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江西省政府临时省务会议记录》（江西省档案馆藏）
1927年4月9日，民国江西省政府临时省务会议记录上记载着若干“讨论事项”，其中一项记载，“南昌公安局局长戴石浮、副局长傅良弼辞职，讨论继任人选问题”，并决议“戴石浮、傅良弼辞职均照准，所遗公安局局长一缺即委第三军教育团团长朱德接充”。这份藏于江西省档案馆的原始会议记录，纸面虽已泛黄，墨迹却依然清晰。朱德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后，经合法程序出任南昌公安局局长，这不仅使他掌握了一支重要的城市武装力量，更为几个月后南昌起义的成功发动埋下了关键伏笔。
受命入赣：军官教育团里的革命火种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前往江西南昌，转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工作。
朱德到南昌工作，有着特殊的历史因缘和人脉基础。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一带的第三军是云南部队，其总指挥朱培德，军长王均、金汉鼎，师长杨如轩、杨池生等人，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此后又在滇军中长期共事，朱德从一名见习生成长为远近驰名的滇军名将，与他们“交谊很深”。朱德正是凭借这一层特殊的历史关系，得以顺利进入第三军，他一到南昌，朱培德便委任他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不久又委任他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当时由于工作需要，朱德的中共党员身份是保密的，对外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军官教育团设在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学员分两部分：大部分是第三军的现役下级军官，编为第一、二营，共700余人；另有第三营是学兵营，主要招收省内中学生及部分来自上海的青年，共400余人。从表面上看，军官教育团的创办是朱培德为整训部队中下级军官、提升军事素质而采取的一项常规举措，然而在朱德手中，军官教育团超出了常规军事培训的范畴，成为共产党培养军事干部、发展革命力量的秘密基地。
朱德在办学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远见和组织才能。在教育内容上，他将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设置了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政治课程，经常邀请曾天宇等共产党人前来讲课。在组织建设上，他深知，仅仅培养军事技能远远不够，必须使这支队伍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总务处处长的赵镕回忆，军官教育团“有共产党组织这一点是公开的，但党的组织和活动则是带秘密性的，党组织在进步的学员中发展了党员，最初，每连发展有一二人至四五人，到学期结束前，每连即发展到十数人，在一营有的连甚至达到全连学员的三分之一左右”。共产党员陈奇涵担任军官教育团参谋长兼党支部书记，负责党的工作。
朱德还将军官教育团的革命影响从校园扩展到社会。他多次派学员分赴万安、泰和、吉安、萍乡、抚州、九江、德安等县市，协助地方建立工会和农民协会，开展工农运动。他本人也经常到农民运动训练班、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讲课和指导工作，军官教育团由此成为南昌乃至整个江西革命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兼任局长：以合法身份掌握城市武装
1927年4月7日，朱培德正式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两天后的4月9日，江西省政府临时省务会议通过了任命朱德为南昌公安局局长的决议。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更替——原局长戴石浮、副局长傅良弼辞职，朱德接任。但这一任命绝非偶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的李世璋后来回忆：“正好朱培德又是朱德的好友，于是被朱培德聘请到了南昌，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省会南昌公安局长。”
朱德接任公安局局长后，利用这一身份展开了一系列工作。他在全局干警大会上告诫大家要“切实负起责任，保护民众，尽快恢复南昌的秩序”。与此同时，他迅即从公安局拨出100多支枪，武装江西省农民协会组织的农民自卫军大队。在国共合作即将破裂的关键时刻，共产党掌握的每一支枪都弥足珍贵。
朱德在公安局的工作作风，给当时的下属留下了深刻印象。曾在公安局监印室工作的鲍玉柱回忆：“朱德同我们大家讲了几次话，谈的都是鼓励我们要努力工作，要进行革命，他说：在革命没有取得胜利时，大家要多吃些苦，多做工作，要时刻想到人民大众。”在公安局行政课任课员的胥光和回忆，朱德在就职典礼上告诫全体官警，“要努力工作，不要找人讲话，也不要找人写八行（即介绍信）来作保障，你们能不能在这里继续工作，完全决定于你们自己的工作努力不努力”。
朱德兼公安局局长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获得了一个职务，更在于党通过他合法掌握了一支城市武装力量。这支力量虽然在南昌起义中只有少部分人参加，但公安局的警察和消防人员熟悉地形，了解情况，其情报价值和掩护作用不可低估。其间，朱德奉命率军官教育团前往赣东抚州一带剿匪，在临川、贵溪、崇仁一带打击地主土匪武装，指导农民运动的开展，并派军官教育团的干部担任抚州公安局局长、临川县农民自卫大队大队长等职，还留下了一批学员在农村工作，使赣东的农民运动在白色恐怖日益逼近的情况下得到了保护和发展。
临危受命：南昌起义前的秘密准备
1927年6月，朱培德公开转向，下令“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宣布停止全省工农运动。朱德得知消息后主动辞去公安局局长职务，并将军官教育团第一、二营学员提前毕业，只留下第三营继续学习。一、二营学员除少数回原单位外，绝大部分都作了有计划的分散，他们被分配到赣江流域的各县和铁路线上，从事工会、农协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朱德还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学生到朱培德手下的杨如轩、杨池生两个师所部去，这部分学生在南昌起义中和后来二杨在井冈山与红军交战中，起到了里应外合的作用。不久，朱培德以“礼送”的名义要求朱德离开南昌，朱德经九江转往武汉。
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宣布“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中共中央作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因为朱德对江西情况熟悉、工作条件便利，中央派他先期返回南昌，为起义做准备。7月21日，朱德秘密回到南昌。他趁朱培德已去庐山之际，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同驻南昌的原滇军军官频繁接触，并通过各种关系详细了解南昌市及周边地区的兵力部署情况。他精心绘制出标明军事要点的南昌市区图，对敌军驻地的碉堡、火力点以及进攻路线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7月27日，周恩来秘密抵达南昌，当晚住进花园角2号朱德寓所。朱德立即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敌情：驻南昌城内外的国民党部队有6个团，加上零星警卫部队，总兵力约1万人；第三、第九两军留驻南昌的几个团长大多是跟随朱培德的，很难争取过来；军官教育团留下的第三营三个连和公安局可争取的警察、消防人员约四五百人，人数虽不多，但由于熟悉当地情况，对起义有不小的价值。周恩来后来曾高度评价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称赞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起义前夕，为起义顺利进行创造条件，朱德设宴款待驻南昌第三军的两个团长及一个副团长，酒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随后又约他们打牌。正打牌时，第二十军一个军官跑来告密，几人闻讯立即告辞。朱德不便阻拦，但迅速赶到贺龙指挥部通报敌情，前敌委员会根据这一突发情况，果断决定将起义提前两小时举行。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经过数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驻南昌敌军3000余人，占领南昌。起义胜利后，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不久改任军长。8月3日，他率第九军作为先遣队踏上南下广东的征途，继续为保存革命火种而战斗。
一份看似平常的省务会议记录，承载的是一位共产党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利用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斗争的深邃智慧，是党转向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历史转折的微观见证。从1927年1月受命入赣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到4月9日兼任南昌公安局局长，再到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朱德之所以能够在南昌起义中发挥“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作用，绝非偶然。他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在军官教育团中培养了一支政治可靠、纪律严明的革命骨干队伍；在公安局局长的合法身份掩护下掌握了南昌城防的方方面面；在赣东剿匪的实战中锤炼了队伍的军事能力；在与滇军旧部的频繁交往中织就了一张可靠的情报网络。这一切，都为南昌起义的成功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种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敌后的工作方法，以及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灵活机智的斗争策略，使朱德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担当起了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来源：《学习时报》2026年7月31日第4版
编辑：李永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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