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英雄壮举蕴含的政绩观深刻启示

南昌起义英雄壮举蕴含的政绩观深刻启示

提要：南昌起义从筹划到实施再到余部转战，经历了“决心难”“征战难”“稳兵难”三重考验。起义领导者们在破解这“三难”过程中展现的政治担当、战略智慧和精神力量，蕴含着深刻的政绩观启示。本文通过对周恩来、朱德、贺龙等起义领导人在关键时刻的抉择分析，揭示“破三难”背后的政绩观逻辑：破“决心难”需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敢于担当的勇气；破“征战难”需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科学态度；破“稳兵难”需要凝聚人心、带好队伍的群众立场。这些启示对于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南昌起义；破三难；政绩观；政治担当；实事求是

引言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沉沉夜幕，也划破中国革命最黑暗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决绝的姿态，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新纪元[1]。

然而，历史的光环往往遮蔽了抉择的艰难。今天回望南昌起义，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枪”的荣耀、“军旗升起的地方”的光辉。但回到99年前的那个夏天，站在起义领导者们的位置上看，前方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这种艰难，集中体现为“三难”——决心难、征战难、稳兵难。

“决心难”，难在内外交困、敌强我弱，更难在共产国际的指示暧昧不明，中央代表的意见是“推迟”。在这样的压力下做出“打”的决定，需要怎样的政治担当？

“征战难”，难在主力失败、四面楚歌，更难在原定战略已经证明行不通。在这样的困境中调整方向、探索新路，需要怎样的战略智慧？

“稳兵难”，难在部队溃散、军心动摇，更难在绝境中重塑信念、凝聚人心。在这样的时刻站出来说“跟我走”，需要怎样的精神力量？

这“三难”，每一难都是对领导者政绩观的严峻考验。所谓政绩观，核心是三个问题：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南昌起义的英雄们用行动给出了回答：政绩不是给上级看的，而是对历史负责的；政绩不是顺风顺水的锦上添花，而是逆水行舟的力挽狂澜；政绩不是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人民打江山、谋解放。

本文以“破三难”为线索，挖掘南昌起义英雄壮举背后的政绩观意蕴，探讨这些宝贵经验对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启示。

一、破“决心难”：“功成不必在我”的政治担当

（一）危局中的抉择

1927年7月下旬，九江至南昌的铁路线上，一列列火车正秘密向北行驶。车上坐着的是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2]。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昌。中共中央已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然而，就在起义箭在弦上之际，风云突变。

7月25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这份电报的措辞极为暧昧：“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指南昌起义）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办法）是让（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即加伦将军）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的军事工作人员参加（南昌起义）是不能容许的。”[3]

这封电报的分量，非同寻常。在中国革命几乎完全依赖共产国际指导的年代，这封电报实际上给起义蒙上了一层阴影。它虽然没有明确“叫停”，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犹豫和保留，给了主张推迟起义者以口实。

更棘手的是，7月29日，中央代表张国焘从九江接连发来两封急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再决定”[4]。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立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他带来了一个令人生疑的主张：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方可举行起义[5]。

张国焘是有备而来的。他引用共产国际的电报，反复强调：“起义如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当征得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6]

这一下，前委炸开了锅。

（二）拍案而起的担当

7月30日，前委扩大会议在南昌召开。会议室内，空气几乎凝固。

李立三首先发难：“什么都预备好了，哪里现在还讨论？”[7]他的态度很明确：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彭湃更是戳破幻想：“张发奎现在紧跟汪精卫，我们还想拉拢他，太可笑了！”[8]

一向温文尔雅的恽代英，此时也义愤填膺，怒斥张国焘：“现在，南昌暴动一切都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打倒你！”[9]

而周恩来，这位以沉着冷静著称的前委书记，在听着张国焘坚持己见时，脸色铁青。突然，他拍案而起——这是他一生中罕见的失态：

“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罢。”[10]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推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敌人可能已经察觉，意味着部队可能被缴械，意味着党在南昌、武汉等地的力量可能被一网打尽[11]。

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愤慨地说：‘……在南昌暴动，客观上有可能胜利。如果中央坚持要我们推迟，我们只好辞职。’”[12]

争论持续了数小时，无果而终。谭平山十分气愤，会后甚至主张把张国焘扣押起来。周恩来及时制止：“张国焘是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13]

7月31日上午，转机出现。因叶挺、贺龙未去庐山开会，张发奎来电说8月1日要到南昌来[14]。这一消息，彻底破灭了张国焘拉拢张发奎的幻想。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服从多数，同意举行起义[15]。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南昌城头枪声响起。至凌晨6时，起义军完全控制南昌城，歼灭守军3000余人，缴获机枪800余挺，步枪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16]。

（三）政绩观启示：敢于担当、对历史负责

破“决心难”的过程，是共产党人政治担当的生动写照。这种担当，对今天的政绩观建设至少有两点启示：

第一，真正的政绩，是在关键时刻敢于拍板。 周恩来等人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具有绝对权威，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具有合法身份。如果只讲“服从”、不讲原则，起义就会被取消。但周恩来等人没有服从错误的指示——不是因为他们不尊重组织，而是因为他们对革命事业有更深的理解、更真的担当。

这启示我们：正确的政绩观，不能是“唯上”的政绩观。有的干部把“上级满意”作为唯一标准，凡事看上级脸色、等上级指示，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历史证明，有些正确的决策，恰恰需要顶着压力做出。敢于对错误的指示说“不”，敢于对正确的决策说“干”，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第二，真正的政绩，是“功成不必在我”。 如果周恩来等人只考虑个人得失，他们完全可以选择“服从”——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张国焘的意见。这样一来，起义不成，责任不在他们；起义成功，功劳也有他们一份。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选择的是“拍案而起”，宁可“辞职”，也要坚持真理。

这启示我们：正确的政绩观，必须超越个人名利。有的干部做事，先算“政治账”：这件事做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会不会影响我的仕途？在这种算计下，很多该做的事不敢做，很多该担的责不敢担。南昌起义告诉我们：真正的政绩，往往是在不计个人得失时创造的。

二、破“征战难”：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战略智慧

（一）从胜利到溃败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胜利之后的道路更加艰难。

根据中央决定，起义军于8月3日至6日分批撤离南昌，南下广东，目标是占领东江地区，获取苏联援助，再行北伐[17]。这个战略设想的背后，主要是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及共产国际的提议：“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获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第二次北伐。”[18]

然而，现实给了这个战略以沉重打击。

南下途中，起义军四面受敌，时值盛夏，山路崎岖，给养困难[19]。更致命的是，8月4日，蔡廷锴率第十师脱离起义军，带走了5000余人[20]。这对起义军是沉重一击。

9月下旬，起义军主力进占广东潮汕地区。在汤坑之战中，起义军本已将薛岳部4个团击溃，包围了薛岳的师指挥部，但叶挺部的营长欧震阵前倒戈，导致战局逆转[21]。起义军主力在揭阳、汤坑地区遭遇军事失利，领导人被迫分散撤离[22]。

此时，在三河坝担任阻击任务的朱德所部4000人，在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三昼夜后，奉命撤离，南下寻找主力[23]。当他们遇到从潮汕突围出来的仅剩几百人的溃军时，才得知主力已失败。

消息传来，犹如冷水兜头泼下。这支部队成了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孤军。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24]。

（二）绝境中的战略转变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朱德站了出来。他带领这支队伍，开始了“上山打游击”的历程，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战略思维的根本转变。

第一，战略上“转兵农村”：从“攻打大城市”到“上山打游击”。

1927年10月7日，朱德在广东饶平茂芝主持召开军事会议[25]。会上，有人主张解散队伍、各奔东西，有人主张继续南下寻找主力。

朱德分析了形势后，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策：“穿山西进，直奔湘南。”[26]

他敏锐地看到，湘粤赣边界是敌人统治薄弱的“三不管”地带，且大革命时期农运基础好。这个决策标志着朱德已经认识到：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不能走城市武装起义的老路，而应该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27]。

第二，战术上从“正规战”转到“游击战”。

1927年11月上旬，部队转战至江西崇义上堡一带，朱德利用间隙进行了著名的“上堡整训”[28]。整训的核心，就是实行作战形式的重大转变。

他提出了“以少胜多、避实就虚、不和敌人硬拼、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原则[29]。部队开始将正规战战术调整为适应山区作战的灵活战术，并组织官兵协助群众开展生产，加强群众工作[30]。

第三，力量源泉上“依靠群众”：从依赖外援到扎根群众。

朱德后来总结道：“起义军南下途中……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31]

（三）政绩观启示：尊重规律、实事求是

破“征战难”的过程，是共产党人战略智慧的生动体现。这对今天的政绩观建设至少有两点启示：

第一，真正的政绩，必须尊重客观规律。 南昌起义南下战略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照搬照抄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是城市武装起义的成功范例，但中国的国情与俄国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敌人力量集中在城市。如果不顾这个实际，硬要攻打大城市，失败是必然的。

这启示我们：创造政绩，必须尊重规律。有的干部为了追求“显绩”，不顾客观条件，搞“大干快上”，结果是“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正确的政绩观，要求我们既要积极作为，又要尊重规律；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第二，真正的政绩，必须勇于调整方向。 朱德等人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们认识到了战略的错误，更在于他们有勇气调整方向。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每一步转变都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智慧。

这启示我们：正确的政绩观，不能是“一条道走到黑”。有的干部定了目标、上了项目，即使发现方向错了，也不愿意调整——因为调整意味着承认失误，可能会影响“政绩”。但南昌起义告诉我们：敢于承认错误、勇于调整方向，恰恰是最大的担当。那种“将错就错”的固执，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三、破“稳兵难”：凝聚人心、带好队伍的群众立场

（一）绝境中的军心涣散

仗可以打胜，但人心怎么稳？队伍怎么带？这是更难的问题。

1927年10月下旬，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天心圩。此时，队伍已溃不成军：军心涣散，给养断绝，师长、团长纷纷离队。伤病员躺在路旁呻吟，没人能管[32]。更可怕的是人心的溃散：我们这是往哪儿去？革命还有希望吗？

据粟裕回忆，当时部队的情况是：“不仅士兵，就是中下级军官，也有不少人动摇，有的开了小差，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离开部队。”[33]

这支部队，是南昌起义留下的最后火种。如果在这里散了，革命的火种就真的熄灭了。

（二）天心圩的“定心丸”

就在这绝望之际，朱德站了出来。

他把剩下的官兵召集在河滩上，发表了那番著名的讲话。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34]

接着，他用俄国革命作比喻，指出：

“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35]

“我们该怎么办？”有人低声发问。

朱德答道：“打游击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36]

粟裕晚年回忆说：“朱德同志的讲话，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我们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我们的革命信念。”[37]

陈毅后来也回忆：“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指明了光明的前途……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38]

天心圩整顿后，部队又进行了大庾整编和上堡整训，统称“赣南三整”[39]。经过整顿，这支部队虽然只剩下800人，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陈毅说，他们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成为扑不灭的火种”[40]。

三个月后，他们发动湘南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41]。再后来，他们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的队伍会师，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石[42]。

（三）政绩观启示：凝聚人心、带好队伍

破“稳兵难”的过程，是共产党人群众立场和领导艺术的生动体现。这对今天的政绩观建设至少有两点启示：

第一，真正的政绩，是带出一支过硬的队伍。 朱德在天心圩最大的贡献，不是指挥了一场胜仗，而是在绝境中保住了队伍、凝聚了人心。如果没有那800人，就没有后来的湘南起义，就没有井冈山会师。

这启示我们：衡量领导干部的政绩，不仅要看他做了什么事，更要看他带出了什么样的人。有的干部只顾自己“进步”，不关心下属成长；只追求“显性政绩”，不注重“隐性积累”。但南昌起义告诉我们：最大的政绩，是培养人、凝聚人、带好队伍。一个领导干部离任时，留下的不应只是工程项目，更应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第二，真正的政绩，必须站稳群众立场。 朱德在天心圩之所以能够稳住军心，不仅因为他讲得有道理，更因为官兵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曾经的滇军少将旅长，放弃了一切，历经磨难，依然坚定不移。他“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与士兵们一样穿灰色土布军装，一起吃大锅饭[43]。这种人格的力量，比任何语言都更有说服力。

这启示我们：正确的政绩观，核心是“为了谁”的问题。有的干部做事，出发点不是群众需要，而是“领导注意”；评价标准不是群众满意，而是“上级肯定”。这样的政绩观，迟早会出问题。南昌起义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政绩，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打江山、谋解放。离开了这个根本，任何“政绩”都是空中楼阁。

四、新时代的政绩答卷：历史启示与现实挑战

（一）政绩观的现实困境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另一方面，一些党员干部在政绩观上出现了偏差。

从反腐败斗争揭露的情况看，一些落马官员的忏悔录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了“政绩观扭曲”[44]。有的为了“显绩”搞形象工程，劳民伤财；有的为了“数据好看”搞统计造假，欺上瞒下；有的为了“快速出彩”搞短期行为，留下烂摊子。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搞清楚“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这三个基本问题。

（二）从南昌起义看正确政绩观的养成

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我们可以从南昌起义“破三难”的启示中找到答案：

第一，正确政绩观，必须在“大是大非”中锤炼。 周恩来拍案而起，不是因为他不知道风险，而是因为他分得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同样面临着各种考验：是坚持原则还是随波逐流？是敢于担当还是明哲保身？这些选择，都是检验政绩观的试金石。

第二，正确政绩观，必须在“实事求是”中养成。 朱德战略转变的成功，根本在于尊重实际、尊重规律。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政绩，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能为了“出彩”而脱离实际，不能为了“显绩”而违背规律。

第三，正确政绩观，必须在“群众立场”中扎根。 朱德在天心圩之所以能稳住军心，根本在于官兵信任他、跟定他。这种信任，不是靠权力压出来的，而是靠实际行动赢得的。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就必须站稳群众立场。政绩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工作实不实，群众最清楚。

结语

1927年10月，天心圩河滩上那800人，是南昌起义留下的最后火种[45]。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很多人牺牲在之后的战斗中。但他们的精神，传了下来。

那800人像种子一样，撒在赣南的山沟里，长出了参天大树。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这支队伍越走越壮大，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支撑他们走过那段最黑暗岁月的，是什么？

是信仰，更是政绩观——一种超越个人得失、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政绩观。周恩来拍案而起，是因为他知道：如果取消起义，党在南昌、武汉等地的力量就会被敌人消灭。朱德坚持北上，是因为他知道：如果队伍散了，革命的火种就真的熄灭了。

他们考虑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革命大局；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功名，而是人民解放。

这就是南昌起义“破三难”给我们的最大启示：真正的政绩，不是给上级看的，而是对历史负责的；不是顺风顺水的锦上添花，而是逆水行舟的力挽狂澜；不是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人民打江山、谋解放。

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当以南昌起义的英雄们为镜，照一照自己的政绩观：我们追求的“政绩”，是“显绩”还是“潜绩”？是“为己”还是“为民”？是“唯上”还是“唯实”？

答案，就在那声划破夜空的枪响里，就在天心圩河滩上那800人的背影里。

注释

[1]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240页。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2] 贺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叶挺时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9页；《叶挺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15页。

[3] 共产国际1927年7月25日电报原文，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336页。电报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转引自陈杰《八 一枪声——军史研究系列笔记》，《邯郸日报》2022年7月30日。

[4] 张国焘7月29日两封急电内容，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第一封电称“暴动宜慎重”，第二封称“无论如何候我到再决定”。

[5] 张国焘7月30日晨赶到南昌并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156页。

[6] 张国焘在会上的发言，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13页。他反复强调必须征得张发奎同意。

[7] 李立三的发言，见李立三《南昌暴动》（1928年），载《南昌起义》资料汇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

[8] 彭湃的发言，见《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页。彭湃时任前敌委员会委员。

[9] 恽代英的发言，见《恽代英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页。恽代英时任前敌委员会委员，他怒斥张国焘的细节，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14页。

[10] 周恩来的原话，据当事人回忆略有不同表述。综合《周恩来传》第156页及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14页。周恩来拍案而起的细节，见《老邓讲红色故事｜南昌起义（二）》，搜狐网2017年7月31日。

[11] 周恩来的担忧，参见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年），载《南昌起义》资料汇编，第78页。

[1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14页。

[13] 谭平山主张扣押张国焘及周恩来制止，见《周恩来传》第157页。周恩来保持了组织原则的清醒。

[14] 张发奎8月1日要来南昌的消息，见《南昌起义》资料汇编，第89页。该消息成为促成起义的关键因素。

[15] 张国焘最终同意起义，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15页。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服从多数。

[16] 南昌起义战果数据，见《南昌起义》资料汇编，第92页。歼灭守军3000余人，缴获机枪800余挺、步枪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

[17] 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决定，见《南昌起义》资料汇编，第101页。8月3日至6日分批撤离南昌。

[18] 加伦将军（乌拉尔斯基）的建议，见《加伦将军与中国》，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3期。共产国际也支持这一战略。

[19] 南下途中的困难，见《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页。时值盛夏，山路崎岖，给养奇缺。

[20] 蔡廷锴率第十师脱离，见《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160页。时间为8月4日，带走5000余人，对起义军打击极大。

[21] 汤坑之战及欧震倒戈，见《南昌起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国家历史公众号。欧震时任叶挺部营长，阵前倒戈直接导致战局逆转。

[22] 主力在潮汕失败及领导人分散撤离，见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年）。

[23] 三河坝阻击战，见《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10页。朱德率4000人与数倍之敌血战三昼夜。

[24] 天心圩前的绝境，见《粟裕回忆录》第17-18页。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

[25] 茂芝会议时间及内容，见《南昌起义军茂芝军事决策会议》，潮州市纪委监委网站2022年8月10日。1927年10月7日召开。

[26] 朱德“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见《朱德传》第112页。这是战略转变的关键。

[27] 朱德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参见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载《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28] 上堡整训时间与内容，见《上堡整训》，百度百科。时间为1927年11月上旬。

[29] 朱德提出的游击战原则，见《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5页。

[30] 上堡整训中开展群众工作，见《“赣南三整”中的纪律建设》，共产党员网2024年6月25日。

[31] 朱德后来总结，引自《朱德选集》第9页。

[32] 天心圩时的困境，见《粟裕回忆录》第18页及陈毅的相关回忆。师长、团长纷纷离队。

[33] 粟裕回忆，见《粟裕回忆录》第18页。

[34] 朱德在天心圩讲话的第一段，见《粟裕回忆录》第18页。另见《朱德传》第120页。

[35] 朱德用俄国革命作比喻的讲话，见《朱德传》第120页。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也引用了这段讲话。

[36] 朱德回答“打游击”，见《“赣南三整”中的纪律建设》，共产党员网2024年6月25日。

[37] 粟裕晚年回忆，见《粟裕回忆录》第19页。

[38] 陈毅回忆，见《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39] “赣南三整”：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见《“赣南三整”中的纪律建设》，共产党员网2024年6月25日。

[40] 陈毅的评价，见《陈毅军事文选》第22页。

[41] 湘南起义及队伍发展，见《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1928年1月发动，队伍发展到一万余人。

[42] 井冈山会师，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两部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43] 朱德与士兵同甘共苦，见《朱德传》第121-122页。他“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穿灰色土布军装，吃大锅饭。

[44] 落马官员忏悔录中提及“信仰迷失”“政绩观扭曲”，参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各类警示录。

[45] 天心圩后保存下来的800人，被陈毅称为“扑不灭的火种”，见《陈毅军事文选》第22页。他们后来成为红军的骨干。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1921-1949）[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朱德传[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传[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贺龙传[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5. 粟裕. 粟裕回忆录[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7.
6. 张国焘. 我的回忆[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7.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南昌起义[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8. 朱德. 朱德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9. 朱德. 朱德军事文选[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7.
10. 陈毅. 陈毅军事文选[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6.
11. 蔡廷锴. 蔡廷锴自传[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12.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湘南起义史稿[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13.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14. 陈杰. 八 一枪声——军史研究系列笔记[N]. 邯郸日报, 2022-07-30.
15. 老邓讲红色故事｜南昌起义（二）[EB/OL]. 搜狐网, 2017-07-31.
16. “赣南三整”中的纪律建设[EB/OL]. 共产党员网, 2024-06-25.
17. 南昌起义军茂芝军事决策会议[EB/OL]. 潮州市纪委监委网站, 2022-08-10.
18. 上堡整训[EB/OL]. 百度百科.
19. 南昌起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EB/OL]. 中国国家历史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