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初冬的上海滩透出微微的凉意，公共租界窦乐安路一条幽深的弄堂里，蓊蓊郁郁的香樟树遮住二楼窗户，一名面目清癯、身形瘦削的中年男子正伏在书桌前，钢笔“唰唰唰”地扫过，文字流淌在笺纸上。
他就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巨匠郭沫若。
这是他投笔从戎一年多后，再次埋头于文字世界。去年七月，郭沫若高调出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佩中校军衔。一个在文化界、教育界崭露头角的名人，放弃大学教授的优渥生活，跨界去做“丘八”，不仅收入锐减三分之一，还要和一帮粗人厮混，在当时就引起轰动，惊掉一堆人的下巴。
四个月后，人们却开始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北伐军势如破竹饮马长江，郭沫若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军衔升为中将，并且获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青睐，前途无量，俨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界新星。
然而他再次做出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决定：他和老蒋决裂，并发表著名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怒斥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把个老蒋气得七窍生烟，生生咬碎了一排钢牙。
南昌起义爆发时，郭沫若身在九江，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他得到消息，恨不得肋下生出双翅，连夜携秘书李民治、欧阳继修等人扒上一列火车，结果在凃家埠“秀才遇到兵”，被一伙溃兵群殴，还被抢去皮包。
他抵达南昌后，众望所归地被推为起义军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南下转战途中，在江西瑞金的一所小学堂里，和前敌总指挥贺龙一起宣誓入党。
起义军兵败潮汕，郭沫若藏身于一个名叫盐酸寮的小村，在当地农会主席陈开仪老人的帮助下，得以登上一条货船，躲过敌人的追捕，有惊无险地抵达香港。
一个月后，晨曦掩映的上海城尚未苏醒，经营书店的日本人内山完造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门，一张熟悉的面庞赫然跳进视线，正是老友郭沫若，他身边还有一个身材娇小的姑娘，穿着臃肿的军服，显得极不相称。
她是郭沫若的恋人安琳，即彭猗兰，曾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指导员，起义军南下途中调任总指挥部出纳，和郭沫若有了交集。话说郭沫若虽然不是文弱书生，奈何底子薄弱，在福建上杭得了痢疾腹泻不止，折磨得他形销骨立，幸亏有安琳细心照料，让他孤寂的心中暖流涌动。
老郭有老婆有孩子，但生性“浪漫”，从不委屈自己，所以两人迅速陷入热恋，一路同吃同住，携手奔赴上海。不过，在内山家盘桓十余日后，郭沫若独自搬到了附近的窦乐安路——那里是日本侨民聚居地，国民党的密探轻易不敢来捋虎须，当然更重要的是，郭沫若的夫人安娜（佐藤富子）带着三男一女四个孩子自武汉顺江东下，游子该回家、浪子该回头了。
郭沫若安顿下来，静静等待组织的安排，同时重启一项停滞七年的大工程：翻译歌德的名著《浮士德》。
十一月底的一天，好友桂毓泰博士偕夫人斋藤花子登门拜访。桂毓泰是郭沫若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后来在广州大学共事，是过命的交情，两家夫人又是同胞，所以郭氏夫妇大摆筵席，只见花子夫人面色苍白，一副恹恹欲睡的表情，只呷了几口热水，也不吃饭，原来她在船上感染了风寒，郭沫若在日本学过几天医学，所以格外殷勤地把脉问诊。万万没想到，恼人的病毒将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话说安娜送别花子夫妇，回到家中，只见郭沫若倚在窗前摇头晃脑地吟诗，脸上笑容泛滥，嘴角都快上扬到耳尖，于是笑着问道：这么开心，是《浮士德》完稿了吗？
郭沫若点头然后摇头道：第一卷已交创造社出版了，不过还有一桩大喜事，刚刚组织上派人通知，苏联驻沪领事馆要撤离，让我们搭他们的轮船，十二月六号启程前往海参崴。
全家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坐等开船的通知，郭沫若忽然感到一股寒气直透全身，以为是没休息好，谁知睡了一觉，病情不减反增，头疼欲裂，浑身发烫如火炭，他自己却觉得如堕冰窟，裹着两床被子还忍不住打颤，原来他被感染了斑疹伤寒。
安娜见丈夫已有些神志不清，吓得慌了手脚，也顾不得老郭在逃“通缉犯”的身份，冒险叫了一辆黄包车将他送到日本人开的医院。患有肾病的安娜每日床前服侍，还要照顾四个孩子，往往要到半夜三更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
同志们得知他重病卧床，纷纷前来探望，著名的女革命家蔡畅扮作阔太太来访，郭沫若恍恍惚惚地盯着她，半晌失望地叹息一声，幽幽道：安琳呢，安琳为什么不和你一起来？
蔡畅尴尬地望向一旁的安娜，支支吾吾道：她......她怕你为难。
郭沫若的身体直到次年一月才逐渐恢复，苏联之行自然泡汤了，他只得随遇而安，以写诗撰文打发时间，《浮士德》第一卷正式出版，安娜捧出一大盘寿司庆祝，全家欢声笑语，老郭也被这天伦之乐感染得喜极而泣，掏出派克钢笔，拿起一本译著，在扉页题词“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在第二页意犹未尽地用德文写上“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方面得到郭沫若蛰居上海滩的消息，附近街角开始出现一些鬼鬼祟祟的身影。安娜提议回日本，郭沫若变了脸色，脱口而出道：去那里和蹲监房有什么区别？
他抱着头沉默不语，半晌才缓缓道：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也不是不行，但还需要征得组织的同意。
他通过秘书李治民向周恩来汇报，不久，周恩来亲自登门，温文尔雅地告诉郭沫若：日本离中国近，你在日本著书立言，可以很快影响中国的民族文艺，为革命做贡献。组织上同意你暂去日本，静观形势变化，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郭沫若大喜，于是，全家开始紧锣密鼓地整理行装。李一氓、成仿吾等一班“创造社”的朋友在益都饭店设宴为他饯行，老郭携全家欣然前往，忽然，他像是被马蜂蛰了一下似的呆立当场，脑子里电闪雷鸣：安琳也来了！
郭沫若忍不住拿眼偷瞧，只见安琳特意坐在离他最远的角落，整个人瘦了一圈，脸上毫无血色，神色黯然，行为拘束。两人不自然的眼神交流落在安娜眼中，女人天生的嗅觉瞬间捕捉到其中的意味。
曲终人散，客人们相继道别，屋子里忽然变得异常宁静，空气似乎都凝结了，安娜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起郭沫若和安娜的关系，老郭坦诚相告，安娜脸上与世无争地问：那你爱她吗？
郭沫若毫无心理障碍，直抒胸臆道：我们是同志，又共过患难，自然是爱的。
安娜很自然地提及结婚的问题，郭沫若机智地解释说：我爱安琳，惟其爱，所以不能结婚。
安娜平静地望着熟睡中的孩子，淡淡地说：是我妨碍了你们，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数日后，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创造社成员郑伯奇急匆匆地闯进来，低声道：不好了！上海卫戍司令部已查清你的住处，明天就要拿人！
郭沫若大惊，马不停蹄地避往内山书店，经内山完造帮忙，得以入住日本人开的八代旅馆。翌日清晨，汇山码头笼罩着轻纱似的薄雾，郭沫若孤身一人登上日本邮轮“卢山丸”号，他怀里揣着一张“吴诚”的名片，身份是赴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其实当时并没有一座名为“南昌大学”的学校，但南昌城中有一座江西中山大学，确有一位名叫吴诚的教授）。
为避人耳目，安娜带着孩子们分头行为，乘坐“上海丸”号邮轮先行破浪而去。三天后，郭家人在神户港汇合，转乘火车直奔东京。
他们最后落脚在东京毗邻的千叶县市川市，此地与东京有电车往来，交通便利，并且位于东京和千叶的交界处，真遇到麻烦也可周旋。
果然，几个月后，日本当局便察觉郭沫若流亡日本的真相。郭沫若遭遇警视厅的严密监视，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客居生涯，他潜心治史，在学术上建树颇丰，先后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才抛妻弃子，秘密潜回国内，当然，那又是另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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