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十五年（1222年）赣州发生的瘟疫是南宋中后期江南地区典型的“湿热型疫病”，其爆发与处置过程深刻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系统性机制。此次瘟疫的类型病邪属性是“洪涝次生型湿热疫”，据《赣州府志》“夏大水，秋疫”的时序记载，疫情明确继发于夏季洪涝。宋代医学认为“湿邪困脾、暑热伤津”，赣州地处南岭山脉与赣江流域交汇处，夏秋之交“淫雨不止，地气上蒸”（《西山文集》），形成高温高湿的微环境，符合《素问·生气通天论》“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緛短”的“湿热疫”特征。现代医学视角下，此类疫病可能为细菌性痢疾、伤寒或钩端螺旋体病，均与水源污染高度相关。
其症状表现是胃肠型为主的急性传染病，真德秀在《救荒策》中描述患者“上吐下泻，肢厥脉微，半日辄毙”，提示发病急骤、伴随脱水症状；地方文人曾原一《病中记》提及“身热谵语，胸腹胀满”，则符合湿热郁阻中焦的表现。这些症状与宋代医籍《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的“霍乱吐泻”“时行热病”高度吻合，可排除呼吸道传染病（如流感），确认为胃肠型急性传染病。赣州虽非传统瘴气流行区（如岭南），但南宋文献常将其与岭南疫病并列。《宋会要辑稿·刑法志》记载“虔州（南宋赣州旧称）地湿，军兵多疫”，说明当地湿热气候本易滋生疫邪。此次疫情因洪水加剧，形成“水湿、暑热、秽浊”的复合病邪，成为江南内陆“非典型瘴疫”的代表案例。
疫情是从城郊到全城的爆发过程，据《赣州城坊考》，疫情最早出现于贡水西岸的“柴市”（今赣州市西津路），此处为城郊贫民区，紧邻洪水退去后的沼泽地，垃圾堆积、卫生条件恶劣。通过“河运码头、城内街巷、官署军营”三级扩散，1个月内蔓延至全城六坊（宋代赣州分为六坊），其中“阳街”（今文清路）因商铺密集、人口流动大，成为疫情重灾区。自嘉定十五年（1222年）七月至十月，共约4个月，霜降后因气温下降逐渐平息，符合“暑湿疫多在夏秋”的规律。宋代赣州无精确户籍统计，但可通过旁证估算，据《宋史·宁宗纪》载赣州驻军“摧锋军”原有3000人，疫后“存者仅半”，死亡率约50%。真德秀奏议称“城内民户减十之三”，按嘉定年间赣州城约5000户、每户5口计算，平民死亡约7500人，加上郊区人口，总死亡数或达万人，占总人口15%～20%。出现“举家尽殁”“棺木售罄”的情况，《赣州府志》记载州衙“令木工夜作棺椁，仍不足用”，甚至需征用商船运载尸体至城外安葬。
疫情引发社会经济治安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米价从正常年份“斗钱百文”飙升至“斗钱三百六十文”（《西山文集》），涨幅达3.6倍，贫民“易子而食”的记载见于当地士绅笔记《章贡杂录》。《宋会要辑稿·兵志》提到“疫中盗匪蜂起，白昼劫掠”，说明治安也已恶化，知州不得不调动禁军“分守四城门，宵禁以防盗”。在城隍庙、五通神庙等香火骤增，甚至出现“杀犬祭疫”的原始巫术行为，反映官方医疗体系失效后的民间恐慌。
南宋已形成“预防、控制、救治”的防疫链条，赣州疫情的应对措施在当时来说也堪称是地方实践的榜样。赣州惠民药局“日施药两千剂”（《赣州府志》），核心方剂为“藿香正气散”（祛湿）、“五苓散”（利水）、“紫雪丹”（开窍），药材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紧急调运。在城东“马祖岩”设立“疠人院”，由僧人负责管理（宋代常以寺院为隔离场所），《江西通志》记载“收治病者凡三百余人，存活百五十”，治愈率约50%。强制地方医官“分片负责”，规定“每坊派医2人，每日上报病例”，对隐匿不报者“杖八十”（《庆元条法事类》）。当时官府还组织厢军“浚沟渠、焚垃圾”，《赣州水利志》特别记载对唐代“福寿沟”的紧急疏通，“开沟凡三十里，泄积水入江”。禁止饮用河水，“官设井栏十处，派专人汲水供民”（《西山文集》），并“以石灰投河，杀水中毒”（宋代已知石灰消毒功效）。 由“将作监”（工程部门）负责尸体处理并集体安葬，在城南“黄金岭”掘“万人坑”，“每坑深三丈，容尸百具”，并“以艾草、苍术熏尸”（《宋会要辑稿·礼志》）。开常平仓出粮5万石进行粮食平粜，设12个粜米点，每人每日限购2斗，价格限定为“斗钱百二十文”。并奏请朝廷“免赣州秋税之半”进行赋税减免，并停征“免役钱”一年，缓解民户负担。
在社会治安上施于严法，“斩盗米者三人，悬首城门”（《宋史·宁宗纪》），以严刑峻法稳定物价。民间力量如士绅、宗教与宗族的角色参与主导的慈善事项，当地大族（如陈氏、曾氏）组建“救疫局”，募集资金“施粥、给药、助葬”，其中陈氏“捐田百亩，以租入供药局”（《赣州府志·人物传》）。 通天岩寺举办“七昼夜水陆法会”，表面为“超度亡魂”，实则通过宗教权威安抚民心，同时寺僧参与护理患者，弥补官方医疗资源不足。赣南宗族势力强大，各宗族“闭祠自守”，规定“外嫁女不得归宁”“族人染疫者由族田出钱医治”，客观上减缓了跨区域传播。因时代认知局限性，当地主流仍归因于“天行”“气运”，知州在《祈晴文》中称“疫为天谴，当修德以禳之”，延误早期环境干预。因医疗技术不足，缺乏输液、抗生素等现代等手段，对脱水患者仅能“饮米汤、服汤药”，重症治愈率极低。南宋“端平更化”前财政拮据，赣州“常平仓储粮不足，不得不向吉州、袁州借粮”（《西山文集》），暴露地方应急储备的脆弱性。
嘉定十五年（1222年）赣州瘟疫虽为局部事件，却反映出中国古代防疫体系的趁于成熟与客观局限性。采取“隔离救治、环境治理、经济调控”的三大举措是防疫制度的创新，为后来的元代“惠民药局制度”、明代“灾疫备荒条例”提供了示范作用。也推动了南方医家对“湿热病”治疗的深入研究，间接影响后世温病学派“分经辨证”理论的形成。也后映了传统社会“官、绅、民”协同应对危机的必要性，是中华民族抗疫中体现了基层社会韧性，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案例。从全球史视角看，此次疫情与13世纪欧洲“大瘟疫”（1347年黑死病）虽无关联，但宋代通过“非药物干预”（隔离、环境卫生清理等）控制疫情的经验，比欧洲早了一个世纪，展现了中华民族前现代社会防疫的“东方智慧”。（杨心乐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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