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西客 | 葡萄牙“西客”在南昌的二百年

-1643年意大利文版《大中国志》-

继李玛诺之后，葡萄牙人曾德昭于1613年抵华。这位深受利玛窦影响的传教士，先后在南京、杭州、南昌等地传教，并于1641年在欧洲出版《大中国志》（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书中对江西与南昌多有涉及。

他笔下的江西，带着一种“物流与交通”的冷静眼光：“江西是我们要提到的第五个省……山的分界是很重要的；旅客通行，货物运输都很方便……由于缺乏桥梁，这几条河又是中国最繁忙的航道。”

关于宗教状况，他明确记载：“我们在该省有两座教堂和房屋，一个在省会南昌城，另一个在南雄城。”

这说明，至迟到17世纪30—40年代，南昌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天主教据点。曾德昭还记录了1630年南昌一盲人劝其传教、1644年葡籍耶稣会士梅高（Joseph Etienne，？—1644）与司铎谢贵禄（P. Grassetti）在南昌城破时遇难等事。这些碎片式记载，把南昌从“利玛窦路过地”拉长为一段持续的在地史：赣江边往来不断的船只、谷市街或城内教堂的日常、明末兵乱中教堂与人员的生死际遇，均由此可被后人窥见。

曾德昭与南昌的羁绊，还可从另一桩著名事件中窥见。

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爆发时，曾德昭与高一志（Alfonso Vagnone）被捕。据高一志在受审时的供述（当时曾德昭因病未受刑讯），他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抵粤，后“到江西南昌府住四月”，再转往南京。这份来自敌对势力的口供，无意间证实了：自利玛窦创建教堂后，南昌已成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据点。

这种据点的稳固性，在崇祯元年（1628）的“嘉定会议”上得到进一步体现。这次由中国教省副省会长阳玛诺主持的重要会议，与会者包括曾在南昌传教的李玛诺、曾德昭等21名耶稣会士，以及徐光启、李之藻等42名中国信徒。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天主教在华进入了本土化与制度化的新阶段，而南昌作为早期核心教区的地位，也由此得以确认。

曾德昭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1586年出生于葡萄牙尼泽，1608年赴印度果阿，1613年入华后在南京学习中文，取汉名“谢务禄”。因南京教案被驱逐出境后，他不改初心，改名“曾德昭”潜回中国，辗转于杭州、南昌、西安等地传教。1645年至1650年间，他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会长，1658年卒于广州。

他所著的《大中国志》原文用葡文写成，但最早以西班牙文出版，后来又被译成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并在欧洲各国多次再版，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部书堪称一本关于17世纪中国的“小型百科全书”，它展示了一幅17世纪中叶中国现实丰富而细腻的画卷，也是对《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有力补充。书中关于南昌的记载，与利玛窦的记述相互印证，让西方人得以较早熟悉这座位于内陆腹地、既美丽又充满人文气息的城市。

局势转折出现在天启二年（1622），明廷因边患日亟急需改良兵器，命澳门葡萄牙耶稣会士罗如望（Joannes de Rocha）、阳玛诺等制造铳炮，教禁由此松动。崇祯年间，明朝甚至招募葡萄牙士兵抵达南昌协助防务。这些事件意义重大：它们不仅让葡萄牙人证明了自身的实用价值，更确立了一种“以技术换空间”的生存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制造洋炮的阳玛诺本人也曾驻留南昌传教。

1629年4月7日，耶稣会巡视员班安德（André Palmeiro）抵达南昌时，会见了时任副省会长阳玛诺和修士游文辉。据记载，当时全国仅有17位神父、4位修士，而江西地区的住院神父和修士数量已占据其中的五分之一。这一数据足以证明，南昌在当时已是葡籍耶稣会在中国内地的重要据点。

这种依托澳门军事与技术资源的葡国势力，并未随着明亡清兴而消散，反而作为一种“政治资产”被带入了清代。至康熙朝，这种势力进一步升级，从边缘的“造炮工匠”跃升为帝国的“天象顾问”。今清宫剧中常有“钦天监”出现，这一观测天象、修订历法的核心部门在康熙朝较长时间被葡萄牙耶稣会士所把控。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在一道上谕中深情回顾在廷效力之西洋人，特别提到：“自南怀仁、安文思、徐日升、利类思等在廷效劳，俱勉力公事，未尝有错。”

这份“功勋名单”中，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徐日升与利类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三人尤为关键。其中，南怀仁虽是佛兰芒人（今比利时），但他曾任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学数学教授，与葡籍体系渊源极深。康熙朝，南怀仁受命掌管钦天监，参与历法修订与天文仪器制造，成为清廷倚重的“通天大师”。

至于徐日升（字寅公），则更是葡籍势力的核心人物。他1645年出生于葡萄牙贵族家庭，18岁进入科因布拉耶稣会修院学习，1666年远赴印度，先后在果阿、澳门完成学业。徐日升自康熙初年入京，不仅掌管宫廷音乐，更于1693年起实际主持耶稣会中国副省事务，在人事安排与资源配置上话语权颇重。此外，他还曾以译员身份参加1688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划界谈判，对巩固葡萄牙耶稣会在华影响贡献巨大。

这种“北京葡籍优势”对地方教区影响深远。南昌作为早期已有利玛窦基础的教区，自然被纳入这一葡籍主导的网络之中。

康熙晚期，来华传教格局已由单一耶稣会主导转向多修会并存。1701年统计显示，在华传教士中耶稣会士约59人，其余修会合计逾40人。康熙曾表示“近日自西洋所来者甚杂……难以分辨”。

在这一背景下，南昌是否仍维持原有传教秩序？

1710年圣诞节，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受罗马教廷委派觐见康熙时途经南昌，其日记提供了关键线索：“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西满（Antoine Simoy）神父不久后就来访问我们了。”

此时距利玛窦去世整整百年，距曾德昭离开南昌亦近半个世纪，但南昌仍由葡萄牙耶稣会士驻守。马国贤与西满的会面，表明南昌的天主教事业并未因明清鼎革与修会多元化而中断，而是沿此前形成的葡籍脉络延续下来。

马国贤与南昌的缘分不止于此。1723年11月，他奉旨离京南归，再次途经南昌，记载当时南昌“没有雨，没有雪，也没有任何其他不便”。这位后来在那不勒斯创办“中国学院”的画家，在其回忆录《清廷十三年》中，再次将南昌乃至江西赣江流域推送到西方视野中，同时也向我们证实：直至18世纪初，南昌依然是葡萄牙耶稣会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