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朱德在南昌起义后的关键时刻

      在乱世岁月里，一位老兵振臂高呼：“要革命的跟我走！”这为革命军队保留了珍贵的“种子”。正是这些种子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人民解放军才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成为当今威武文明的强军之师。这位老兵就是朱德。

       1927年8月1日，朱德参加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图为八一南昌起义油画

秘密“先行者”

       朱德在1927年春到达南昌。

       朱德按照党的指示，进入朱培德的部队，担任第五方面军总参议。这样便同过去有“袍泽之谊”的第9军军长金汉鼎、第3军军长王均等人有了实际接触。不仅有总参议的身份，朱德还担任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以及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

       南昌花园角2号的一处独门两层小楼，是朱德的临时住处。安顿之后，他便开始组建军官教育团。该团学员一部分来自朱培德的下级军官，一部分来自党安排的秘密军事工作者，还有一部分是朱德从杨森部带出来的骨干，很快就发展到几百人，这正合朱德“练就一团精兵推翻旧世界”的心愿。军官教育团名义上属于第3军，实际上是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培养军事干部的秘密训练基地。有意思的是，在开学那一天，蒋介石还赶来训话，不仅说了一大堆假话，还夸奖朱德喝过洋墨水，是“国家栋梁之材”。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正在赣东剿匪的朱德被召回南昌。6月，朱培德以“礼送”的名义要朱德离开南昌。朱德随后离开南昌到了武汉。

        “1927年7月18日，朱德将军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南昌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会议。当天晚上，他进入一间大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汇集到那里。朱德将军扼要介绍了会议决定：我们执行新政策的第一个行动，是南昌举行起义。”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在采访朱德后，写下的《伟大的道路》一书，解释了朱德在1927年夏天的忙碌，但“南昌”这个地点含糊。根据著名党史学家张侠长时间的考证，此处的“南昌”应是作者的笔误，是为“武昌”，并得到了官方的采信。

       显然，朱德在党的八七会议前，专门到武昌领命。至少，他得到中共军事领导人周恩来的授意，让他联络和征求一批重要军官的意见。当然，他自己“对所有的措施都投了赞成票”。这也进一步说明朱德专门在武昌领命，是受中央军委的重托。他秘密返回南昌进行事先准备，也是南昌起义先行谋划人……

宴请敌首，智困敌酋

       朱德回到南昌的日子很确定，是1927年7月21日，离南昌起义还有一个多星期时间。

        回到花园角2号，朱德就告诉警卫员他要四处去“转一转”，并命令下人将他唯一值钱的裘皮大衣拿到当铺当掉。然后，他把钱一半送给滇军23团的卢团长，留下一半说过几天请客要用。

        朱德回南昌的第二天，先是参加中共江苏省委会议，向陈潭秋等人通报了武昌会议情况，商讨成立“南昌市民欢迎铁军大会筹备处”。这显然是为南昌起义作准备。此后，他悄悄地来到老朋友、滇军中的结拜兄弟李尚庸家，以回南昌搬家为名打牌聊天，很快弄清了朱培德和王均都到庐山去见蒋介石，也弄清了城里的驻防和分布情况。得知24团的肖胡子所部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他用同样的办法进行拜访，并和几个团副见面，约定改日一聚。

        在南昌，朱德充分利用部队知道他和上级的老关系，也按照袍泽的礼仪，相互回礼，约定走的时候“摆酒”。

        1927年7月27日早晨，一位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的客人，经过人力车夫的指引，敲开了花园角2号的门。朱德下楼迎客，进屋之后，他们的双手就握在一起。

        “我们住的地方来了一位生客，见到团长特别亲切……团长让我去买炼乳、饼干等，这些食品团长平常都没用过。他告诉我，来的是周恩来先生！”这是朱德警卫员的回忆。

         朱德还让警卫员在书房摆了一张行军床，吩咐“周先生叫干啥就干啥”。

        周恩来在花园角2号，闭门向朱德介绍武汉的形势。两个人穿着背心，手里拿着芭蕉扇，越讲越兴奋。他告诉朱德，中共在九江已经成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便接待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同时，周恩来明确马上举行南昌起义，包括贺龙、叶挺等部队都正在向南昌靠拢，准备执行中央的决定。

       朱德一边打开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地图，一边称赞此为大好时机。

        “目前，南昌主要部队是朱培德的部队。其中第3军的王均所部主力在吉安，城里面只有两个团，就是23团和24团。第9军金汉鼎所部主力在九江，南昌城防放了两个团，即79团和80团。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设在南昌，有一个警卫团。还有第6军的一个团……”

        朱德在地图上熟练地标明驻防之地后，高兴地向周恩来报告：“有利条件是6个团分属三个建制，从总指挥到师一级指挥官都不在位，总兵力1万多人。如我们的部队按时到齐，稳操胜券是有把握的。”

        “另外，我的那个军官教育团，还有一个学兵营和公安局的力量都控制在手里。虽然枪少了一点，但都是得力的骨干，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这都交给中央所用！”

        周恩来从朱德这里获悉了敌人的情况，经过慎重分析后，马上准备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和军队指挥员从四面八方赶来，朱德就将江西大旅社包下来，供大家商讨起义事宜。

       朱德“被选入总指挥部……战时被选为总指挥部成员”。这是史沫特莱的记录。

       不过，这里的“总指挥部”并不是中央前委，也并非起义指挥部。史学家们引用李立三的说法是：“当时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是党的前敌委员会。做具体工作的是军事参谋团。”

        1961年9月21日，周恩来在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时说，参谋团的成员有朱德、贺龙、刘伯承、贺锦斋、蔡廷锴、张国焘等人。他还补充道：是我指定刘伯承去当参谋长的。

        按这种说法，朱德先是周恩来的参军，后为参谋团的成员之一。

       各路大军随之而至，起义军队有15个团，而敌军有6个团，我方占有兵力优势。参谋团最初确定7月28日起义，但有的部队不能按时赶到，加上张国焘的干扰，周恩来将时间改到了8月1日凌晨4时。

       在改期的几天里，朱德除了参加参谋团的会议，还不时组织自己部队的管理教育，划分战斗位置。他没有住在大旅社，而是按照周恩来的命令，担负着另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就在7月31日白天，朱德让警卫员送出请帖，以即将离开南昌为名，晚上宴请滇军多位团长到佳宾楼赴宴，并且打牌消夏。

       “上午，朱团长请客（送请帖），主要是卢、肖二团长……在路上，（朱）团长告诉我黄昏的时候，要制止一切外来客人，特别是来找两位团长的人，你推说他们回去了，并给一点钱支走他们的卫士，叫他们明天一早来。”当年警卫员的回忆，让这一场夜宴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性。后来担任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也是当时军官教育团成员的赵熔也证实了朱德的请客，并介绍在请客的过程中，将敌人的两个团长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请”到了俘虏行列。

        1961年2月1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在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时，工作人员请教元帅：是否有请敌人的首领打麻将，然后“计捕”敌酋这么一回事？

          “‘请客’打麻将，有这么一回事！”

         可惜，元帅只回答了半句话。后面也没有人再多问，“计捕”之事似乎留下了一个永久之谜。

        潜心研究这一段往事的张侠认为：相关材料完全可以证明，朱德在暴动之夜为了牵制敌人的指挥，特意安排请客、打麻将。意外的是，当晚因为叛徒告密找到了牌场，惊动了打麻将的敌酋，时间发生在晚上9点钟左右。

       相关同类回忆的不同在于，一种认为抓了敌酋，一种认为放了敌酋。

        从笔者研究的结果来看，7月31日晚上，按照参谋团的分工，朱德利用滇军名将的威望和前辈的身份，以搬家告别为理由，为配合凌晨4时的武装起义，宴请了第3军和第9军驻南昌城的部分团职军官。

        在吃饱喝足之后，朱德又安排他们到附近大贡院打牌，让这些敌军领导在4至5个小时之内失去与部队的联系，也屏蔽了相关的信息，隐蔽了起义军进入阵地的准备。

        同时，他在现场亲自见证了20军一名营长叛变的事实，也为提前起义行动提供了决策依据。

        朱德离开牌场后，马上就到了参谋团，最早证实那个营长叛变的突发情况，建议把时间提前。参谋团采纳了这一意见，“起义部队在9点钟左右就开始行动部署”。

        “砰”的一声枪响划过南昌城头，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历史从此开始！

偏师南下当先锋

        南昌起义胜利之后，前敌委员会公布了以宋庆龄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名单，打出了“继续反帝反军阀，打倒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发动群众武装人民革命”的大旗，按照《告二方面军同志书》的说法：“欲维持我们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是必须找这一个内不受军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封锁的地方，全国18省唯有广东适合这个条件。”

        起义军向既定目标———广东开进。越过赣南，到广东发展革命的根据地，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起义胜利之后的部队立即进行了整编，准备向南方开进。

        当年的南昌起义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回忆：“起义后，部队仍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编为三个军。第20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罕吾；第11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另外，成立第9军。任命朱德为副军长，想争取滇军加入起义军……后来将25师拨归朱德指挥。”

       尽管朱德在当时的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心目中，却是雄兵重师之将。因为以朱德的威望，以及他在滇军的影响，远远敌过一军之长。所以，在起义胜利之后，朱德从“团长”一跃成为“军长”。

        这一次任命，显然是周恩来的主张。当然，领导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也并非意气用事。

       首先，是基于起义军南下要经过第五方面军的防区，同朱培德的滇军打交道，唯有朱德这位滇军的老将出马。其次，是基于朱德对南昌起义的贡献，没有他的先行和准备，取得胜利将困难得多，况且朱德还掌握着一定的兵力。此外，也是周恩来对朱德的信仰、意志和军事才能的了解，他相信这位战友能担当重任！

        不过，在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党的秘密工作所决定，不便对外公开的原因，那就是朱德一直在秘密争取滇军的将领参加革命，至少“能够支援或不阻碍”革命。

       多年之后，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时任国民党赣东警备司令的杨如轩，在回忆录中揭开了这个重要秘密：“朱总在南昌和滇军将领大部分有来往。如金汉鼎、王均、曾万钟、李文彬、杨池生和我，等等。”“记得1926年至1927年之间，有一次他约我到南昌妇幼医院草地上聊天，同我讲革命道理。现在还记得两句话：要救中国只有革命；共产党一定能成功。”

        在南下之前，朱德又专门写信，并派一个团长送达：“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叶走一路、弟和兄走一路。兄穿须须铠，弟掌大旗。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

        为了让杨如轩拉起部队参加革命，朱德宁可当其副手。而当时的杨如轩“没有这个觉悟，所以也就没有回信”。他只是捎话“让兄保重”。

        这一系列事关起义的统战工作，是中央赋予朱德的任务，也只有周恩来等少数人清楚。周恩来代表中央委任其为第9军军长，划拨第二方面军的25师，加上他的教育团学兵营，以及公安局的警察和消防大队。朱德却坚持担任第9军副军长。按照有关人员的回忆，第9军部队实编共计2000余人，留有扩充余地。

        根据当时在革命委员会秘书机构工作的李嘉仲回忆：“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室成立之后，吴玉章即要我搬进办公厅住宿……我现在清楚记得，有一天朱德同志来说，填写一张委任状，任命滇军驻扎会昌的旅长韦杵为第9军军长，朱德为副军长。”

        可惜，当时韦杵突然到上海治病，没有加入这支队伍，军长职位一直空缺。朱德是实际上的第9军军长，部队称呼他为“军长”。

         8月3日，朱德带领第9军作为南下先遣队出发。朱德在《自传》中写道：“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寻找粮食……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也是粮秣队。”

        就是从这时，军队开始应对打仗，每到一处都要刷标语，组织群众演讲，然后选择那些富裕的家庭献粮。为了保障后续部队的供应，朱德在每一处都设下“兵站”，这便成为了人民军队后勤的雏形……

       然而，比粮食更重要的问题，还有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战事。南昌起义之后，武汉政府当局迅速制定“平暴”方案。当汪精卫和蒋介石得到《贺叶袭击南昌之报告》，并弄清他们准备向广州“逃窜”之后，于8月1日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对办法，除决定张发奎带领两个军“进剿”之外，还向所有赣粤军队发出“会剿”命令。

       朱德带领起义军先遣队到达赣东抚州临川时，突然接到搜索兵的报告：在临川和李渡遭到拦截。

       对这一带民情，朱德比较了解。朱培德曾安排朱德带领军官教育团在该地进行“剿匪”。朱德到达之后，发现所谓的“土匪”，都是受当地土豪劣绅欺负和压迫的农民，便和农会结合惩治臭名昭著的恶霸，还派教育团党团干事担任临川县县长和农协自卫队大队长，并留下自己的副官担任公安局局长。革命的种子从此在这里发芽。

       朱德走到队伍的前头，已有留在当地的学员上来报告：中共临川县委请团长入城。这让朱德高兴不已。

       朱德进城，群众已经打出标语：“打倒朱培德，欢迎朱德！”

       原来，驻守在这里的杨如轩得知朱德已经出发，面对过去的手足之情，他欢迎也不是，交手更不是。如他后来所言，“当时满脑子光宗耀祖、升官发财”，根本没有考虑革命。但面对朱德的人间正道，他又不得不佩服。所以他退避三舍，让出临川主干道30里。

       此时，8月的赣南正是高温，虽然和敌军没有大的交火，但也炎热难耐，除了伤病员增多，部队还开始出现逃兵，大量的思想工作等待朱德来做。刚好，从后面赶上来的陈毅加入了队伍。朱德的这位四川同乡也是留洋的中共党员，因为在途中没赶上起义，现在到来正是急等用人之时。朱德分配其做政治工作，部队涣散局面才有所好转。

       转眼即将走出赣南，从各方面的情报分析，为了围堵起义军进入广东，李济深已派两路大军在瑞金北面设立了坚固的防线。“冲出去才是胜利！”朱德大手一挥，带领先遣队迎着敌人的炮火冲去……

1965年7月7日，朱德手书《纪念八一》

“三天指挥权”打成主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南昌起义部队遭到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前进到瑞金附近的壬田时，朱德率领的先遣队就同钱大钧部的一个团发生遭遇战。当时，后续部队还没跟上来，朱德便到现场勘察。他否定“一条线”的战法，选定了几个关键高地设立阵地，然后分兵把守，并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阵地前沿。

       战斗非常激烈。根据参战的刘九峰回忆：“在壬田时，朱德同志亲自指挥参加战斗……他使用两支马枪，更换射击敌人。”在这次战斗中，参谋长冉国平牺牲，朱德便直接指挥。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他身边的一个连始终坚守着阵地。

       紧接着，在攻打会昌的战斗中，朱德除指挥第9军余部，上级又将20军的第3师划拨给他，仗越打越大。一股敌人突破前沿，直接向指挥所扑来，没见过这个阵仗的学兵开始慌乱，其他指挥员也劝朱德赶快离开。“不要慌嘛，来了就打嘛！”他走到一个牺牲了的战士旁边，捡起一支步枪，从容地拉开枪栓，压上子弹，把冲在前面的敌人一个一个放倒。子弹打完之后，他换了一支枪又打，终于把敌人打了回去。

       刚才还惊慌失措的部队，完全被这个老兵的枪法和沉着惊住，见敌人退下去之后，马上组织反击……

       会昌之战打击了敌军，我军伤亡800余人，但朱德所部的损失得到补充，基本上还是出发时的人数。大家夸他“用兵真如神”。

       起义部队退回瑞金休整，朱德部队的先锋使命基本完成。由于广东是农民领袖彭湃熟悉的地方，改由广东北江农军打先锋，朱德由先锋改后卫，第9军才有喘息的机会。后来取道上杭，起义军改名为“中华革命军”，并讨论了在三河坝分兵。20军和11军主力1万多人在周恩来、贺龙和叶挺的带领下，前往潮汕地区。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被安排在三河坝阻敌断后。陈毅后来称这个决定，是一个“悲惨的决定”。

       当时，粤系军队加上桂系军队有17个团，而我军有15个团，如果指挥得当，仍有击破敌人的可能。但部队一分为二，让敌人牵制一部，再集中攻击一部，结果可想而知。让朱德断后，是周恩来等人艰难下达的命令。所以，在分别的时候双方的表情都特别凝重。

       “恩来，你放心。对付这一帮龟儿子，我还是有办法的。”朱德乐观地说。

      “三天。”周恩来伸出三根手指，“只需要坚守三天，大部队就应当到了潮汕。三天之后一定要撤出来。”周恩来让朱德抵抗三天，然后带部队南下与主力会合，再把25师交还叶挺。

       在场的人记得，当时周恩来还想说什么，朱德已经和他握手告别……

       25师曾经是孙中山的卫队，北伐战争时的铁军，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革命军，更是革命军中的精英。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大多数的团长、营长也是黄埔军校的骨干。前委把这支精锐之师临时“借”给朱德，实际上是明确这一次行动涉及大局，必须要完成任务。

       三河坝位于梅州大埔县西部，三面环山，是梅江、韩江和汀江的交汇处，也是通往潮汕地区的必经之路。朱德带领部队领导看完地形之后，马上作出决定放弃守城，因为这样只能背水一战。他让大家在三河坝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和下村一带布防，一面发动群众，一面修筑工事，专门等待敌人。

       10月1日，敌军蜂拥而至。他们先是在河对岸修筑工事，形成两军对垒。战斗在下午打响。敌人携带了炮火和重武器，一开始就以猛烈的火力向起义部队射击。起义部队虽然只有轻武器，由于事先进行了充分的隐蔽，敌军不知虚实，只能隔河而战，反而遭到起义部队的大量射杀。官兵们在丛林中、草地上和芦苇荡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每个阵地都是多次失而复得，数倍于我的敌人硬是过不去。

      战至第三日晚，敌人分两路增援，而起义部队孤守无望，还有被切断退路的可能。朱德来到设立在田氏祠堂里的指挥所，同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等人分析情况，从时间上确定主力应该到达潮汕之后，才决定脱离险境。

       “交替掩护、撤出战斗，寻找主力会合！”朱德带领两支部队剩下来的2000多人，趁着夜色掩护，甩掉追兵来到饶平。刚在一个小镇上宿营，就看见河滩上来了一队衣衫褴褛的散兵。大家正准备抄家伙，有人认出其中一位是20军教育团的参谋长。

       潮汕的主力部队怎么出现在这里？交谈后才得知20军和11军主力部队进入潮汕失败的消息。突然而来的“炸雷”，让指战员都愣住了。

      怎么办？一个多月前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转眼之间就严重受挫。他们围绕着最高长官朱德，仿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通知部队，马上离开这里。我们穿山西进，反向而行，首先甩开敌人！”朱德在了解基本情况之后，第一反应是保存实力。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对成败得失已见得太多，他最看重的是如何保持这些党的革命种子。所以，还在大家迷茫之时，朱德马上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朱德

“赣南三整”塑军魂

       疲惫之师整天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起义的红旗被包裹起来。部队除了找生路，还要隐蔽行踪。几天前还在战场上拼杀的起义部队，在失败之后仿佛一下失去了灵魂。

       朱德知道这是部队失败的“综合征”，稍不注意部队就会散。所以，他将卫队也组织起来，每一次战斗，都亲自指挥并参与其中，保证部队一点一点向前行动。在途中，也遇到了来自内部的分歧。由于几支部队组合在一起，20军的官兵非常着急，加上25师的领导决定分开去找党之后，剩下的队伍便零零星星越走越多。

      “同志哥，走是可以的，后会有期。但把革命的枪留下，这个将来是有用的！”朱德把丢掉的枪捡回来，然后背在肩上，有时一次背起十来支。看到朱德这样沉着稳定，党代表陈毅、负责参谋长工作的王尔琢，以及后来从潮汕赶来的杨至成等人，纷纷拣起离开者丢下的枪支和器材，跟着朱德开始了漫长的前行……

       撤离三河坝之后，第9军余部和25师大约还有2000人，随着收容潮汕退下来的主力，减去离开的人员，现在的队伍大约保持了1500人。而后来的情报显示，钱大钧先后集中2万多兵力“围剿”该军。朱德的后卫部队，三天便成为潮汕失败后的主力。

       紧急关头，朱德振臂高呼，成就了后来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10月7日，朱德在茂芝镇召开全体军官会议。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朱德上井冈山》记载，为了挽救这支南昌起义幸存下来的孤军，也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朱德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大家：“革命暂时失败了，我们与上级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敌人正在向我们袭来。为了革命，为了保住铁军的荣誉，我们必须高举南昌起义这面武装斗争的光辉旗帜。现在，我们是几支合在一起的部队，大家没有长官了。我只是第9军的军长，算不上你们的长官，只是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研究，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在这关键时刻，陈毅立即站起来说：“我陈毅拥护朱军长领导。他是南昌起义的领导成员，又是军长，是我们中间最高的长官。自从起义征战以来，特别是在三河坝的激战中，完全证明他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指挥才能。你指挥我们能行！”

       “我也拥护朱军长领导！”王尔琢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代表北伐73团的铁军表态。没有等陈毅说完，他带头举起双手，绝大多数军官把双手也举了起来。

      会议气氛很热烈，大家都表示支持朱德领导部队。朱德不辜负大家的期望，马上组织大家研究对策，最后确定了一系列方案：

      ——马上采取措施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避开敌人主攻方向，从东北方向穿插到闽赣边境；

      ——加强政治工作，稳定军心，防止叛变行为发生。

       会议一致通过朱德提出的“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准备去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的湘赣边界寻找“落脚点”。

       起义军进行了整编：25师第73团编为第1营、74团编为第2营，第9军教育团编为第3营。由当地党组织派出向导，部队开始千里转战。

       这是南昌起义部队在失败之后的赣南第一次整顿。这次整顿决定了这个部队的领导核心、行动方向和继续革命的目标，为保存革命实力提供了基础保证。

       假如第一次整顿是为应付突发状况，才推崇朱德为领导，或者说朱德选择方向和目标纯属偶然的话，那么发生在赣南的第二次整顿便绝非巧合。

       朱德带领南昌起义的余部进入福建，沿着粤闽边界的崎岖山路北上，但是敌人一直尾随，必须割掉这个尾巴。他的决定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并最终在武平选择了战场。

      利用山间有利地形，南昌起义军先是击退了钱大钧的两个团，接着朱德组织大家一鼓作气，又消灭了钟绍奎部的一个营，这才把部队带进了崇山峻岭。

      尽管一路打胜仗，部队还是经不住在莽莽森林里面打圈圈，特别是具有打正规战传统的部队，面对无粮草、无寒衣和无营房的问题，部队又出现了开小差的情况，遇到岔路就有人溜走，许多人上个厕所就不见了。负责政治工作的陈毅，整天跑前跑后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不料被一些落后军官拉着想一起离队。

       陈毅的苦恼，朱德觉得可以理解，但有必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尤其要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于是，朱德决定在甩掉敌人的追兵进入赣南之后，对部队的思想和组织进行再整顿。

       10月下旬，部队来到江西安远县一个叫天心圩的地方，朱德跟大家讲：“同志们，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革命的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们还是要革命的。”

      见大家听得认真，朱德也激动起来。“要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想革命的，可以回家，绝不勉强。但是，武器必须留下，因为那是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见听他讲话的人越来越多，朱德走到一个土台上，放开声音讲道：

       “我希望大家不要走！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只要我们认清革命前途、积蓄革命力量，不怕艰苦、不怕挫折，坚持斗争下去，中国也会有这个‘1917年’，胜利一定会到来！”

      朱德最后深情地望着大家说：“我劝同志们也坚信这一点！”讲完之后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朱德讲完之后，大家把他越围越紧，问的问题越来越深。有人提出：“下一步怎么办？”“打游击去嘛！”朱德说出了他在苏联学习时接受考官考核说的那句话，“中国幅员辽阔。这一带，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很有基础，我们跟农民运动结合在一起，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伸展开来。”

       朱德当场还回答了大家一系列的提问。比如：“有枪没有子弹怎么办？”“我们的给养怎么解决？”“伤病员怎么办？”朱德对大家关心的问题都一一作答。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官兵，并不是每个问题都能深刻领会，但对从军长嘴里说出来的话大家都深信不疑。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效果极佳。最后，同志们发出了一片“跟朱军长走”“打游击去”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

        “经过这次整顿之后，我没有继续西进，经过信丰，于10月底到了大余，对部队进行整编……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支队伍，真正开始新的整训，还是在上堡。”1962年6月，朱德在回忆“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的时候，还清楚地记得天心圩的动员整顿，不仅增加了党团组织，同时把所有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下属三个队，每个队都成立了党支部。

      朱德还记得，部队转到崇义县城的上堡之后，又进行了一次更重要的整顿和训练，这就是著名的赣南第三次整顿。

       整顿训练的前奏，是起义军占领了赣州附近的信丰城。官兵们刚刚走出山林，见到物产丰富的县城，那真是喜笑颜开。

       朱德正在邀请信丰各界代表开会，向他们深入宣传起义军的宗旨，希望在财力物力上得到大家的支持。突然，副官赶来报告，当铺遭到了部队少数人的哄抢。朱德一拳砸在桌子上，嘱托陈毅必须坚决制止，严肃处理。

       一声紧急集合号响起，部队被再次带出县城，大家走了20里，在一个山坳的坝子上停下来，陈毅开始点名。

       第一个点“朱德”的名。已经担任参谋长的王尔琢马上跟了上去，成为了第二名。接着就是第三名……队伍一共800多人。

       “同志们，我们今天为啥子像发现敌情一样把大家拉到这里？实际发生的事情比发现敌情还紧急。因为有些坏家伙想破坏我们的革命！”陈毅怒目通报了发生的抢劫之事，挥舞着大手说道，“当铺里的东西是穷人的，穷苦兄弟当了衣服马上还得赎回去穿。你抢来穿着于心何忍？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吗？”

       朱德把话接过来：“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武装，我们维护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的财产，同时也要保护城镇工商业。我们南下的时候颁布的告示讲得很清楚：对商界同胞，买卖尤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严惩绝不姑息。此事有言在先，最近战事紧张，责任在我。”

       朱德话锋一转，说道：“我们这一次只要交出所抢的财物，给予归还，承认错误，不再追究。但不准损害人民利益这个铁的规矩，今天一定要立下来！”

       说话之间，那些参与了哄抢的士兵，马上交出财物。唯独领头的三个兵痞还想反抗，被当场拿下。领头者的反抗激起了大家的愤怒。陈毅问大家怎么处理？大家异口同声：“枪毙!”

       枪声，回荡在上堡的旷野，从而真正立下了“铁的红军”的规矩。

       “在上堡，我们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要归公。”朱德几十年之后说，“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

       创造与众不同“铁的红军”，除了特殊的纪律，还有特别的战术，既要适合打大仗，又要适应转入游击战争。朱德就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之中，开始锻造一支新军队。

统一战线恢复元气

       1927年的冬天即将到来，风起云涌的南昌起义突然变得无声无息。中共中央以及南方各省党组织四处派人打听，剩下来的部队是否还在这个世上。

       由于朱德所部在密林中隐蔽穿行，中央只能从国民党“剿匪”的一些碎片化的报道中隐约知道这支部队还在战斗，便多次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系，包括信使曾经追到信丰，但也没有追到部队。

       下一步往哪里去？朱德率领部队从粤入闽，又从闽入赣，几乎都在边界上行走。起初，他们同广东北江特委还有一些联系，后来也已经相当困难。

       眼看就要进入冬天，近千人的粮食和棉衣也越来越成为问题。除此之外，武器和弹药也需要补充。尽管有革命的万丈豪情，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朱德和陈毅等人正在盘算这个问题时，屁股下面的一张旧报纸，让朱德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

       “瞧，范石生！我那范老兄的16军驻扎在郴州哎。恩来确实有远见卓识呀，他在出发前告诉我这个军有党组织。”朱德当场从怀里拿出一个小本子，上面用德文记录着该军秘密党组织的情况。

       陈毅和王尔琢都知道范石生是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曾经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立了大功，被孙中山誉为“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颤”，孙中山亲自书写“功在国家”奖励其军功。但两人并不知道朱德和范石生有多深的关系。

       “这人和朱培德他们是不一样的。”朱德从他和范石生两人在云南讲武堂时就是同学讲起，谈到他俩追随蔡锷将军参加讨袁护国时结下了深厚友谊，特别告知此人就是他当年发展“五华社”时的成员。

       “这事不能充壳子。”陈毅快人快语，“玉阶兄这么多年没见，哪晓得他的变化呢？”

       “这个估计有几分把握！”朱德介绍了他从金汉鼎那里知道的情况，范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不仅和粤桂军队有矛盾，而且和蒋介石的恩怨更深。

       大家觉得值得一试，特别是范部有党组织，还保持了政治部，说不定可以和中央联系上，便一致同意同范石生进行谈判。朱德马上修书，明确“借义兄部队隐蔽练兵”，同时强调义军政治独立、组织独立、行动独立，要求范石生按照一个团的兵力保障后勤。

       书信送出十来天，范石生的联络官韦先生就找上门。这个人原是朱德当警察厅厅长时的警员，而且是周恩来介绍的该军党组织成员。一个多月前，范石生已经知道朱德在三河坝失利，已经游击到附近。收到来信之后，他也十分高兴，当即批给编制、防区、武器、弹药、粮食和被装等，并派他政治部的可靠人员欢迎大军。

       这一下朱德高兴了，马上向部队说明，并且分批向湘南方向开进。

       1928 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在江西宁冈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图为井冈山会师油画

      18年之后，朱德在延安红1军团史编写座谈会上说：“今天看来，当时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

       按照范石生安排，朱德所部以16军第47师140团的番号进驻湖南资兴。部队不仅得到充足的保障，还同16军的党组织共同成立中国共产党16军委员会，陈毅担任书记。从此，朱德部队同中央、广东北江特委，以及湘赣特委均建立了联系通道。

       更让人高兴的是，伤员得到了治疗，大家重新领了薪俸，官兵在这里换上了棉鞋，而且还得到棉衣和军毯，武器也得到更换，除了配发重机枪，子弹也保证了充足的供应……

        部队安顿好之后，范石生亲自来师部授予朱德16军总参议、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之职。朱德化名为王楷，明白人都知道八九分，但都开心地叫他“王团长”。借此环境，部队更加抓紧练兵，同时还帮助处于边界地区的仁化建立苏维埃政权，协助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独立第4团。

       12月10日左右，一封北江特委的“鸡毛信”打破了部队的宁静。原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张太雷、叶挺和叶剑英正在筹备广州起义，要求朱德所部赶往支援。朱德一面组织部队向韶关开进，一面向范石生求助火车从韶关输送。14日，正准备乘车南下，却遇到广州起义撤退下来的2000多名士兵。他们是到韶关来投奔朱德的，原来广州起义也遭到了失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朱德还没安顿好部队，16军军委和范石生分别送来紧急信件。军委党组织已经掌握该部特务机关丁某，将“叛军”朱德所部隐蔽在该军的消息报告给了蒋介石。蒋密电广东李济深转告范石生立即查办，捉拿朱德，并派13军开往仁化监视。

       范石生的来信对此也是大为吃惊，他让人送来钱款，建议朱部另谋出路，说明自己爱莫能助，相信胜利属于兄弟，并且特别提示要择路而行……

       经过紧急商议，朱德连夜下达“雨天野外演习”的命令。除了集合好原来的朱德所部、广州起义人员，陈毅还带走军政治部获得了消息的300多人。

“小试牛刀”惊湘南

       1928年的春天刚刚来临，朱德所部秘密转移到湘南深处的宜章附近。

       有资料记载，朱德在范石生部隐蔽期间，已经同中央取得联系，在上级给予“德兄并全体同志”的指示信中，已经明确这支部队相关联的组织是广东北江特委。朱德也被任命为北江特委委员。

       为什么北江特委委员把部队带到了湘南呢？

       这当然是敌情所致。正当朱德所部向南雄开进时，突然发现监视范石生捉拿朱德的13军，已经乘船出发，对其前进的地方进行了包围。一个团同一个军作战，这无疑是拿鸡蛋碰石头。

      正当部队危难之际，参加彭湃部队起义、后来汇入朱德所部的龚楚站了出来，告诉朱德南下走不了，可以去宜章杨家寨子。那里深山老林，远离官道，而且群众基础很好，环境也封闭，很适合藏兵。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百色起义的龚楚，是1925年从事农民运动的党员，在潮汕失败之后，同起义部队一起加入朱德队伍，不仅思想活跃，对群众工作和地形也很熟悉。他提供的地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朱德回忆说：遇到了敌人的围堵，“我们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杨家寨子在南岭的南侧，有300多户人家，与宜章县只隔一座山，特别是四面封闭，中间有一块平坝，地形和社情的确很适合藏兵。朱德马上采纳龚楚的提议，将部队开进杨家寨子。队伍一到那里，就受到农会主席杨子达的欢迎，许多隐蔽在那里的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纷纷赶来迎接起义军。

       朱德这一次进入湘南，不仅通过龚楚结识了杨子达，还认识了另一位英雄胡少海。说起宜章县富家“五少爷”，当地人都知道他叫胡鳌，读书的时候就有进步思想，在程潜部队当兵上过讲武堂，后来担任营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因为受到怀疑，悄悄带着部分湘籍士兵离开部队，躲在杨家寨子做起了贩马生意，并以此为掩护劫富济贫，在当地是一位“侠客”。

       胡少海对朱德早有所闻，见到起义军之后，不仅送马献钱，还主动把手里的队伍交给了朱德，作为“送给党的礼物”。朱德对类似的有识之士给予热烈欢迎，并将他们编入部队，按红军的要求派出骨干，抓紧时机进行整训。

      朱德到杨家寨子不久，杨子达就带来了宜章县委领导。他们不仅送来猪肉和粮食，还向朱德传达了湘南特委制定的暴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年关暴动计划”。

       “县城里面有多少敌人？”朱德详细询问。当得知民团只有500多人时，朱德和陈毅共同表态，要给湖南人民献一份厚礼。大家共同研究作战方案。朱德发现宜章县城虽然敌人兵力不多，但城墙十分牢固，易守难攻。鉴于这种情况，朱德叫来了胡少海，让他先唱“第一出戏”。

      第二天，宜章县衙门收到一张盖有官防大印的通告，明确为了保证乡里百姓过好春节，16军一部移驻到该县。

       紧接着，胡家“五少爷”便出现了。面对前来欢迎的县长、参议长、民防团团长、公安局局长，以及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胡少海当场宣布大军不日即到，邀请所有人员改日参加团长到来的欢迎宴。

      按照计划，朱德带领主力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宜章县城，县衙大院张灯结彩，酒肉飘香，比过年还要热闹。

       客人到齐之后，朱德八面威风地出来和大家见面。就在一声“鱼来了”之后，县衙所有当官的和土豪的脑门上，都顶上了黑洞洞的枪口。

       没费什么劲，朱德所部智取宜章县城。这是该部在整顿、训练和独立行动之后，完全占领的第一座县城。

       让朱德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县衙改旗更张之后，如同“多米诺骨牌”产生连锁反应，宜章县城镇、乡村全面爆发“年关大暴动”，打土豪、分田地，送儿送郎参军，忙活了一整个新春。由此，附近的郴州、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区，也闻风而动开始暴动，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场风暴影响了20多个县市，有100多万人民群众参加。

       随着参军的人数越来越多，也为了保持正规军的机动能力，朱德和湘南特委商定，成立了三个农军师，后来又成立了两个独立团。

       扩军之后，朱德所部正式使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番号。据曾志同志回忆，她亲自参与了绘制这面旗帜，“一律废除青天白日旗，改为红旗，以斧镰为标志”。

       新中国成立不久，由于湘南起义产生的领导干部和牺牲的烈士比较多，有几位老者向朱德建议要把湘南起义好好梳理一下。

       “湘南革命很有意义，人民敢于斗争。但南昌和秋收起义在前，可不赖哦……”话说了一半，但意思很清楚。

       1927年8月1日，朱德参加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图为八一南昌起义油画

“朱毛”会师在井冈

       1928年春天，湘南大暴动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新闻。蒋介石再一次电令湘粤组织“清剿”。制造“马日事变”的许克祥打头，扬言“老子用六个团和朱德的一个团干一仗，吃掉他绰绰有余”。

       不料，许克祥部中了朱德所部的伏击，最后他不得不一个人划船逃跑。紧接着，在转兵湖南郴州的过程中，朱德所部不仅打击敌人，还顺手牵制一个敌人的新兵营。仗，越打越精。朱德所部已经游刃有余地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中央在考虑这一支部队的归属问题。从北向南，又从南向北，这一支红色的“种子部队”转战千里，现在已经到“归巢”的时候了！

       向南进入广东是一条路，但自从在海陆丰的潮汕地区和广州发动起义失败后，粤桂军阀明显加强了对革命力量的防范，这条路好像不太好走。好在此间党中央组织的一系列革命暴动，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陕西等处遍地开花，已经明显站稳脚跟的就是秋收起义的部队。他们进入湘赣边界，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了武装割据，领导这支部队的正是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

       朱德对后来这位搭档的真正认识，是在党的八七会议前后。他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及发动工农革命的论断，让朱德知道这是一位同道者。

       在此之前，毛泽东把部队拉到井冈山开展武装割据的壮举，朱德早有所闻，虽从未谋面，但二人实际上正在一步一步靠近。

       早在1927年10月，也就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不久，两支部队实际上已经在范石生部队碰头。当时，朱德团和16军地下党成立了军党委会。这个组织同时也接到了张子清、伍中豪所带领部队的关系。

       张、伍部队就是秋收起义的一支，他们属后来井冈山的第1团第3营，也是在战斗中和主力打散。由于两支部队分别由北江特委和湘南特委领导，故军委利用范石生给予的140团编制共同隐蔽，但都是独立行动。

       从伍中豪等人的介绍中，两支起义部队知道了对方的情况，但后来已各自奔赴了相关的战场。

       “同举一面旗，但没有必要同守一座山”，原因是组织关系不同。但是，朱德等认为，虽然组织关系不同，但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有必要建立联系互相配合。他们便派在朱部的毛泽东的弟弟上山联络。

       就在3营回井冈山之后，毛泽东便派何长工专门到韶关联系朱德所部。

       当时，140团已经开走。无奈，何长工准备到铁路大澡堂里洗个澡，然后再做打算。意外的是就在澡堂洗澡的时候，听到的16军两个军官的议论，让他得知了朱德部队的消息。

       接着，何长工出现在朱德的指挥部里。碰巧，他在这里一眼就认出了过去一块工作的老党员蔡协民。经过蔡协民的介绍，他认识了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等人，向他们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和会合的希望。

       不过，最后真正把他们组合在一起的，还是敌情发展和组织的力量。

       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出湖南省军委委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周鲁到井冈山，贯彻上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决议精神，以及12月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横加指责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井冈山部“工作太右”，并且取消前委，成立师委员会，命令井冈山部队前去支援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

       面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冒险，毛泽东只能下山迎敌。而此时蒋介石组织了7个主力师扑向湘南，井冈山部边击边进，朱德所部也是边打边靠。

       最早，是毛泽东带领的井冈山第1团打垮何其朗部，与萧克带领的宜章起义农军独立营会合，得知湘南的部队正在靠拢，便决定收缩战线，打开山门迎客……

       1928年初夏刚刚来临，井冈山百花盛开。在宁冈的龙江书院，分别参加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终于会合在一起，英雄在一棵大树下紧紧拥抱。

       “朱毛”两支部队会师后，迅速进行整编。根据历史记载，朱德带上井冈山的部队和农军有1万多人，加上原来井冈山的2000多人，合编成一个军，番号继承北伐铁军，全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起初，编制3个师，下设第10、11、12师，分别列为第28至36团，后来缩编为第28、29、30、31团。军部向中央的报告明确称“以朱部28团，毛部31团较有战力”。

       黄克诚大将后来说：“朱老总在当时很困难的情况下，收容残部、扩大队伍，举行湘南暴动，后来又与毛主席会师井冈山，这个功绩是很大的，因为毛主席以前没有打过仗，而朱老总是有军事经验的……朱老总在打仗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对于红军初创时期能够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是有大功劳的！”

1966年2月9日，朱德手书《井冈山会师》

        （来源：《党史博览》2023年03期，作者赤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