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第一枪,以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用革命的武装揭开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新篇章。8月1日由此成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一重大时间节点却是由于张国焘的从中阻挠而从既定日期推迟一天传世的。
1927年,正当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轰轰烈烈进行时,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惨遭屠杀,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独立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但自6月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鲍罗廷等人的指导下做出的一系列决定,都是试图以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唐生智。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革命势力的气焰。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组成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面对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决定联合当时还同情革命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将党领导和受党影响的北伐军队开往广东,继续革命。7月15日,汪精卫公开“清党”“分共”后,张发奎态度开始右倾,公开表示对共产党的不满,训令第二方面军中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如叶挺等清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鉴于此,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认为,依靠张发奎返回广东继续革命成功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于是当即决定了3件大事:将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4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当时共产党掌握的有叶挺、贺龙、朱德、罗荣桓等率领的各种武装力量约8万余人。
起义在急剧孕育。7月25日,周恩来由武汉秘密赶往南昌。叶、贺部队也相继赶到。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大旅社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组成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决定成立武装起义总指挥部,决定起义时间定于30日晚。
可是,在起义即将发动的紧要时刻,时任临时中共中央常委的张国焘从九江连续发来两封急电,声称:“暴动宜慎重,无论何时等我到再决定。”张国焘是在参加了7月26日的中央常委会议后,到前方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的。
原来,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发来的电报。电报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中共中央分析形势后,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决定派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
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前委即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以共产国际电报为由,强调要争取张发奎参加起义,“因为张有实力,必须张发奎同意才能举行起义,否则就是蛮干,盲动”。张国焘的态度使与会的前委委员和其他领导人感到十分气愤,当即受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三的反对,认为“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周恩来表示,张国焘的意见与中央的意见完全不符,如不准起义,只有辞职不干。冲动的谭平山大骂张国焘,曾企图把张国焘杀掉。征求前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制止了这种错误做法。双方争辩数小时,因张国焘“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30日起义的原定计划被迫推迟。
31日晨,前委再次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此时,因叶挺、贺龙等未去庐山开会,张发奎来电说8月1日要到南昌来,据闻同来的还有汪精卫和孙科。这种情况表明,张发奎显然是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反共会议,已经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所以是否立即起义的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余地。张国焘也深知自己处于孤立地位,表示服从多数,不得不同意立即举行起义。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武装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签署紧急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一)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然而,节外生枝的是第二十军一师一团副营长赵福生于7月31日晚叛变,将起义计划告知朱培德。情况紧急,前委既定于凌晨两点起义。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胜利结束了战斗,全歼敌军1万余人。
这场因意见分歧被迫推迟的起义,虽历经波折,却最终冲破重重阻碍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推迟的一天,见证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生死关头的激烈思想碰撞,更彰显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们坚持独立领导革命、绝不妥协退让的坚定信念。正是这份坚守,让南昌起义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奠定了坚实根基,也让8月1日这个历经波折确定的日期,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与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上,成为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