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述往(058):南昌暴动前夜:绝密会议上的争吵、背叛与改写历史的豪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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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 

唯会昌战役中,曾有四百多个伤兵,要用担架抬走,我们不愿将他们弃置于当地。据长汀方面的报告:认为运输夫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兵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征集了千余大脚妇女,担任担架运输工作。

因此,就决定采取了第三个军事行动方案,我军在瑞金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全部越过了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自瑞金经长汀、上杭,向潮汕进发时,决定分三批行进。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带空虚,兼程急进,俾迅速予以占领；次则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赓续前进；再次是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负责搬运伤病兵,并由周士第率领一营人为后卫掩护队。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已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

我所率领的工农委员会,是一个约四十人的组织,行军中每天忙着安排住所、自行警戒和了解情况诸事,一直没有时间和精神来举行会议,草拟办法,实施组织工农与建立地方政权等等工作。

当我们大队行进到宁都附近一个宿营的村庄时,我的工农委员会驻扎在一所单独的大地主庄院中。彭湃在庄院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的青年人,而和他攀谈,用反问的办法去套取他的实情。

那位知识青年竟中了彭湃的计，带彭到一个山岗上的树林深处,与他四个同党会面,其中较老练的一个宣称他是“AB 团”,并对彭湃加以盘问。结果,彭湃出其不意地拔出手枪来,将这五个人制服了,并收缴了他们身上所藏的短枪。

他们原拟约集二三十人来夜袭我们住所的计谋,因此也被打破了。这件事可以表现国共初期的斗争情形,“AB团”这个名词,从此也就深深印入了我们的脑海中。

当我们乘船由长汀向上杭出发的时候,我们没有征集当地船夫,也未问明河流和当地的情况。有几位委员有过驾船的经验,便租了两只船，自行驾驶,顺流而下。谁知驶行不远,河流非常险急,河中到处横亘着无数的大石,这两只船挣扎前进,桨篙工具,陆续损毁,驾驶的人纷纷落水,幸水浅而不致丧生。

最后，我的船上一位撑竿能手也被抛落水,险状百出。

这样走了约六十华里,到了实在无法再行的时候,只好弃舟登陆,步行前进。可是，登岸后又走到了一片荒凉毫无人烟的区域。

我们这一支又累又饿的农工委员会队伍,循着山间小路前进,走到天已深黑了,还找不到一个有人的地方。晚十时左右,才在路上遇到几个行人。他们用很难听得懂的福建话告诉我们,前面是武平县附近的一个市镇,武平县和这个市镇都被土匪占领了,他们是逃难走出来的。

幸亏我们队伍里有人懂得闽南话,担任传译,我们才明白了他们的语意。才知道我们竟走到土匪窝里来了。他们警告我们,这一股土匪很凶恶,市镇上住了有三四百名土匪,正在演戏取乐,市上商人又是与土匪互通声气的。

我们听了这些话,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得压抑自己的惊慌,故作镇静地对他们说:土匪么?没有关系,我们正是来找土匪的,我们的大军在后面就快要到了。

待这几个行人走过以后,我们商决只有用单刀赴会的精神,大摇大摆的走到这个市镇上去再说。于是,我们将自己的队伍编制成为一支打前站的部队,由我任指挥官,其余委员都装成士兵模样。

我们循着一条小路,进入了市镇,并在街头上的一间豆腐店宿营下来。扮演卫士的小小个子的郭亮演得最逼真,他在那里大叫口令,声势显得特别响亮。他告诉店老板,要他去通知土匪司令,说:我们司令有令,要他们继续演戏,我们的前站部队就驻在街头上,不到市内去, 以免引起误会。

我们在这间豆腐店内,不管外间的情况,在那儿大吃大喝一阵,以饱饥肠。吃饭以后,由我这位高座上首的“司令”,找着店老板和他临时邀来帮忙的两个伙计 ——这两个伙计似是由土匪派来探听虚实的——向他们问话。

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大军在会昌打垮了钱大钧部的消息?”

他们说:“听说过。”

于是我向他们宣称:我军是要攻取大城市和打天下的,与这里的山大王没有甚么利害冲突。你们可以设法通知他们的司令,来这里和我见见面,我军可以加委他一个名义。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整装待发的时候,土匪方面居然派来一个向导,领我们翻山越岭,走到一条河边的小镇。

这样,我们就走出了这个土匪窝,在那小镇上雇到两条船,向上杭进发了。

河流还是一样的险恶,但我们的船因为有当地的船夫驾驶,显得履险如夷。我们看见河流中有不少被打毁的船只，也有许多伤兵和革命委员会的人员,滞留在两岸待救。

负责航运的李立三,先我们到达了上杭。我向他谈及我们遇险的经过，彼此不禁哈哈大笑。

我们在上杭休息了两天,便继续向广东的大埔步行前进。谭平山等已轻装随先头部队出发了,率领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的责任,只得由我肩负。

革命委员会的行列真是七零八落,尤其是秘书处和财政委员会的先生们,没有轿子是走不动的。任主任秘书的姜济寰那位大胖子,便要八个轿夫轮流抬他。因此,和我一同走的工作人员,虽只三百多人,但连夫役算在内,就将近千人了。

我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由上杭到大埔,沿着闽粤交界处的汀江,一路欣赏山峡急流,水势有如万马奔腾的美景。我们到达大埔以后,曾在西山会议派要人皱鲁的乡居留宿一宿,行时还留下一封信向他家道谢,表示我们对政敌也是很有礼貌的气概。

我们由大埔改乘较大的民船,沿汀江顺水直放三河坝。 三河坝本是我军行进途中的枢纽,但先行部队并未设防,因此我们到达这里竟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

驻在梅县的敌军黄绍竑部有一团兵已到达离三河坝三十华里的淞口,可以在三小时之内攻击我们。三河坝的周围又有一些民团,向我们警戒。三河坝镇内,也有一支五十支枪的民团潜伏着，准备作黄部的内应。

我面临着这种危险情况,立即约集那时已不任第九军军长而跟随革命委员会行进的朱德和号称“东江农民王”的彭湃等商议对策。我们在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内,聚集了二十余人的长枪兵,由朱德以九军军长兼革命委员会警卫司令名义,向淞口方面警戒，并封锁消息。彭湃则集中了十几人的短枪队,负责去解决这个镇上的民团。

我则在一所大房子里面,招待镇上的绅商,故作闲逸之状。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多留住在船上休息。我们的主力军,那时已经在三百华里以外的潮汕,李立三周士第所带的队伍还在上杭一带,尚需两三天才能到来。我们孤悬在这里,急切得不到援救,只有尽量表示镇静,摆设这个空城计。

我们安然渡过了难关,似乎出乎意料。首先是彭湃大显身手,他熟悉本地情形,很顺利地将镇上的民团缴了械,他还搜获了隐藏在镇内的十多个携带短枪的人,其中自然包括黄绍竑的密探在内。

两三小时之内,我们已控制了三河坝整个市镇,我们 的枪支也增加了。三河坝的那些绅商们,愈来愈多的到我这里来客气一番。朱德所带的那一排人,在离三河坝八华里的地方, 即与黄绍的先头部队接触。黄部似尚不知我们的虚实,向淞口方面退却。朱德乘势派出八个兵,对敌作虚张声势的追击。

这样维持了两天,李立三和周士第两部陆续到达。我和李立三彭湃等,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由保卫局的一连人护卫,顺韩江,分水陆两路,向潮汕前进。朱德和周士第则率领着后卫营留驻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的敌军，并照料留在那里的伤病兵。

后来我主力军在汤坑被击溃，向流沙、普宁、海陆丰一带撤退时,朱德和周士第便被敌军隔离在三河坝。他们因孤立无援,不得不率领所部和一部分轻伤病兵共千余人,向粤赣边区开始游击活动。朱德部历尽艰险,终与毛泽东部汇合,在井冈山下寨,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

汕头是我们预定的临时首都,我们准备在那里大展鸿图。先我们到达那里的周恩来,在一九二五年曾一度出任汕头的东江行政主任,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只有惟他的马首是瞻。根据他的提议,李立三被任命为汕头公安局长,致力于秩序的安定。

敌军徐景唐、黄绍、任庭题等部占住了潮汕西面汤坑一带险要阵地,企图居高临下,俯击我军。我军正向汤坑前线集结, 准备决战。我们觉得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战役,大家忙着供应前线。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需这一战役的胜败而定。

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来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

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今后行动的大事。

我们的军队正与敌军对峙,就要发生激战。在此紧急关头,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纲,如何让军队脱离火线等具体步骤,才能切合时宜,都是要煞费考虑的,而代表中央的张太雷也无法解决这些难题。

张太雷也曾隐隐约约的说到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及其以后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中共中央早迁回上海,由瞿秋白负责。他自己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区委书记。此次中央又赋予他全权来指导我们工作。

而我们这些主持南昌暴动的首脑们,则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地位。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周恩来和我降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于是我们一致推张太雷负起这里的领导责任,但他却不肯接受。他不肯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也不肯径行领导,因为他就要赶去广州,执行区委书记职务。

他吩咐潮汕中共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要仍然保持秘密,以免我军离开时,遭受敌人的打击。他还传达中央的命令说:“张国焘、李立三应即回上海去, 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这里的事由周恩来负责处理;谭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之后,也应离开这里。”

我曾质问他:“这不是丢掉军队散伙吗?”但他说:“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命令是要严格执行的。”这一切使我们觉得中共中央对南昌暴动已不存任何指望,所谓苏俄援助,更是落空了。

周恩来鉴于这件事难于处理,因以前线紧急为理由,赶往指挥作战去了。他行前曾向张太雷说明,这些事是要从长计议的。我军如果要移到海陆丰去,也要先击溃汤坑的敌军,一切变更都要在这次战役之后,才能实施。张太雷看见事势如此,也只好同意了。

瞿秋白从中央透过张太雷的手,对我们所浇的这飘冷水,对当时的人心士气以及这一战役的失败,究竟有过多大的影响,固然不能精确估计。但至少我们这些负责人确是因此大伤脑筋, 以致未能全心全力的去为战斗努力,则是事实。我对此一直引以为憾。

前线的军事失败,解决了我们内部的争执。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待劳;我军仰攻伤亡极大,终至不能支持而败退下来。十月三日汤坑的失败,便决定了这次暴动的最后命运。

在汕头一带的革命委员会各机关,接到前线的败讯,便不分昼夜,向普宁方面落荒而走。那时秩序已乱,人心惶惶,颇有草木皆兵的情形。

张太雷在汕头和我们朝夕相聚了一星期,在退出汕头的时候,又和我同行了一段路程,他才化装转回汕头,取道回广州。 

他和我分手时曾说:果不出中央所料,暴动终于失败了。现在只有照着中央的指示执行。我回答说:一切我须与前线的同志们会面商决,如情况不十分恶劣,我也许一时不能回上海去。

十月四日午后，我们和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流沙地方相会合。在大道旁一所相当雅致的小庙中,我停留下来。我的工农委员会的人员,那时一部分派到沿途去维持秩序,一部分则失去了联系,与我同行的,不过几个人。

集聚在流沙小庙中的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准备等前线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到达后,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决定行动方针。

不久,周恩来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来了(贺龙、叶挺已走到前面去了,周算是殿后的)。他面带病容下了担架,走进这所官兵拥挤的小庙中,提高着嗓子向在场者说:“你们这些先生们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手。”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带去。

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线情况到底如何?他急遽地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庙的大路旁边，处理了一些遣散同志们的必要事务,并告诉一般同志,分别找向导向海口方面逃出这个危险战区。然后我才和李立三、贺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上海工作)还有一位是中级军官(姓名已忘记),跟着一位向导脱离队伍,循着田间小路单独行动。

当时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则频频回首, 望着那七零八落的队伍,百感交集。

那位向导——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同志,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 不久,天已黄昏,我们走到了一所有碉楼的村庄。那位向导悄悄地引我们进了他家里的后门，随即出去了一会,抱来了一包便衣服。我们脱下身上的军服，换上合身的便装。他并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我们这些饥饿的人,围桌大吃一顿。

饭后,我们将所携带的短枪交给那位向导,请他妥善收藏起来,以为将来农民起事之用。他非常高兴，谨慎地将枪埋藏好了，即领我们走出他家的后门,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进发。

我们四人追随着向导,在无人烟的山岭中行走了一夜,沿途还是和平常旅行似的悠然自得,向那位向导问东问西。他那时真像一位大军统帅一样,总是笑而不答。他不告诉我们要走多少路，到甚么目的地，几时可以走到。

第二天近午,我们望见前面的海面,他才休息下来,向我们说：前面是“甲子港”,再上前去,我们将要分开走,要表现得我们五个人毫无关系，但各人互相照顾,不要失去联络。到了市镇上,我将要走进一家熟识的店 铺,你们也陆续进去,不要出声,一切由我交涉,自然有人出来招待。

昨晚到现在,我们走了一百多里小路,幸好都平安渡过,现在到市镇上去,一切更要注意!我们都笑着说:一切听你指挥。我们放慢了脚步,装着普通旅客模样,先后进入了甲子港。

这个海滨市镇,完全是个渔港,市镇上尽是鱼产品。海港中停泊着大小的渔船,海滩上则晒着各式的渔网。不仅各户门楣,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多数妇女们从头至脚,也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品。这个镇上,没有民团,也没有警察,除了有些大鱼贩操纵市场外,似是一个无人管理的世外桃源。

我们四个奇异的客人,依照向导的话,走进了一间海边的店铺,看着正在那儿和店老板谈话的向导的眼色,坐在一条长凳上,像普通的顾客一般。随即由那位向导引我们到店铺后进的楼上,他向我们说:你们就在这里休息吧!这位店老板很怕事,不愿留你们在此过夜。他即将送茶饭来,你们不要下楼。我去找船,船找好后,你们就上船去。

我们四人并未完全遵从向导的嘱咐守在楼上,饭后我们单独的去市镇上溜达,曾看见那位向导正和渔船上的人在饮茶谈天,一会又蹲在沙滩上和另一些渔人交头接耳。近黄昏的时候, 向导回来了,他说:船是找好了一条,船资一百大洋,午夜开船, 直驶香港。他表示,他对于渔船的情形并不清楚,还要去继续打听。

我们这些急于要逃走的人,不管许多,就将一百元船资派人随同向导去交给那位船主,并催他赶速准备启程。

天黑时,我们四人更是毫无顾虑的在海滩上荡来荡去。那位向导很着急的跑来对我们说:我找错了船,那是一只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我现在才弄明白。他一面指着海上的船轻声说:你们看!这面的都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

我们立即决定请他另雇一只渔船。不一会船雇好了,但向导坚持要去向那海盗船的老板讨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

可是我们不愿他这么做,我们要他催促新雇的渔船,准备一切,尽早开行。并要他故意去和海盗船老板攀谈,说我们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盗不知道我们的实情。我们还嘱咐向导，为他的安全计,最好他明早离开这里,那一百元丢了就算了。

这样安排之后,我们便在十时左右,踏上了那只新雇的渔船,船夫解缆,驶向香港。

其他同志们所采取的逃难途径,多少是和我们相似的。不少逃难的同志,也是经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转各地。

我军因被敌人沿途截击,并衔尾追逐，贺龙部全被缴械。叶挺部的少数残部逃到海陆丰,与农民队伍合流了。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诚、郭沫若、恽代英、林祖涵等也在这一两天内先后离开部队,从海上逃向香港、上海。

至此,轰轰烈烈的南昌暴动,就这样悲壮地结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面所说过的,被隔离在三河坝的朱德部,还在那里继续挣扎。这也可以说,是南昌暴动所遗留下来的一点没有被扑灭的火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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