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南城游家巷村:赣鄱古村的藩王遗韵与宗族文脉

在抚河中游的南城县岳口片区，游家巷村枕山临水，承载着近七百年的宗族繁衍史与明代益藩王系的厚重遗存，是赣抚平原上融合理学家风、藩王陵寝与乡土烟火的历史村落。

从宋明游氏开基，到万历年间成为益王家族墓葬核心区，再到近现代因水利工程变迁，游家巷村的历史，既是一部宗族迁徙与耕读传家的乡土史，也是明代江西藩王制度与地方社会互动的鲜活见证。

 游家巷村的历史根基，与福建游氏一脉及“程门立雪”的理学文化深度绑定。

据《游氏族谱》记载，北宋时期，“程门立雪”主角之一游酢的长子游撝，从福建建阳赴南城任县尉，后官至洪州兵曹司，见南城姑山盱水间山水灵秀，遂定居于此，成为南城游氏始祖。

传至第八代，游氏族人择岳口七宝山南麓、抚河支流交汇之地开基建村，因游姓聚居且依巷而居，得名“游家巷”，至今已有近七百年繁衍历史。

南宋至元明之际，游家巷村依托抚河水运之便，逐渐形成以耕读为业、宗族聚居的村落格局。

村落选址遵循“依山傍水、天人合一”的赣派古村营建理念，背靠七宝山，前临溪涧，巷道依地势蜿蜒，民居沿巷排布，既避水患又得水利，为宗族繁衍与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元代至明代前期，游氏族人恪守先祖游酢“勤学重教”的家训，村内设私塾、兴文风，虽地处乡野，却始终延续着“程门立雪”的理学家风，成为南城东北片区颇具文脉底蕴的宗族村落。

明代是游家巷村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时期，其与益藩王系的渊源，让这座普通宗族村落成为明代江西藩王文化的重要载体。

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朱祐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就藩建昌府（今南城），为益端王，益藩王系历经七代八王，在南城延续150余年，形成了完备的藩王礼制与丧葬体系。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朝廷与益藩王系划定洪门、岳口为益王家族两大墓区，其中岳口墓区以游家巷村为核心，涵盖长兴、游家巷一带的七宝山、女冠山区域，为益王朱祐槟系第三代及后续王系墓葬区，葬有益昭王朱载增、益宣王朱翊鈏、益敬王朱常汘、益定王朱由木等藩王，以及多位郡王、郡主、镇国将军，形成规模宏大的益藩王岳口墓葬群。

其中，益宣王朱翊鈏与元妃李氏、继妃孙氏的三人合葬墓，坐落于游家巷村北女冠山七宝窠，是岳口墓群中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墓葬之一。

益藩王系择游家巷村周边建陵，不仅因七宝山风水形胜，更因村落地处建昌府东北要道，便于祭祀与守陵管理。

此后数百年，游家巷村部分族人承担起守陵、祭祀的职责，村落与益藩墓葬形成共生关系，村内逐渐形成与藩王礼制相关的民俗与建筑规制，部分民居、宗祠的营建细节，也融入了明代官式建筑的元素，成为赣派乡土建筑与藩王文化融合的典范。

1979年12月，南城县岳口公社游家巷大队社员挖渠时意外发现益宣王墓，后经考古抢救性发掘，出土旒冕、玛瑙冠、金簪、玉佩、瓷盘等珍贵文物450余件，其中旒冕、楼阁人物金簪等为明代藩王丧葬文物的精品，印证了游家巷村益藩墓葬群的历史价值。

这批文物现收藏于江西省博物馆，成为研究明代江西藩王制度、手工业与丧葬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明清两代，游家巷村在益藩墓葬的历史光环下，始终保持着宗族自治、耕读传家的乡土本色。游氏宗族以宗祠为核心，制定族规家训，管理族内事务、兴办义学、赈济孤寡，维系着村落的稳定与发展。

村内留存的明清民居，多为赣派典型的青砖黛瓦、马头墙形制，院落布局紧凑，门窗雕饰以花鸟、理学典故为题材，既体现了乡土工匠的技艺，也彰显了游氏“重礼崇文”的家风。

 清代中期，随着抚河水运的繁荣，游家巷村依托岳口码头，成为南城东北片区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的集散节点之一，村内出现少量商铺、作坊，村民除农耕外，兼事水运、竹木贸易，村落经济逐渐活跃。

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水运衰落，游家巷村回归农耕本位，但宗族文脉未断，私塾仍在授课，游氏族人依旧坚守先祖家训，重视子弟教育，为后世村落的文化传承埋下伏笔。

这一时期，游家巷村的民俗文化也逐渐成型，结合宗族祭祀与藩王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节庆习俗。

每年清明、冬至，游氏族人举行宗族祭祖仪式，同时兼顾益藩墓葬的祭扫传统，仪式中融入赣抚民间的鼓乐、戏曲，兼具宗族礼仪与乡土趣味；端午时节，村民沿溪竞渡，祈愿风调雨顺，成为村落维系社群情感的重要纽带。

如今，游家巷村的历史记忆，既藏于游氏族谱的字里行间，融于村民的民俗生活，也通过益宣王墓出土文物的展示，被更多人知晓。这座被抚河与水库滋养的古村，以其独特的宗族文脉与藩王遗韵，成为抚州南城历史文化版图中不可或缺的坐标，续写着赣鄱古村的传承与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