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南昌起义英雄事迹启示录(修改稿)

信仰的力量：南昌起义英雄事迹启示录

（在中共南昌市委党校的讲课稿）

授课人： 周根保



开头话：

同志们，大家好。
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我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忐忑。激动的是，能在市委党校这一庄严的殿堂，与各位领导干部汇报对南昌起义的研究心得，我深感荣幸；忐忑的是，我并非专业党史研究者，只是一位退休老兵、一位在故纸堆中摸索了二十年的老年读者。
我研究南昌起义，源于两段特殊经历：一是2002年9月，我从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岗位退休后，受市领导邀请参与八一广场改造工程，负责思考如何在广场中体现“八一精神”；二是2010年7月，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成立，我担任执行会长。自此，我的退休生活就与“八一”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我深切体会到：南昌起义就像一部无声的巨著。阅读这部巨著，不仅让我对起义先辈油然而生敬意，更让我经历了一次信仰的洗礼、斗志的激励、动力的焕发与血性的淬炼。它不仅是支撑我二十多年来持续行走于这段历史之间的动力，更让我深刻领悟到一个道理：

真正改变历史的，不是枪炮本身，而是握枪之人心中那份不可摧毁的信仰的力量。

明年，就是南昌起义一百周年。我们从这段英雄史诗中，应当汲取怎样的启示？

这正是今天我想与大家汇报的主题。

我今天的讲述将分为三个部分：
信仰的抉择；
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传承。


一、信仰的抉择
——信仰是什么

同志们，我们常说“选择决定命运”。

1927年的夏天，在中国有一群人，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他们面前摆着两条路：
一条是继续在旧军队里当官，吃香的喝辣的；
另一条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随时可能掉脑袋。

有的选择了后者。

南昌起义的先辈，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是信仰力量的生动注释者，信仰力量在他们人生中熠熠生辉。

下面我仅讲三位人们耳熟能详的八一先辈的故事：

先说朱德。

1922年，朱德已经是滇军的少将旅长，月薪丰厚，有轿子坐，有卫兵跟。用现在的话说，那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但他却在这时候，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放弃高官厚禄，去寻找共产党。

他到上海找到陈独秀，要求入党。陈独秀看着这个旧军队出来的将领，冷冷地说：“要参加共产党，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随时准备为它牺牲生命。像你这样的旧军人，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考验。”拒绝了他。

同志们，换作一般人，可能就想：算了，人家不要我，我还是回去当我的旅长吧。但朱德没有。他远渡重洋，到了欧洲。在巴黎，他听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组织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叫周恩来。他又追到柏林，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在那间狭小的房间里，他向周恩来倾诉了自己的追求和苦闷。

周恩来被他感动了。1922年11月，经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已经36岁。

同志们，36岁，在今天可能是很多人事业的巅峰期。朱德舍弃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地位，是安稳的生活。他追求的是什么？是一个在当时还被通缉、被追杀、朝不保夕的政党。这就是信仰。

再说贺龙。

南昌起义前，贺龙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手握重兵。蒋介石、汪精卫都想拉拢他，许以高官厚禄。但贺龙认准了一条道：跟共产党走。

当时他还不是党员。起义前夕，周恩来向他传达了前委的决定，任命他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当场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

起义失败后，部队南下受挫，环境极其艰苦。有人动摇了，有人叛变了。贺龙却在这时候，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在瑞金的一所小学里，他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那一年，他31岁。入党第二天，贺龙向官兵宣布了一件大事：“昨天晚上我入党了。”他接着说：“过去我们所作所为，无非就是打富济贫，扶弱抑强，替老百姓平冤出气，但干不出什么大名堂。现在我知道，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消灭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社会，进而建立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你们有的人也要求入党，那就要准备牺牲，准备吃苦，准备随时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后来有人问他：当年那么多拉拢你的，你为什么偏偏选了共产党？贺龙回答：“因为我亲眼看到，共产党是真心为老百姓的。国民党嘴上说革命，背地里欺压百姓；共产党不一样，他们是真干！”

再说叶挺。

叶挺的故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北伐名将，率领的独立团被誉为“铁军”。1927年，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但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早在1924年，他就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时，叶挺率部担任主力。起义成功后，部队南下，叶挺的部队打了很多硬仗。在会昌战斗中，他亲自指挥部队冲锋，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他眼都不眨一下。后来起义失败，叶挺被迫流亡海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心里一直装着党。

十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叶挺毅然回国，出任新四军军长。有人问他：你一个北伐名将，为什么要来当这个穷军长？叶挺回答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我叶挺，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不管党要不要我，我都要跟着党走。”

同志们，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不管党要不要我”——陈独秀当年拒绝过他吗？没有。但他说“不管党要不要我，我都要跟着党走”。这就是信仰：不是因为组织接纳了我，我才跟着走；而是因为我认定了这条路，无论组织认不认我，我都要走到底。

后来皖南事变，叶挺被国民党扣押，坐了五年牢。蒋介石派人劝降，许他高官厚禄。叶挺的回答是：你死了这条心吧。他在狱中写下那首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这三个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朱德、贺龙、叶挺，他们三个人，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入党时间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

朱德是“舍弃”，舍弃高官厚禄，去追求一个被通缉的政党；贺龙是追求一种真理，哪怕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叶挺是“坚守”，坚守一份信念，哪怕坐牢，哪怕流亡海外，哪怕党暂时不认他，他依然“要跟着党走”。

同志们，这就是信仰——

让人在十字路口，知道该往哪儿走。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各位，都是党的领导干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问问自己：

在面对各种诱惑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贺龙那样“舍弃”？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朱德那样“坚强”？
在面对委屈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叶挺那样“坚守”？

信仰的力量
——破“三难”的精神支撑

南昌起义从酝酿发动，到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这八个月零二十七个日日夜夜，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中绝境破局的悲壮史诗。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

打响“第一枪”的艰难，绝非教科书上描述的那般顺利，它是建军史上第一道几乎难以逾越的难关。

南昌起义过程，我把它归纳为“破三难”一一

一是破解“决心难”：信仰，是在妥协面前敢于拍案而起的担当

1927年7月12日改组后的党中央作出武装反抗总决策之后，却陷入了第一道绝境：

一一“决心难”。

“决心难”，难在内外交困。

1927年7月底，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此时的局势极为复杂：

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企图将共产党掌握的仅存武装力量一网打尽；特别是正在我党积扱筹化南昌起义准备工作时，汪精卫正在庐山筹化反共的黑会，企图通过召集贺、叶挺上山开会，解除他们的兵权。

此时，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这一阴谋后，秘密从庐山赶到九江，与叶挺、贺龙等人紧急会面。他们在甘棠湖上租了一只小划子，装作游湖赏景，实则召开了一次决定历史走向的秘密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小划子会议”。

叶剑英在船上迫不及待地说：“贺军长，汪精卫要调你和叶师长上山，很有可能要把你们扣起来，解除二位兵权。”贺龙快人快语：“不去，不去，他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经过紧急磋商，他们作出三项决定：第一，贺龙、叶挺不上庐山；第二，不接受张发奎调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队立即开往南昌；第三，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

“小划子会议”对保证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保护了起义领导人的安全，更确保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赴南昌。

另一方面，正当起义准备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一股冷风：

——共产国际发来电报，字里行间满是犹疑：“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

中央代表张国焘赶到南昌，传达了这个实际上等同于叫停的指示，并坚持要拉拢已经动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称“必须得到其同意，方可起义”。

那两天的前委扩大会议上，空气几乎凝固。与会者各持己见，争论异常激烈：

李立三作为起义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态度直截了当。他摆出既成事实，急躁直率地说：“什么都预备好了，哪里现在还讨论？”他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实向张国焘施压。

彭湃则从政治形势上冷静分析，戳破了张国焘对张发奎的幻想：“暴动断不能延迟，更不可停下来。张发奎现在紧跟汪精卫，我们还想拉拢他、依靠他，太可笑了！”他的分析冷静而具说服力。

恽代英更是义愤填膺，怒斥张国焘：“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他后来还痛陈：“国际的错误和陈独秀的错误害死了中国的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已完全破产了。”

而周恩来，这位一向温文尔雅的年轻人，听着张国焘的坚持，脸色铁青。突然，他砰地拍响了桌子——这是他一生中罕见的失态。他厉声道：“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取消！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

争论数小时无果，张国焘被迫表示再找个别同志了解情况，会议不欢而散。

7月31日上午 张国焘仍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如要求修改起义宣言……

正在会议激烈争论时，传来了“张发奎彻底倒向汪精卫的消息”，成了作出“还是干”决定的临门脚一一一

1927年7月29日，就在前委内部为起义与否激烈争论的同时，汪精卫、孙科、朱培德与张发奎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会议作出了两项关键决定：

一是命令贺龙、叶挺限期率部撤回九江，企图解除他们的兵权；
二是在第二方面军中进行“清共”，逮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等一批共产党员。

张发奎还计划于8月1日亲自到南昌来“处理问题”。

廖乾吾得到消息后，连夜从庐山赶到南昌，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这个消息到达南昌的时间，恰好在7月31日前委继续开会之时。

消息的效力是，是决定性的临门一脚，真正让张国焘彻底放弃幻想、转而服从多数的，它彻底破灭了张国焘的幻想。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服从多数，同意举行起义。

因此，史学界普遍认为，周恩来在前委会上的那一掌，击碎的不只是一张桌子，更是对右倾妥协的最后一点容忍，也标志着对共产国际迷信思想的一次关键性突破。

正如后续研究所指出的：南昌起义“表明我们党在经历大革命的挫折后，正逐步总结经验教训，走向独立自主的思考，并展现出依靠自身智慧与力量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能力。开始破除凡事依赖共产国际、凡事听从共产国际指示、视共产国际决断为绝对正确的依赖与迷信”。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起义部队分多路进攻：贺龙率第二十军主攻敌军总指挥部，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进攻贡院、天主堂等地，朱德控制附近敌军兵力，刘伯承协助制定作战计划。至凌晨6时，起义部队完全控制南昌城，歼灭守军3000余人。

南昌起义胜利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同志们，这就是“第一枪”背后的故事。它不是轻轻松松拍板定下的，而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才争取来的。如果没有周恩来的拍案而起，没有恽代英的“打倒你”的怒吼，南昌起义的历史，可能就要重写。

信仰的力量，首先就体现在最关键的抉择时刻，有人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拍桌子，敢于说“不”。

同志们，如果说起义是辉煌的开篇，那么起义之后的路，才是真正的考验。

南昌起义成功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二是破解“征战难”：信仰，是在失败中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智慧

如果说“决心难”的破解靠的是政治担当，那么“征战难”的破解，则靠的是战略思维的彻底转变——从“城市中心”到“农村包围城市”，从攻打大城市到上山打游击。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胜利只持续了几天。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8月3日，起义部队从南昌启程南下广东。

为什么要南下？
当时的战略设想是：占领广东东江地区，以此为根据地，依靠出海口获得苏联援助，然后攻占广州，再次举行北伐。

然而，这个战略设想存在根本性的缺陷。起义军南下途中，遭遇了难以想象的艰难：

四面受敌，无粮无衣，无医无药，疾病流行。
经过壬田、瑞金、会昌等战斗，起义部队虽然击溃敌人，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9月下旬，起义军占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10月初，起义部队在汤坑与敌军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随后在普宁流沙又遇袭被打散。

“征战难”，是起义军主力失败的第一难。

朱德改变起义军命运，就是从破解“征战难”开始。

“征战难”的破解，意味着战略思维的彻底转变。这一转变的领路人，是朱德。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对这一过程有极其清晰而深刻的总结。他写道：

“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全打垮。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

朱德这段话，字字千钧。“被迫上山”看似是被迫，实则是绝境中的醒悟；“这有一个好处”是从失败中看到转机；“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从此走上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朱德破解“征战难”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维度：

第一，战略上“转兵农村”：从“攻打大城市”到“上山打游击”。

当朱德率部从三河坝撤出，得知主力在潮汕失败后，这支队伍成了真正的孤军。当时外有数万敌军围堵，内有军心涣散、给养断绝的困境，甚至连师长、团长都纷纷离队。在这生死关头，朱德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改变方向。

1927年10月17日，他在广东饶平茂芝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策：“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他敏锐地看到，湘粤赣边界是敌人统治薄弱的“三不管”地带，且大革命时期农运基础好。

第二，战术上“转到游击战”：从“硬拼硬打”到“机动灵活”。

方向确定后，朱德着手解决怎么打的问题。他深刻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新形势下，再打正规战、阵地战只有死路一条。

1927年11月，部队转战至江西崇义上堡一带，朱德利用间隙进行了著名的“上堡整训”。这是他破解“征战难”的关键一招。整训的核心，就是实行作战形式的重大转变。他亲自编写教材，提出了“以少胜多、避实就虚、不和敌人硬拼、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原则。

第三，力量源泉上“依靠群众”：从依赖外援到扎根群众。
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就是深入农村一次伟大实践。详情后述。

“征战难”，南下一开始就显现了。部队刚离开南昌没几天，打先锋的蔡廷锴就率部“叛逃”，一下子带走了6000人。这可是将近三分之一的力量啊！蔡廷锴是第十师师长，并非共产党员，对共产党也并不了解，参加起义只是机缘巧合。在关键时刻，他选择了离开。

9月，起义军到达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前委决定分兵：周恩来、贺龙、叶挺率主力南下潮汕；朱德率4000人留守三河坝，阻击追敌。

朱德面对的是国民党钱大钧部的两万大军，兵力对比是1：5。三河坝地势险要，朱德利用有利地形，与敌血战三天三夜。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拼弯了，就用石头砸。三千人硬生生把两万人挡了三天。

阻击任务完成，朱德率部撤离，南下追赶主力。可他们迎面遇到的，是什么？

是从潮汕突围出来的仅剩几百人的起义军——南下的主力部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已被各个击破，起义领导人失散，下落不明。

消息传来，犹如冷水兜头泼下。断后部队再也没有和主力会师的机会，他们已成南昌起义部队最后的孤军。此时，距南昌城的胜利刚过去两个月。

这时候，朱德率领的这支队伍面临怎样的处境？

四面受敌，孤立无援；虽然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尾随追赶，但仍然受到地主和土匪武装的袭击；同上级党组织还未取得联系；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部队思想一片混乱，经不起考验的人甚至连师长、团长也会逃走；营长、连长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有的公开散布失败情绪，要求解散部队。

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怎么办？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朱德站了出来。他带着这支部队，开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上山打游击”的历程。

朱德有句名言：“山是我们的好朋友。山上有树林，可以隐蔽；山上有野菜，可以充饥；山上有山洞，可以睡觉。敌人来了，我们往山里一钻，他就找不着；敌人走了，我们下山打土豪，搞给养。这就是游击战。”

这期间，有两场战斗，特别能说明游击战的威力。

第一场：坪石大捷——“许送枪”的故事

1928年1月，朱德率部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宜章暴动的胜利使蒋介石和湘南粤北的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惧，当时控制广东军政大权的李济深接到蒋介石命令，立即密令驻扎粤北乐昌的独立第3师师长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误”。

许克祥是谁？此人是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1927年5月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杀害了大批革命群众。接到命令后，他得意洋洋，认为朱德不过是“惊弓之鸟”，带着全师6个团的兵力，气势汹汹地扑向宜章，扬言要“把朱德消灭在湘南”。

面对6倍于己的敌人，朱德怎么办？硬拼？那是找死。朱德决定：不打，走！

他带着部队主动撤出宜章县城，退到黄沙堡、笆篱堡、圣公坛一带的深山里。许克祥率部一路追过来，发现朱德不见了，到处打听，得到的消息是：“工农革命军打回广东去了。”许克祥更加狂妄自大，认为朱德自知不是对手，闻风而逃。

但他不知道的是，朱德派出的侦察员谭新，化装成挑担子的货郎，走村串户，把许克祥的兵力部署摸得一清二楚，还画了一张详细的敌情图，哪个团在哪个位置，营地在哪，哨兵在哪，标得清清楚楚。

1月31日拂晓，许克祥的主力两个团正在岩泉圩吃早饭。突然，枪声大作！朱德兵分两路：一路由熟悉地形的胡少海率领，抄山路迂回敌后；一路由朱德、陈毅亲率主力，从正面猛攻。

敌军腹背受敌，顿时大乱。有的端着饭碗就往山上跑，有的裤子都没来得及穿就当了俘虏。许克祥的司令部也被端了，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穿上便衣仓皇而逃。

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坪石。坪石是一条峡谷，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路，没有岔道。敌人的溃兵像赶鸭子一样，只能顺着峡谷往乐昌方向逃。工农革命军和农军在两边山上往下打枪，一枪一个准。这一仗，歼灭敌人1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多支，重机枪10余挺，迫击炮和过山炮30多门，子弹200多担。

战士们看着这些从没见过的好枪好炮，高兴得编了个顺口溜：“许克祥，好大方，乖乖送来炮和枪，不要收条和记账，当了运输大队长，革命人民心高兴，赏他个雅号‘许送枪’！”

从此，许克祥得了个外号叫“许送枪”。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军队起来就靠那一仗。”

同志们，坪石大捷的意义在哪里？这是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余部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它证明了一个道理：硬打硬拼不行，但换一种打法——钻山沟、打游击、依靠群众，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第二场：敖山庙——一个连消灭一个营

坪石大捷后，朱德率部继续在湘南活动。1928年2月，部队打到耒阳。

2月26日，国民党第19军一个营从衡阳方向杀过来。朱德命令1营2连连长林彪，率一个连的兵力，去敖山庙阻击敌人。

同志们注意：一个连，对付一个营。正常打仗，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林彪不是正常打法。

他带着部队到了敖山庙，发现这里四面环山，中间一条路。他跟当地的农会商量，让3000多名农军埋伏在四周的山头上。他自己带着部队，在庙里等着。

敌军营长陈壁堂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全营人马，浩浩荡荡开过来。到了敖山庙，看见庙里好像有人，就下令停下来，准备休息。

就在这时，林彪一声令下，四面山头枪声大作！农军们拿着梭镖、大刀、鸟铳，从山上冲下来。陈壁堂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枪撂倒，当场毙命！

敌军失去指挥，乱成一团。林彪带着2连从庙里冲出来，两面夹击。这一仗，击毙敌军400余人，缴获枪支200多杆，军马6匹。

同志们，一个连消灭一个营，这是什么仗？这就是游击战，这就是人民战争。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地形的利用，没有灵活机动的战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朱德从这些战斗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新路：不打正规战，打游击战；不占大城市，占农村；不硬打硬拼，依靠群众，依托山地，灵活机动。 这条路，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三是破“稳兵难”：在赣南三整中，重塑信仰力量

同志们，仗可以打胜，但人心怎么稳？队伍怎么带？这是更难的难题。

10月下旬，部队到达天心圩。这时候，队伍已经溃不成军。没有给养，没有援兵，没有消息。沿途不断有人逃跑，有的师、团干部以汇报工作为名一去不返，有的营、连长带着手下悄悄溜走。伤病员躺在路旁呻吟，没人能管。

更可怕的是人心的溃散。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这是往哪儿去？革命还有希望吗？与其这样等死，不如散伙回家吧？

就在这个时候，朱德、陈毅创造性开展了“赣南三整”：

第一次整顿：天心圩整顿——解决“走不走”的问题

10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在天心圩外的河滩上，朱德把剩下的官兵召集起来。那是一片长满杂草的河滩，旁边有一棵大榕树，夕阳的余晖照在战士们疲惫的脸上。

朱德穿着一身灰布军衣，背着一顶斗笠，脚上的草鞋已经破烂不堪。他消瘦的脸上胡子很长，颧骨高高凸起，但眼神依然温和而坚定。

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同志们，你们的师长团长，我派他们去执行任务去了，现在有些问题要跟大家讲一讲。”

大家知道他在说什么。“派他们去执行任务”，其实是他们跑了，当逃兵了。但朱德没有骂他们，没有说他们是叛徒，而是给了他们一个台阶。

接着，他把声音压低了些，严肃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河滩上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风吹竹林，刷刷作响。

朱德又把声音提高了些，说出了那段影响深远的话：

“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当时，有人向朱德提出：“我们该怎么办？”

朱德回答：“打游击呀！”

有人接着大声说：“站不住脚哟，反革命天天跟在屁股后头追……”

朱德解释说：“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他又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接受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努力干起来，争取胜利。”

接着，陈毅也站出来讲话。他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是，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就困难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当时在场听讲话的，有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粟裕。他晚年回忆说：“朱德同志的讲话，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我们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我们的革命信念。”

陈毅后来也回忆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落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明了光明的前途，增加了群众的革命信心，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

这次军人大会之后，又有一批革命意志薄弱的官兵离开队伍，大约走了三百多名。但留下来的人更加坚定了。人数虽然减少，但都是革命的精华，为人民军队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天心圩整顿是起义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整顿：大庾整编——解决“怎么稳”的问题

11月初，部队到达江西大庾（今大余县）。此时，正如朱德所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桂、湘系军阀之间的混战，暂时顾不上追他们了。

朱德利用这个难得的“窗口期”，对部队进行了整编。

在整顿之前，朱德主持召开了一次全体军人大会。这时，部队只剩下八九百人。朱德知道这些官兵都是淘汰泥沙后的真金，是全军的精华，是宝贵的革命火种，因而他充满信心地说：

“同志们，我原来是想有两百个人能同生共死，就能胜利；现在我们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都不能消灭我们！”

这次整编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整顿党组织。 起义部队虽然早有党的组织，但在溃败中基本瘫痪了。很多党员不知道归谁管，很多连队根本没有党支部。朱德、陈毅决定：对部队中的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成立党支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

朱德后来回忆道：“把干部弄成教导队，组织了党的支部，建立了连的指导员、政治部、支部书记……那时党员比较多，把党的组织加以整顿以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就依靠他们去巩固队伍。”

粟裕后来回忆说：“这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我们那时还不懂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性，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的基层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第二件，整编部队。 由于原来的军、师建制都成了空架子，在整顿中从实际出发，取消了军、师、团建制，把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组成了七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的番号，司令员是朱德，对外化名王楷，指导员是陈毅，参谋长是王尔琢。

部队经过整顿，面貌焕然一新，虽然衣服褴褛，面黄肌瘦，却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虽然只有七八百人，但却经过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成为扑不灭的火种。

第三次整顿：上堡整训——解决“怎么打”的问题

11月中旬，部队到达赣南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地区。这里是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在这里，朱德、陈毅继续对部队进行整训。

这次整训，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整顿纪律。

在此之前，朱德、陈毅一直很重视部队纪律教育。但在转战途中，却发生了少数不良分子鼓动士兵抢当铺的事件。

那天，几个士兵冲进一家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威胁老板说：“借几个钱花花！”消息传到朱德耳朵里，他勃然大怒。陈毅更是气得拍桌子：“这哪里像革命队伍，简直像土匪一样！”

朱德、陈毅立即召开军人大会，严肃处理了这件事。陈毅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今天抢当铺，明天是不是就要抢老百姓？这样的队伍，老百姓会欢迎吗？”

当场查明带头肇事的3名主犯，立即执行枪决。

在上堡整训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官兵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

二是军事训练。

朱德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他提出，在今后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思考“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新战术问题”。

由朱德口述，部队编写了新的训练教材，提出了诸如“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等战术原则。

据朱德回忆，当时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朱德精心讲授了第一课。课后，他将学兵带到训练场，把全队分为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并亲自担任进攻连连长，组织士兵按照新的队形练习动作。在以后的训练中，朱德经常到训练场亲自指挥、讲解和示范。

三是群众工作。

部队根据朱德的指示，在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的地域，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这是起义军第一次真正深入接触群众，学会了怎么和老百姓打交道。

朱德后来回忆说：“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

同志们，这就是“赣南三整”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当决心动摇时，信仰让人坚定；当组织涣散时，信仰让人凝聚；当生存无望时，信仰让人找到新路。 信仰不是万能的神，但它是绝境中唯一可以抓住的绳索。

三个月后，这800人走出大山，发动湘南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再后来，他们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的队伍会师，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石。

信仰的传承
——从1927到新时代

同志们，历史讲到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

那800人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中的很多人，没能看到新中国。陈守礼，17岁牺牲。蔡晴川，24岁牺牲，在三河坝掩护主力撤退时，率领全营血战到底，全部壮烈殉国。还有更多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但他们的信仰，传了下来。

粟裕，从那个800人的队伍里走出来，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指挥了淮海战役。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负伤后，班长扔下几块大洋让我离开，我硬是爬着追上了队伍。我离开了队伍，就活不下去。”

萧克，也是在湘南起义时加入这支队伍的，后来成为开国上将。他晚年回忆说：“那时候就是认准了一条道：跟共产党走，没错。”

林彪，敖山庙战斗中的那个连长，后来成长为共和国的元帅。当然，他后来的路走偏了，这是另一回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也是凭着信仰走过来的。

同志们，这就是传承。

信仰不仅能改变一个人，更能通过一个人、一群人，改变一个时代。 那800人像种子一样，撒在赣南的山沟里，长出了参天大树。我们今天的一切——国家的安宁、城市的繁荣、人民的幸福——追根溯源，都可以从那800人的坚持里找到起点。

（一）替烈士们看一看

同志们，起义战斗在攻打贡院中，那个17岁的战士陈守礼，他是共和国第一个留在八一起义纪念馆英雄榜上的烈士。

他没有等到新中国。他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坐在这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他牺牲时，身上穿的是破旧的军装，倒下去的是英雄城。

我常常在想，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看到在座的各位，看到这繁华的南昌城，他会说什么？

我想，他们也许会问我们两个问题：

第一问：当年的血，有没有白流？

同志们，这个问题不需要用语言回答。看看窗外——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民安居乐业。这盛世，如他所愿。

第二问：当年的信仰，你们还在坚持吗？

这个问题，就要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回答了。

（二）联系今天军队反腐

前不久，我看到一些落马军官的忏悔录。他们当中，有人曾是战斗英雄，有人曾立过战功，却在权力和金钱面前迷失了方向。

为什么有些人能一辈子清廉自守？因为他们心中有信仰，有敬畏。他们知道，自己是那800人用命换来的队伍的传人。

为什么有些人会堕落？因为他们忘了初心，丢了信仰。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官老爷”，而不是人民的勤务员。

军队反腐，本质上是一场信仰保卫战。它要回答的是：这支从南昌起义走来的军队，还能不能保持当年的纯洁性？还能不能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能不能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我们欣慰地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清除了一大批害群之马。这正是对当年那800人最好的告慰。

（三）联系个人健康成长

同志们，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在军队工作，但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长征路。

我退休二十年，研究这一段历史，最大的体会是：信仰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在选择中坚定，在困难中磨砺，在诱惑中考验。

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党的领导干部，手里都有或大或小的权力。权力的背后，是责任，也是考验。

当你们面对诱惑时，想想朱德舍弃的高官厚禄，想想贺龙追求的真理，想想叶挺在狱中的坚守——你们就知道，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

当你们遇到困难时，想想天心圩那800人——他们什么都没有了，都没有放弃，我们这点困难算什么？

当你们觉得累了、想歇一歇时，想想陈守礼——他17岁就把生命献给了这个事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四）最后的结语

同志们，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讲不完二十年的研究，也讲不完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但我希望，通过今天这几个故事，能让你们记住：

信仰是有温度的——它藏在17岁少年的热血里，藏在朱德和贺龙的选择里，藏在叶挺的《囚歌》里，藏在周恩来拍桌子的愤怒里。

信仰是有力量的——它能让800人走出绝境，让一支溃散的队伍重新站立起来，能让一个连消灭一个营，能让“许克祥”变成“许送枪”。

信仰是需要传承的——从1927到2026，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那面红旗还在我们手中。

临了，我想用我在书的后记里写的一段话，作为今天的结语：

“我常常在深夜翻阅那些泛黄的史料，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那800人走过的山路，如今已是通衢大道；那800人战斗过的土地，如今已是繁华都市。他们没有看到的明天，我们替他们看到了；他们没有享受到的安宁，我们替他们享受着。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守护好他们用命换来的这一切。守护的方式，就是让信仰的火炬，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继续燃烧下去。”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