动的设想。

这使周恩来听了大为着急,他似不愿意陷于冗长的讨论,因而愤怒地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除叶挺和我外,都不愿对已有的决定作任何的改变,这是极为明显的。他们都好像骑上了虎背,抱有义无反顾的气概。

我当时只是要求重新讨论,并没有坚决阻止和一定要改变计划的决意,自不愿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评 了几句周恩来那种要挟式的辞职表示外,也就到此止步。

会议旋即转而讨论一些紧急事项,我则改与个别同志谈话,了解情况。

最先与我长谈的是李立三,他最坚强的论点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定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

李立三和其他的中共要角一样,都根本不愿涉及是否成功的问题。因而他的语峰总是环绕着“来不及阻止了,来不及有任何改变了”,其他同志与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态度。

中共与贺龙的关系,最先是李立三对我详细说明了一番。 他曾指出,贺龙这个土匪出身的军人,以往与中共的关系不算很密切,现在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儿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我们与贺龙已经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

李立三更进而警告说,贺龙不得志,疑忌甚多;他不满张发奎,也自觉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无出头之日,迟早要被缴械的,现在如果我们改变计划,联络张发奎,那他可能认为是被出卖了;也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张发奎告密,洗脱自己,反过头咬我们一口。

在这一点上当天周恩来也曾有重要的补充,他指出,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才有出头之日;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

最先运动贺龙参加暴动的谭平山,也曾向我说明,贺龙内心有恐惧也有野心,企图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我们正要利用他的这种野心,捧他做总指挥,而且任何联络张发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的疑忌。

李立三也曾对我详细的说明,深恐暴动计划的秘密泄露,知道这机密的人已经很多;在人员的调动上,宣传的语气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在在都易使人觉察。

他曾警告说,即使张发奎真诚愿意与我们合作,一同回师广东,决心在那里重建国民革命根据地,依现在的情势看也是没有指望了;因为张发奎到达南昌后知道了我们曾策划暴动反对他,哪有不翻脸对付我们的道理。

后来周恩来参加讨论,我们具体检查这一秘密可能泄漏的情形,获知暴动机密的人,已经超过一百人,除中共的重要干部外,还有张曙时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和贺龙部的重要将领。

在通信联络方面也相当广泛,除南昌、九江、汉口之间每天都有函电和人员的来往外,而且还与驻在抚州的第三军教导团团长朱德和在湖南平江的工农武装领导人余洒度等通讯,约他们按时举事。

因此检查结果,我们一致认为这个秘密已无法保持或掩盖,甚至有些行动都来不及停止了。 

根据上面所说过的实际情况,我曾宣告暴动计划不能改变, 表示支持前敌委员会的原有决定,至于不能根据国际指示办事和如何向中共中央复命,完全由我负责。叶挺也曾表示过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的干下去。

我素来是责任感很浓厚的,我觉得我要严格的执行中共中央给予我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我应当替南昌暴动找寻一些成功的希望;因而我倒不很重视我在九江和南昌所遇到的同志的反抗。我虽然一直表明并不根本反对暴动,现在又明白表示支持,但我的同志们仍然不完全谅解我。

三十一日上午,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再也没有讨论改变计划的事,决定照原计划执行。到会者知道了张发奎偕同汪精卫孙科等已经到达庐山举行会议,而且颇有针对着南昌的迹象,大家都在研讨对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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