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医药耗材采购定价,干预市场公平
尽管药品集采已制度化,但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小众耗材、新技术的定价、报销范围调整等环节,医保局长仍拥有较大影响力。
江西曾查处某医院院长与医药商人勾结,通过虚假招标、利益分润掌控药品耗材采购,而此类行为的实现,均需打通医保部门的定价、报销审批环节,凸显医保与医药采购领域的腐败利益联动。
(五)医保政策执行,搞特权谋私利
部分医保系统官员利用职权,为亲属、关系人谋求特殊医疗待遇,违规提高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损害医保基金的公平性。
还有官员如广昌县吴海泉,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为他人调整岗位,在系统内部形成“裙带关系”,破坏选人用人的公平性。
(六)单位经费使用,套取公款谋私
基层医保部门部分官员借公务之名,行贪腐之实,如吴海泉要求商人老板支付单位餐费、安排下属套取公款支付违规接待费用,将医保部门的公权力异化为个人谋利的工具,既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又涉嫌职务犯罪。
五、医保局长成高危岗位的深层原因:权力集中+制度缝隙+围猎密集
医保系统尤其是一把手岗位的廉政风险,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权力属性、机构发展、市场环境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也是此次江西及全国医保反腐风暴的核心症结。
“钱袋子”权力高度集中,自由裁量权过大:医保局长掌管辖区数亿甚至数十亿医保基金的分配、监管、结算权。
而在基金总额核定、付费标准调整、定点机构退出等环节,制度设计尚未完全实现刚性化,自由裁量权成为被医药机构、企业“围猎”的关键目标。
机构年轻,制度衔接存在缝隙:国家医保局2018年才正式成立,地方医保部门也经历了机构整合、职能划转的过程。
部分地区监督制衡机制未能跟上权力集中的步伐,内部控权、流程监管存在薄弱环节,新旧制度转换期的模糊地带为权力滥用提供了“灰色空间”。
围猎生态复杂,利益链条紧密:医保基金是医院、药店、医药企业的核心收入来源,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部分机构铤而走险。
它们通过利益输送、数据造假等方式拉拢医保局长,谋求更有利的支付政策、更宽松的监管,形成“医保官员—医药机构—企业”的腐败利益链条。
智能监管升级,隐蔽腐败无处遁形:飞行检查常态化、大数据穿透式监管的普及,让过往虚构诊疗、空刷医保卡、违规结算等隐蔽操作的发现概率大幅提升。
而高压反腐态势下,违纪违法官员深知“无处可藏”,主动投案、交代问题成为其寻求宽大处理的选择。
六、江西医保反腐的整治成效与警示
江西省在2024—2025年的医保反腐中,既实现了对省、市、县三级医保系统一把手的靶向查处,也同步开展了医保基金专项整治行动。
2024年4—8月省医保局联合七部门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追回并处罚违规基金超百万元,解除多家违规医药机构的医保协议,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检察机关。
此次医保系统反腐风暴的持续推进,不仅筑牢了群众“救命钱”的安全防线,更释放出清晰信号:医保部门作为民生领域的关键部门,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监管越严。
对于医保系统官员而言,唯有摒弃侥幸心理,严守廉政底线,才能避免成为反腐风暴的下一个目标。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更需加快完善医保基金监管制度,压缩自由裁量权,实现“制度管人、流程管事”,从根源上遏制医保系统腐败的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