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孔子图像的两个系统

——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孔子衣镜引起的思考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金石学家黄易（1744-1802年）等人在山东嘉祥发现了东汉武氏墓群石，并把其中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和武荣碑移济宁州学明伦堂，以示重视。此后，随着汉代像石的陆续出土，孔子见老子图的数量也在不增加，成为汉代画像石上常见的图像之一。20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专门研究汉代画像上的孔子见老子图。进入21世纪，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不仅发表文章的数量大增，还出版了专著。

2012年开始发掘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孔子衣镜，其上孔子和弟子图的发现，引起我们对汉代艺术品上孔子图像的思考。通过对图像和文献记载的比较，我们认为，汉代的孔子图像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官方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只有孔子和他的弟子；一个是民问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最多的是孔子见老子，项橐常附其中，少有孔子见项橐、孔子与何馈等的图像。

一、官方系统的孔子图像

文献中记载的孔子形象与常人不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高大的形象：“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而司马迁记载的郑人对孔子的描述，明显对孔子有丑化的成分：“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

文字描述以外，文献中还记载了汉代，也许还有更早的孔子图像。如据唐代张彦远（815-875年？)《历代名画记》载：鲁国庙堂东西厢画图中有《孔子弟子图》，但时代不能确定，即使是东周时期的，也是张彦远转录其他文献的记载，图像本身传到唐代的可能性极小。

东汉时期，曲阜孔庙里肯定有孔子像，曲阜汉碑上有明确记载。如桓帝永寿三年（157年）《韩敕修孔庙后碑》：“承法而制，以遵古常，崇圣帷坐，庆席十重。改画圣象如古图。”

东汉时期，不仅曲阜孔庙有孔子像，首都洛阳也有。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载，灵帝光和元年（178年）“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东汉时期曲阜孔庙和洛阳鸿都门学里的孔子及其弟子像，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了衣镜上的孔子及其弟子图像，是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唯一的汉代官方系统孔子及其弟子图像。

孔子衣镜位于刘贺墓主椁室西室靠近西壁的位置，发现时断裂为数块倒伏在地。经复原，孔子衣镜由三部分构成：镜掩（盖）、青铜镜和镜框。整个衣镜镜框为木质髹漆，镜掩与框通过左侧的两个铜合页连接，可开合。孔子及弟子图像位于镜框背板。

镜框背板用黄色线条分为三层：上层绘孔子和颜回，中层绘子赣（贡）和子路，下层绘堂骀子羽和子夏。孔子服饰涂粉彩，5位弟子服饰涂其他颜色（图一）。

画像中的孔子高约28.8、宽8.4厘米，面向颜回拱手而立，背微前倾。孔子头戴小冠，有长须，身材瘦高。身穿深衣长袍，腰束带，脚穿翘头履。身旁有“孔子生鲁昌平乡聚邑”的传记。5位弟子也有传记。

衣镜掩正面的《衣镜赋》也有称赞孔子的文字：“圣人兮孔子□□之徒颜回卜商临观其意兮不亦康。”

衣镜上的孔子和弟子图像两两相对，可能是受了镜框背板形制和面积的影响。东汉时期曲阜孔庙和鸿都门学里的孔子和弟子图像是否也是如此排列，既无图像可证，也没文字记载，不敢妄断。

二、民间系统的孔子图像

汉代民间系统的孔子图像，据目前所知，仅见于坟墓艺术，且出现最多的是人们熟知的孔子见老子图。

孔子见老子图虽然发现数量可观，但有明确纪年的并不多。山东肥城桃源区西里永平十年（67年）年祠堂后壁画像上，楼阁下层左侧人物面前有“孔子弟子”榜题，惜其右图像不清晰，不知是否为孔子见老子。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是山东平邑章和元年（87年）功曹阙上的孔子见老子图。功曹阙四面有画像，每面画面都分为4层。孔子见老子图位于北面画像上层。画面上部左侧一人牵马向右行，面前是二鸟相对。下部左侧是子率众弟子见老子，二人之间有小儿项橐。（图二）。

山东泗水南陈汉安元年（142年）墓中室门楣上刻孔子见老子图。老子拄杖居右，左边孔子率众弟子拜见，二老之问是小儿项橐。

山东嘉祥武氏阙建于建和元年（147年），孔子见老子图位于西阙主阙身南面上层，孔子率众弟子见老子，其间未刻项橐（图三）。孔子见项橐图位于西阙主阙身北面上层，只是他二人相会，未刻老子（图四）。

据考古发现，孔子见老子图在西汉晚期已经出现在墓室壁画上了。

河南洛阳烧沟61号西汉壁画墓前后室隔梁前（东）面下层绘二桃杀三士和孔子见老子两则历史人物故事。

不过，孔子见老子图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迄今所见孔子见老子图，除个别可以早期到西汉晚期外，绝大多数是东汉时期的。

孔子见老子图不仅在上述山东、河南地区有，在陕西靖边杨桥畔东汉壁画墓（图五）、绥德军刘家沟东汉画像石墓（图六）、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护乌桓校尉壁画墓（图七）、四川新津东汉画像石棺（图八）上都有，分布范围较为广泛。由此可知，这个故事在东汉时期的民间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三、孔子图像两个系统反映的问题

汉代艺术中孔子图像的两个系统有着明显的边界，孔子见老子图不见于官方系统，不仅如此，在文献记载中，官方也是尊孔子，尤其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更是如此，而汉武帝的这一举措，除了当时形势所趋和他本人的旨趣所在外，大儒董仲舒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他在上汉武帝的策问中，就多引孔子故事和言论作为自己的论据：“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垒德之效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如此之类，还有很多，此不枚举。

不仅董仲舒，西汉其他官方文献里，也有推崇孔子的记载。如《盐铁论·刑德》篇在记载君、相、术者不同的师法对象时写道：“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虽然孔子被排在三王、周公之后，但已非三王、周公之外的他人可比。

据《汉书·梅福传》的记载，虽然成帝时“仲尼之庙不出阙里”，不在国家祀典之列，人们已经把孔子称为圣人则属无疑，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孔子后裔孔吉被封为殷绍嘉公。

不仅文献记载，文物铭文中也有对孔子崇拜的文字。河南洛阳道北一座西汉晚期墓中随葬一件铜镜，其上铭文中有“大哉孔子志也，美哉宣易负也，乐哉居毋事也”。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南马墓地悦棠979号东汉墓随葬一件形制与之相同的铜镜，其上铭文与之类似：“大哉孔子志也，美哉厨□食也，乐哉居无事也”（图九）。墓葬虽然是东汉时期，该铜镜则应是西汉晚期的遗品，与洛阳道北墓随葬者年代相当。从临淄齐国故城出土汉代镜范看，这类铜镜为官营手工业作坊铸造的可能较大。

到了东汉时期，孔子在官方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鲁国首都有孔子讲堂。《东观汉记·祭肜》条载，光武帝时：

祭肜膂力过人，常贯三百斤弓，入为太仆。从帝至鲁，过孔子讲堂，帝指子路室曰：“此太仆室也。太仆，吾之御侮也。”

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藏桓帝永兴元年（153年）《乙瑛碑》记录了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并获得朝廷批准。碑文中写道：

鲁前相瑛书言，诏书崇圣道，勉六艺。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删述《五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幽赞神明，故特立庙。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

由此可知，这时的孔子庙已非孔氏自己的家庙，而是由孔子后裔褒成侯主持四时祭祀的官方祭孔之庙。碑文中称赞“孔子大圣，则象乾坤。为汉制作，先世所尊”（图一O)。永寿二年（156年）《礼器碑》中称赞“孔子近圣，为汉定道”（图一一）。建宁二年（169年）《史晨碑》中载，史晨“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麟，为汉制作”（图一二）。序文之后碑铭则对孔子的一生进行了总结，最后赞其“魏魏荡荡，与乾比崇。”由碑阴文可知，自桓帝永兴元年在孔庙置百石卒史管理孔庙礼器之后，至灵帝建宁时，鲁相史晨“又勒渎井复民，餝治桐车马，于渎上东行道表南北各种一行梓。假夫子冢、颜母井舍及鲁公冢守吏凡四人，月与佐除。”官方为孔渎边道路种树，派人为孔子冢、颜母井舍及鲁公冢看守。

由上引传世文献和孔庙汉碑文字可知，两汉朝廷和大儒不断地单独抬高孔子的地位。与此同时，社会层面却走了另外一条路，用孔子见老子图来抬高孔子，且带到了死后世界。

朱青生认为：“孔子见老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图像，出现在汉画（广义的汉代图像，包括壁画）中，作为一种形相学的材料，用于墓祭祠堂或墓室之中，其中蕴含的内涵丰富而复杂，包括诸多层次的参差铺陈。”他认为主要有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历史事件；第二个层次是思想交汇；第三个层次是孔子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偶像还要向自己的竞争对手学习；第四个层次是以图像的方式来表达一个特定的宗教或思维的程序；第五个层次是孔子见老子不是单纯的一个“图位”或一幅“图画”，而是在一个图像环境中出现的组成部分。

究竟是哪个层次的内涵，或者是所有这些内涵促成了孔子见老子图的诞生？图像本身不能自我证明，我们还得求助于文献。

从鲁哀公时起，公祭孔子就一直延续着，且规格不断上升，但不论如何上升，参加的人数很少，一般官员、平民是不能参与其事，也不能随便走进孔庙的。因此，他们有可能相信了文献中关于孔子另外的记载，尤其是孔子见老子问礼的记载。

《史记·孔子世家》载：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记载，文字与之稍异，问礼则相同：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赠。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史记》写成后，虽长期禁在宫中，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并不被禁，因此，司马迁记载这个故事所本之书，世人能见之。

西汉成帝时，由戴圣辑录成书的《礼记》中记载的孔子引老聃言，集中在《曾子问》里：“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 “孔子曰：昔者我从老聃，助葬于乡党，及垣，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于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 ”“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产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也，吾弗知也。”

晚于戴圣的刘向在《新序·杂事五》中载：

黄帝学乎大真，颛顼学乎绿图，……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著乎天下，名号不传乎千世。《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此之谓也"。

孔子二十代孙孔融也相信孔子见老子的故事。《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求见河南尹李膺时，以李君通家子弟通报求见，双方见面时，李膺：

问曰：“高明祖父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

推崇孔子，并将其尊于老子之上，列人世家的司马迁在两处记载了这个故事，今文经学家戴圣、刘向等也都有记录，只是未详载故事而已，孔融以此为荣于李膺。由这些记载可知，不论孔子见老子问礼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拟的事实，也不论朝廷与大儒如何单独尊崇孔子，汉代相信孔子见老子这个故事者是大有人在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创造了孔子见老子图，并且用在了为丧葬礼俗服务的建筑上。

孔子见老子的故事，到了汉代不论是文字上还是在图像上，似乎是尊重老子。事实上，从《庄子》《礼记》《史记》等文献记载看，孔子见老子的故事，在战国秦汉间广为流传，已是公共知识，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从当时的社会潮流，以及使用石刻画像、壁画装饰墓主人身份看，人们以图像的形式刻画孔子见老子，意在尊孔子。

四、结语

汉代的孔子图像有两个系统，文献记载也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但在尊孔这一观念上，似乎是殊途同归的。

邢义田认为“相信经刘向整理的《孔子徒人图法》和其他由他编辑或新创的图画一样，曾经成为具有权威的图谱而流传四方。”个人以为，《孔子徒人图法》所载应是孔子与其弟子的形象，有老子的可能性极小，换言之，其所代表的是官方系统的图谱。官方有自己的图谱系统不仅有刘向整理的《孔子徒人图法》，还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了东汉明帝组织画官作画事：“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为之画赞。”

民间系统孔子图像的图谱来自何方？目前还缺少明确的证据证明，是朝廷图谱的“下渗”？还是地方儒生的“发明”？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不过，民间系统的孔子图像虽然在汉代较为流行，但魏晋以后则绝迹了，这与汉末丧葬礼俗的变迁不无关系。

至于姜生、邢义田、缪哲等学者对孔子见老子意义的阐释，可能是该图流行以后不断衍生的事了，这样的研究已溢出本文的讨论范围。

附记：本文在形成过程中得到白云翔先生指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