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的烟花柳巷

据我妈说我五行缺水。

这个说法，我有点信的。因为我待在南昌的那些年，最喜欢去的地方，也离不开水——一个是沿江路，一个是青山湖。一边是浩浩荡荡的赣江水，浊黄而雄浑，日夜不息地往北流；一边是波光粼粼的青山湖，水色青碧，风一吹便碎了一池的金。

后来离开南昌，去的地方也大都是海滨城市。这都是命里注定的啊。

彼时我身体不好——每天要去江西中医院挂床治疗。早晨去医院，打完吊瓶，再赶去单位上班。从中医学院步行到单位，要经过福州路、二七北路。那条路我走了不知多少遍。

那时南昌的福州路，与现在是两副光景。如今的福州路，据说已是灯红酒绿的酒吧一条街，年轻人的天下。而那时候，这条街遍布着没有理发工具的发廊，以及各种烟花场所。社会总归是进步的，从前的烟花巷，如今换了副体面的面孔，照样做着人间的买卖。只是那时的福州路，不同于上海路的夜间发廊——上海路的生意要等到天黑才开张，福州路这条烟花巷，是白天也敞着门营业的。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刚打完吊瓶，医生叮嘱要卧床休息，我没听，拔掉针头就离开了医院。药劲正上来，走在福州路上，双脚像踩在棉花里，虚浮无力，额上后背都冒出一层冷汗。六七月的南昌，热得像蒸笼，福州路的白天行人寥寥，整条街都恹恹的。

走到一家按摩店门口，一个小妹站在街边拉客。她大约是从乡下来城里不久的，脸上还带着两团乡下人才有的红晕，衣裳也透着些许土气。她不像那些老练的同行，会搔首弄姿地说些撩人的话，只是直愣愣地问“按摩不？”——问归问，动作可一点不含糊，一把攥住我的手腕，就往她怀里拽，拉着就要往里走。

她的手劲挺大，大约是家里干过农活的。我身高一米八的大男人，脚步虚浮，被一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小妹拽得一个踉跄，整个人往前一栽，差点就躺倒在人行道上了。

那一瞬间，羞愧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愤怒的想杀人。

我不知道那时候自己已经是抑郁症状了。我只知道，那段时间，我脑子里总是盘旋着一些可怕的念头。每次徘徊在沿江路，望着滔滔的赣江水，看着那些漩涡打着转往下游奔去，我的耳旁就似乎有一个声音在说话——跟你爸一样走吧，死了一了百了，不要再拖累家人了。说这些我不想听，却又忍不住反复去听的话。

那些话像水底的暗流，不动声色地拽着我。母亲的愁眉总是在眼前晃。

那时沿江路旁南昌八一大桥下，也是一个烟花集散地，有个很市井的名字，叫“老头乐”。我站在江边，看着那些或谢了顶、或白了胡子的老登们，有的神色张皇，左顾右盼；有的满脸期待，步履匆匆，穿梭于坐在自制按摩椅的“小白鞋”妇人间。他们用平日的买菜钱，去换取妇人的笑脸，然后消失在某个用塑料布围起来的角落里。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不是好奇，是困惑。我困惑于这些人在这个年纪还在追寻什么。是肉体吗？是温暖吗？还是仅仅想被一双手触碰一下，确认自己还活着？

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这人世间，不也是在各种困苦中求得片刻欢愉么。有人在水边徘徊，有人在桥下寻欢，有人对着江水发呆，有人钻进粉红色的灯光里。不过都是溺水的人，各自抓住一根浮木罢了。

我想起曹雪芹写的那些句子——

谁承望呢。这世间的事，谁也承望不了。

那些年我在南昌的沿江路和青山湖之间反复走，以为自己走不出来。

后来我去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海，也看过很多烟花巷。

大阪的飞田新地是“橱窗式”的，女孩坐在橱窗榻榻米让你看，看中了就进去。吉原是“介绍制”的，你得先通过黑服的介绍，看照片，选人，然后才能上楼。飞田新地是给棒棒糖的快餐，吉原主打的是“泡泡浴”——这个名词我后来查过，据说是用某种特殊的润滑液，在气垫上做的一种服务。说穿了，还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包装得更精致，更讲究，更“高级”。

东京池袋风俗街和吉原的泡泡浴、横滨的福富町、大阪的飞田新地，这些地方和南昌的福州路、八一大桥底下，隔着海，隔着国界，隔着语言和文化，它们底下流着同一条河。。。

人类面对虚无时的一种抵抗。抵抗的方式有很多种——喝酒，抽烟，写文章，站在江边发呆，或者把自己交给一个陌生人的身体。哪一种都不高级，哪一种也都不低级。困苦中的人，只是困苦的方式不同，程度不同，体面程度不同而已。

日子那就这样过吧。

走过了，看过了，活过了。剩下的日子，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反正天黑之前，总会有一盏灯亮着。

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想起那些在水边徘徊的日子，想起那个拽着我手腕的乡下小妹，想起那些老登们神色张皇的脸，想起赣江的水，日日夜夜，往北流。

水往低处流，人也往低处走。走到最低的地方，再一步一步爬上来。

这便是人世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