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之后:名将出走

1928年5月，一艘悬着太阳旗的邮轮乘风破浪驶进海参崴港。一名身形瘦削的中年男子立在甲板上，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曾经的中华故土，满面疲惫风尘之色中，难以掩饰地流露出勃勃英气。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叶挺。

去年12月，为期三天的广州起义被绞杀，作为总指挥的叶挺走避香港，春节过后，风声越来越紧，于是他收拾行囊，远赴马来西亚吉隆坡，隐居在亲友家中。一个寻常的午后，他正在家中闲坐，“砰”的一声，门外闯进来一名陌生男子，阴测测地打量着他，冷笑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识相的交出钱来，否则休怪我向当局告发！

叶挺心中一凛，脸上不动声色道：先生，请稍坐一会儿，我进去给你取款。

此人是当地臭名昭著的无赖，他大咧咧往门口一坐，等了半天不见动静，这才意识到上当。原来叶挺已扒开屋后的篱笆，迅疾如风地飞奔上山。

暮春四月，“六大”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地点定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因为共产国际将在五一节召开大会，这就叫一举两得。叶挺得到通知：动身去苏联疗养，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被按了一顶表现消极的帽子，得了一个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这成为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巨石，午夜梦回时总感到窒息。他心中不服、不甘、不平，急于申诉，听到这个消息，仿佛三九天吹来一股暖流，喜得原地蹦起三丈高。

他从南洋返回香港，乘舟自日本中转，越过茫茫波涛抵达海参崴。这座远东城市里住着他的老友萧三，四年前，叶挺同样万里迢迢地来到莫斯科，就读著名的东方大学（几个月后便转往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斯文儒雅的萧三成为同窗。

萧三真的是来看病的，谁知他到达海参崴的第二天，汪精卫就在国内悍然发动“七一五”事变，莫斯科之行半途而废，请求回国也被国际粗暴拒绝，水陆交通断绝，只得滞留海参崴，任教于远东大学。

叶挺和萧三在异国他乡重逢，心中都有无限感慨，于是秉烛夜谈，叶挺说起南昌、广州奋斗的往事，两眼泛出星星般的光芒，提起广州起义后自己受的冤屈，只是云淡风轻地笑道：这次来苏联说清楚了，自然会还我清白。

他做梦也想不到，共产国际已经对他下了结论，是一个大大的差评。

二月份的时候，驻国际代表向忠发在一封密信中言之凿凿地说：叶挺同志在广州暴动开始前临阵脱逃，是因为受谭平山的影响。谭平山在被开除后便纠集拉拢广东省的人员，企图建立所谓的第三党......

广州起义的两位洋顾问安德烈和纽曼也风尘仆仆地现身莫斯科，他们毫无自我反思的觉悟，反而将一口黑锅重重地甩到叶挺头上。安德烈义正辞严地说：任命叶挺为总司令是个致命的错误，我一开始就是反对的，但没能说服其他委员，对此我负全部责任。

他脸上露出愤恨之色，陡然提高音量吼道：起义前一晚，委员会决定将俘虏编入工人的队伍，这样可以组成至少五千到六千人的突击队，而不是靠一千多人孤军奋战，都怪叶挺，正是他罪恶的疏忽，这项工作才没有执行！

德国人纽曼不失时机地敲边鼓道：叶挺作为军事指挥官，不理解革命的伟大意义，只会消极怠工，不敢进攻，只想防御，这如何能赢？真是不可饶恕，我们最后撤了他的职！

他越说越气，牙齿咬得咯咯响，显然是真情流露。原来，广州起义的时候，叶挺深知敌众我寡，困守孤城终究会被潮水般涌来的敌人大军击败，于是建议将队伍拉到海陆丰和当地农军汇合，这就惹怒了纽曼，按他的想法，革命有进无退，只要夺取城市建立苏维埃，广大群众自然云集影从，白军也会争着抢着弃暗投明，就像十月革命时的彼得格勒一样，所以叶挺的观点严重挑衅了他的底线，让他一直怀恨在心。

叶挺苦等数日，不见任何指示，他本就有肺病，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被无形的压力包裹，几乎喘不上气，加上水土不服，导致精神衰弱，整个人好似枯萎的黄叶，软绵绵地毫无生气，只得致信两位驻国际代表向忠发和苏兆征，婉转恳求道：这里的天气不是狂风就是云雾，我在此地语言不通，既无社会生活的乐趣，也无家庭亲情的慰藉，希望转赴新加坡的兄长处，待身体恢复后再回国工作。

他的要求被断然拒绝，并被安排住进马特拉疗养院，原来是对他的调查并未盖棺论定，所以他需要等消息。

一个月后，他收到了安德烈和纽曼的报告，才扫了一眼，只觉得心里一股无名邪火腾起三丈高，热血呼呼地直冲天灵盖，双手都忍不住颤抖。他怒气冲冲地摊开稿纸，“唰唰唰”运笔如风，倾诉着自己的不满：将广州起义失败归咎于军事技术层面，认为是我葬送好局，我坚决不能苟同。起义开始前四个小时我才抵达广州，从没参加任何准备会议，直到起义开始，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起义的计划！广州城里有多少机关，有多少兵力，有多少群众组织，我一无所知！据此，我郑重声明，我对广州起义失败负有责任，但不会大于安德烈和纽曼同志。

他针锋相对地回敬道：纽曼同志的报告里隐瞒了一些关键环节，恰恰是这些环节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叶挺选择硬刚高高在上的洋顾问，这在当时堪称大逆不道，迎接他的不是同情和共鸣，而是潮水般的攻击与打压。东方大学请他去做报告，也因为共产国际从中作梗不得不作罢。

那时候“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举行，会上专门讨论叶挺的报告。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他瞟了几眼报告，鼻子里轻蔑地哼了一声，正要说话，一名身材五短、神情倔强的年轻人“嚯”的起立，正是米夫的高足王明（其实米夫只比王明大三岁，他24岁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和21岁的中国留学生王明结下深厚的友谊）。

王明在苏联喝了两年多的洋墨水，说起理论头头是道，但他并未参加国内任何一场起义，却洋洋洒洒地炮制出一篇数万字的雄文，其实只是将安德烈和纽曼的冷饭反复回锅，什么“消极怠工”、“胆怯逃跑”、“不懂策略”，他挥舞着胳膊，脸上泛着兴奋的潮红，嘴里的唾液飞溅，最后的结论是叶挺“政治动摇”。

叶挺不被理解，内心的痛苦野蛮滋生，即使他是身经百战的名将，竟也有些不堪承受，于是致信苏兆征，悲怆地说：我饱受病痛的折磨，这里无聊的生活堪比坐牢，难以恢复元气，请求转道西欧回国，如果不允许，那就即刻开除我。

苏兆征回信婉言相劝道：南欧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最适合修养，真是人间的乐土，请安心养病，努力学习理论。至于自请开除的事，我闻所未闻，失去政治生命，岂不是行尸走肉，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苏兆征不肯放行，是因为他不能拍板，需要等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原来，苏联人无孔不入的情报网截获一封邓演达和宋庆龄的通信，其中提到“叶挺有信给我，要来德国”，这说明心灰意冷的叶挺已经萌生退意——既然被自己的同志冷眼相待，又不愿投奔国内的新军阀助纣为虐，那摆在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和“第三党”抱团取暖。

书中暗表，蒋、汪相继背叛革命后，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远走海外，决定另起炉灶，南昌起义失败后，领导者之一的谭平山被开除，心高气傲的他受不得这等冤屈，决心自立门户，在国共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于是和海外的邓演达等人遥相呼应，这就是烜赫一时的“第三党”。

数月后，叶挺出走德国柏林，开始长达十年的漂泊生涯。

他在德国闭门谢客，每日潜心研读德文书籍，甚至加入了一个素食流派，大有远离尘嚣、看破红尘的意味。一战后的德国时局纷乱，物价坐着直升机一路狂飙，叶挺生活简朴、安于清贫，但也扛不住坐吃山空的压力，在华侨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小吃店，售卖些油条、稀饭、烧饼，顾客主要是附近的华工，叶挺亲自下厨跑堂，忙得不亦乐乎，顾客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位笑容可掬的小吃摊主就是曾经叱咤风云、闻名中外的北伐名将！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叶挺按捺不住思乡之情，于第二年秋天远渡重洋返回澳门，靠朋友接济和典当度日，期间参加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可惜只持续了两个月便以失败告终，再次陷入报国无门、苦苦求索的状态，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出任新四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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