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江西省内革命形势最活跃的地方，不是政治中心南昌，而是经济中心九江。
1911年10月23日夜，九江岳师门外，金鸡坡炮台上的三声炮响，像三道闷雷滚过长江。
紧接着，城里的枪声像炸了锅一样响起来。各营军号同时吹响，道署卫兵点火接应，城门大开。臂缠白布的革命军士兵涌向道府两署。九江道台保恒连官服都来不及换，一头扎进租界，连夜逃往上海；知府璞良被从被窝里拖出来，五花大绑。午夜刚过，道署的匾额被摘下，“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的白旗在夜风中猎猎作响。
天亮时，九江百姓推开家门，发现城门上的龙旗不见了。
九江起义八天之后，南昌才光复，随即江西全境宣告独立。这种“九江先响、南昌跟进、全境席卷”的节奏，在辛亥各省独立浪潮中显得特立独行。
另一方面，因革命胜利来得太快，快到来不及消化旧势力的残余，快到来不及建立新秩序的骨架。此后的五个月里，江西连续换了四任都督，省库被掏空，匪患四起，直到一个叫李烈钧的人执掌帅印，才把这个千疮百孔的省份重新撑了起来。
今天，我们聊聊辛亥革命浪潮下的江西。
壹
清末的江西，南昌虽然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中心，但其在省内的影响力，早已不如九江。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之称，是江西的北大门。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九江被辟为通商口岸，英国、日本等国相继在此设立租界和领事馆。开埠后的九江商业繁盛、工业先进、思想开放，码头上的工人和商号里的伙计，比内陆腹地的百姓更早接触到“洋人”和“洋货”，也更早感受到殖民者的欺压。九江人民的革命性，正是在这种长期的被欺压中被一点一点逼出来的。
同时，因九江军事要塞的战略地位，清政府在这里布有重兵。沿江设有马当、湖口、田家镇、金鸡坡及岳师门守备炮台，必要时能迅速阻断长江东西南北之往来。九江城区周围驻有陆军江西第27混成协第53标的3个营和第55标的第2营，加上常备军、巡警等，武装人员足有3000余人，几乎占江西全省兵力的一半。
革命党人想在这里发动武装起义，并不容易。不过，局面随着一个人的到来，逐渐改变。
贰
1909年，一个叫林森的福建人调任九江海关。他四十二岁，早年留学台湾，在台北电报局干过，亲眼目睹了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耻辱一幕。那之后，他加入兴中会，加入同盟会，奔走于上海、福建、江西之间，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老练的革命家。
到九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开了一家“浔阳阅书报社”。
门面不大，书架上摆着各式书报，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阅览室。可林森心里清楚，这是他的革命阵地。他用薪水和同志们的资助款购置各类书报，把宣传革命的书报大胆地摆在架上。他还借菊花大会、赛船大会的名义，把阅书报社的影响悄悄扩散到市民中间。
来的人越来越多。商人、教师、缙绅、新军军官、洋行职员、等等。林森不动声色地把他们发展成社员，让这个不起眼的阅览室，变成了革命党人联络同志、培养干部、酝酿行动的秘密机关。
他还做了一件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事，孕育自己的军事力量。林森在商界组织了一个军事训练班，请53标的军官来当教官。学员结业后，他顺势成立九江商团，对外说是护厂护产，实际上是在进行正规军事训练。这支“商团”，后来成了九江起义的重要力量。
1910年，湖口乡民余程发路过九江英租界时，被印度巡捕活活打死。英国领事想拿两百块钱了事。林森没有袖手旁观，他暗中找到死者家属，告诉他们一条人命不是两百块钱能买断的，帮他们依法向英方讨还公道。官司未必打赢，但林森因此赢得了九江底层民众的信任和拥戴。
与此同时，在53标军营里，一个叫李烈钧的新军管带也在利用同学和同事的关系，悄悄联络策反。革命的火种，在九江的兵营和街巷之间无声传递。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九江，林森就知道机会来了。他让人把报纸贴在阅书报社门口，用红笔把“拒满复汉、建立民主国家”等字样框出来。九江人正是通过这些报纸，才第一次看清了远处那场风暴的真实模样。
林森用两年时光精心培育的革命种子，终于破土而出了。1911年10月23日，九江起义。
叁
九江光复两天后，李烈钧赶到了。
他是九江武宁人，早年毕业于江西武备学堂，后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他在新军中任职，利用同学和同事的关系，在53标中悄悄布下了一张网。
起义打响后，李烈钧被公举为总参谋长。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下令严密控制金鸡坡炮台，封锁长江。
这一招，精准地掐住了清廷的命脉。
当时清廷海军的主力舰队正驻泊在武汉江面阳逻一带，随时可能配合陆军向革命军反扑。金鸡坡炮台牢牢卡在长江航道的中段，革命军占领九江后，清廷海军舰队的供应线就断了，进退失据。
舰队统制萨镇冰权衡再三，以赴沪就医为名离去，把指挥权交给了倾向革命的黄钟英。各舰挂上白旗，宣布倒向革命军。一艘艘军舰调转炮口，清廷在长江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不攻自破。
孙中山后来对九江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武昌首义，九江率先响应，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
肆
九江独立的消息传到省城，江西巡抚冯汝骙慌了。
他下令把新军混成协协统吴介璋软禁在巡抚衙门里，又调外县防营赶来“维持秩序”。可清廷的威信早已荡然无存，奉命赶往省城的部队，走到半路就散了。
10月30日深夜，驻南昌新军54标宣布起义。陆军小学学生、测绘学堂学生一致响应，打开城门，占领了巡抚衙门和各署。巡抚以下大员闻风而逃。
南昌虽然光复了，可一时群龙无首。有人提议推原巡抚冯汝骙出来“维持秩序”，被众人拒绝了。大伙左看右看，把目光投向了那个被冯汝骙软禁在巡抚衙门里的吴介璋。吴介璋也是一脸懵逼，稀里糊涂地坐上了江西革命军政府都督的位置。
1911年11月1日，江西全省宣告独立。
伍
革命来得太快了。
快到来不及消化旧势力的残余，快到来不及建立新秩序的骨架。革命党人有满腔热血，却缺乏政治管理的经验；新军官兵有枪有炮，却没有统一的指挥体系。
大都督的位子，吴介璋只坐了13天。
他在这十来天里做了几件事：剪辫子、废除跪拜礼节、成立义勇军赴鄂增援革命军。但他的软肋在于革命立场不坚定，对前清官吏一律优待，不能用铁腕。
11月12日，一个叫邹恩灏的排长在军政府会议上谎称“黄兴已任命彭程万为江西都督”，还掏出了一封伪造的任命书。在场众人不知有诈，吴介璋被迫辞职，黯然离去。
彭程万仓促接任。他本就不愿出任都督，是被众人推上台的。当时前方武汉战事吃紧，黎元洪每天来电报催江西出兵增援；后方军官们围在办公室里要钱要官，闹得不可开交。全省还设了四个军分府和四个分都督，各截留所辖县份的钱粮，不够用了就伸手向省城要。彭程万心力交瘁，一个月不到，便强行辞职离去。
第三任都督是马毓宝。马毓宝原是九江分都督，手中有兵有枪。但他在任期间任用亲信，政务废弛，各地匪患猖獗，倒马之声四起。九江、南昌各界推代表赴南京向孙中山请愿，要求撤换马毓宝。
1912年3月，孙中山任命李烈钧为江西都督。
陆
算上即将赴任的李烈钧，短短五个月，江西连续更换了四任都督。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摇摇欲坠。
李烈钧到任时，面临的局面只能用“千疮百孔”来形容：政局动荡，军政不统一；省库空空荡荡，查抄没收的赃物早被原军政局官员中饱私囊；匪患严重，老百姓怨声载道。
他没有抱怨，而是一桩一桩地捋。
他改组都督府，废部设司，各司司长基本由同盟会会员担任。对品才素著者皆委以重任，“为政不分省界”，外省人士听说江西政局似乎有可为，纷纷赶来效力。
他大刀阔斧肃清匪患，果断镇压了猖獗的会党头目，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
他整编军队、整理财政、发展交通，在十分紧张的财政中拨出经费，送出了辛亥革命后江西省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共20人，主要留学欧美和日本。
几个月后，江西形势日趋好转。这个曾经“百日三都督”的混乱省份，一跃成为南方强省。
冯玉祥后来评价李烈钧时说：“李烈钧是革命党人中有数的军事家。”1912年10月，李烈钧邀请孙中山视察江西，孙中山溯江而上，受到江西各界的热烈欢迎。这是孙中山对李烈钧督赣成效的最大肯定。
柒
江西的辛亥革命史，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的全貌：革命爆发时，一呼百应，摧枯拉朽；革命胜利后，百废待举，矛盾丛生。
九江能够率先响应，靠的不是运气，是林森用两年时间在阅书报社的灯光下、在商团的训练场上、在码头工人的同情里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革命资本。他没有指挥千军万马，但他在九江埋下的那颗种子，在1911年10月23日破土而出，改写了整个战局。
李烈钧在九江起义后担任参谋长，金鸡坡炮台上那一道封锁长江的命令，让清廷海军倒戈、武昌革命军有了喘息之机。南昌光复后，他力主出兵援鄂，驰援武昌。他用自己的军事才能，守护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又在政局濒临崩溃时接过烂摊子，凭一己之力稳住了一个省份的秩序。
江西能在短短八天内全境光复，离不开林森和李烈钧的密切配合：林森在九江长期铺垫，做足了“里子”；李烈钧一锤定音，拿稳了“面子”。两人一个负责渗透和铺垫，一个负责出击和收束，共同完成了一场高效的革命。
可革命从来不只是轰轰烈烈的起义。推翻旧王朝容易，建立起新秩序——那才是真正的硬仗。江西在光复之后四易都督的混乱局面，正是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一个缩影：同盟会领导的革命党人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却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