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中的“机会主义”阴云

南昌起义的指挥中枢——前敌委员会，并非一个团结的战斗集体，而是充满了路线分歧和政治博弈。

前文提到，南昌起义在1927年8月1日凌晨发动，是因为25日的小阀子会议上，贺龙和叶挺从叶剑英这个潜伏的“暗桩”处得知，汪精卫和张发奎打算在29号精心设计一个“鸿门宴”，邀请贺叶二位上庐山开会，实际是扣住二人，然后派兵围困肢解两人的部队。二人当机立断，争分夺秒率领部队赶到南昌，抢在张发奎反应过来之前发动起义。

贺龙和叶挺作为军队领导人，按照中共的组织纪律，不可能是武装起义的发起者，起义的命令必然是来自中共中央。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进行紧急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并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针，以对抗国民党右派集团的反动政策。 中共中央分析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成为新旧军阀争夺之地，革命运动难以发展；而广东受大革命影响深，工农运动基础好，且地处海口便于取得国际援助，有利于革命的复兴和发展。

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所谓“联张入粤”的计划：集合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联合大家公认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南下广东 ，在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再来一场二次北伐。

第二方面军是北伐军中的最精锐的主力部队，特别是第四军被称为铁军，战斗力很强。如果第二方面军能整体倒戈，那么中共将拥有一支近十万人的“超级红军“，且装备精良（重机枪等火力显著占优），甚至要比北伐战争初期整个北伐军的实力还要强（1926年7月誓师时，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约10万人，后来大量接收改编军阀部队和装备，在1927年3月扩充到五十万）。

换句话说，如果一切按照预想推进，再复制一次北伐并非不可能。

为执行中央决定，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等人被先后派往江西九江，与共产党员叶挺等一同组织行动。

然而，叶剑英的情报，如同一道晴天霹雳，直接打乱了原来的战略部署。这时候就要考验前敌委员会了，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这争分夺秒的紧要关头，一场关于“时机”与“决心”的激烈暗战上演，主角分别是周恩来和张国焘。

192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实为斯大林决策）的复电指示称：“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同时严禁苏联军事顾问参与。

这份电报语气模棱两可，中共中央研讨后认为，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如果有把握就可以干”，于是派遣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赶赴南昌，任务是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会议精神，给同志们以信心。

但是，张国焘却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担心起义失败会葬送他看重的“政治资本”，这种源自富商家庭的精于算计、患得患失的特质，让他在历史关头表现得犹豫、胆小且自私。他把共产国际的电报解释为：

如果有失败的风险，那就别干！

经常创业（闹革命）的朋友都知道，干大事总是要冒风险的，如果都像张国焘这么想，那世界上99.99%的创业都不会存在。

张国焘带着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尚方宝剑”赶到南昌，却并非为了坚定起义，而是为了阻挠起义的发生。

7月27日，周恩来、李立三等人抵达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周恩来任书记，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决定7月30日晚发动起义。张国焘当时还在九江，连发两封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决定”。前委回复：“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

7月30日，在这个原定起义的日子，前委全体成员却不得不聚集在南昌江西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前委办公地，代号“炮兵营”），讨论要不要起义。

张国焘一直引用共产国际电报作为尚方宝剑，称“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同时强调张发奎是“铁军英雄”“模范军人”，应“极力拉拢”。并拿出中央和共产国际压周恩来：你要一意孤行，打算置中央和共产国际于何地？

《建军大业》剧照

脾气火爆的李立三第一个跳起来反对，“什么都预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重新讨论？”

恽代英愤怒地说：“现在南昌暴动一切都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打倒你！”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之际，谭平山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说，说我有一个解决办法。

谭平山和张国焘是北大哲学系师兄弟，比张国焘小一级（1917年入学），俩人早年一起参加重要会议，一起组织工人运动，关系还不错。张国焘以为这个师弟是帮自己说话，于是让谭继续发言。

谭说解决方案很简单，只要把你张国焘绑起来甚至杀掉不就完了？谭平山进一步威胁，现在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假如张国焘同志不幸路上出了意外，我们并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也就无所谓违抗一说……

张国焘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大喊大叫道：我就不相信，共产党会自己人杀自己人！

贺龙在屋外等得火急火燎，看这会议开得连篇累牍，也顾不得纪律了，冲进屋里找周恩来要个准信，起义到底还搞不搞了？正好听到谭平山与张国焘的对话。贺龙原本就是土匪出身，一听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当即掏出手枪对准张国焘，并慢悠悠说了一句：正好，我还不是共产党！

周恩来一看，这还得了，以“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为由，赶紧制止谭平山等人的过激言行。幸好周恩来比较冷静，否则会议上直接杀人的口子一开，后果不堪设想。

这句话给谭平山惹了大麻烦，导致他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开除党籍。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直接原因，是“杀掉张国焘”这句话被张国焘向共产国际打了小报告，共产国际据此作出决定。周恩来同时表示：“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

周恩来在党内是出了名的脾气好，但是也被张国焘气得怒发冲冠，站起来拍着桌子吼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罢！”

周恩来后来回忆“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本次会议最终结果，因张国焘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代表，拥有一票否决权，会议未能以多数决断，起义计划暂时搁置。

叶挺、贺龙原本认为起义势在必行，再加上起义的时间紧任务重，在前委开会的同时，已经分别召开军官会议，下达起义预备命令，知晓起义消息的人员一下子扩大到中层军官。其中不乏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结果现在起义计划被搁置了。风声随时可能走漏，再犹豫下去可能万事休矣！

张国焘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心，把所有同志架在火上烤，除了张国焘之外，大家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彻夜难眠。7月31日凌晨，实在等不了了，把张国焘从床上薅起来，前委全体成员再次紧急集合，召开第二次会议。

在此次会议中，张国焘仍试图以“修改宣言”“推迟起义”为由阻挠，并提出起义应作为“兵变”处理，不发政治宣言。

周恩来作为起义总指挥，情况危急关头，承受着起义成败、部队存亡的巨大压力，身心极度透支，昨天没达成决议，又急又气一宿没睡好，嘴里起火燎泡，这时看到张国焘还在不阴不阳地处处阻挠，再也忍不住了，严正指出：“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一定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我们的‘宣言’和‘政治纲领’。我们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兵变’”！

张国焘又以要有足够时间修改宣言为借口，企图继续拖延。谭平山厉声质问张国焘：“为什么宣言非得你修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张国焘被这个师弟逼得下不来台，狼狈回应“我不管这宣言了”。周恩来顺口接了过来：“回头还是我来改吧。”

在此争执不休之时，叶剑英的新情报及时传递过来，根据这份情报，是否起义，已再无讨论的必要：

汪精卫、张发奎即将于8月1日赶到南昌的消息，汪张联手反共已成定局，限令叶挺、贺龙撤回九江的命令已发，缉捕共产党员的手令已经下达，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已公开化。

叶剑英的情报，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对于此时的前委来说，不是要不要起义，而是一定要在汪精卫和张发奎赶到南昌之前举行起义。前委会决定当晚行动。面对这种形势，张国焘也没有办法再反对，最后只好表示服从多数。

前委代表表决《建军大业》剧照

南昌起义可以说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进行重大决策，但与八年后的遵义会议对比，南昌起义是“被迫的自主”，在共产国际指示模糊且脱离实际时，前委不得不依据现实做出决断，但思想上仍未彻底摆脱对国际权威的迷信。

遵义会议是“自觉的自主”。完全失去国际联系的客观条件下，党主动清算错误路线，形成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与信心。

然而，万事总要有第一步，没有南昌起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实践突破，就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问题中国解决”的理论自觉。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精神从萌芽到确立的关键阶梯。两者共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走向“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的演进过程。

四、反“右倾”又蕴含了“左倾”

张国焘的出身跟蒋介石类似，是官绅富商家庭，不过跟蒋介石这个混迹过黑道的街溜子不同，张国焘一直是混白道的，在学校是被老师夸奖同学羡慕的优等生，在五四运动中是万众瞩目的学生领袖，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早早拜入李大钊门下，1920年就加入共产党，一大的参与者，一度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

在实际斗争中，张跟蒋一样嘴上主义喊得比谁都积极，实际心里都是个人的小九九，喜欢争权夺利，惧怕流血牺牲，曾有两次背叛革命出卖同志的黑历史（甚至连李大钊被捕入狱都可能与他有关，但这些黑料其他人并不知情），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依靠外援、惧怕牺牲、高估敌人、低估群众。

由于蒋汪等人背叛革命，张国焘临机退缩，这些人都是小资产阶级，党内很快就出现了一种“唯阶级出身论”的声音，大批出身于底层的干部跃升高位，甚至在中共六大选出了一个出身于工人阶级的縂书记向忠发，也成为中共历史上叛变投敌最高职务者。

周恩来同样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做过知县，父亲是文书，外祖父更是官商一体，富甲一方），是南开学生干部，五四运动天津学生界领导人，还去日本和法国留学，履历资质样样比张国焘毫不逊色甚至更金光闪闪，但他为何能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成为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这说明家庭出身，只是对个人影响的重要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与为人民牺牲的觉悟，建立革命理想高于个人名利荣辱的认知，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淬炼自身，永远与工农群众走在一起。

在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的阴谋被挫败。李立三此时的表现是果敢而坚定的，他是起义的重要策划者和推动者之一。这场斗争，不仅是战术时机的争论，更是“敢不敢独立领导革命”的原则之争。周恩来用他的铁腕，保住了南昌起义的火种。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位在南昌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李立三，在短短两年后，却成为了“左”倾机会主义——“立三路线”的提出者。

李立三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它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共思想的不成熟：在遭受右倾投降主义的惨痛失败后，党内产生了一种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补偿心理。批判右倾时，未能从思想根源上厘清“机会主义”的实质，反而将斗争简单化、标签化，形成了“反对机会主义，就是对负责人的人身攻击”的不良倾向。

这种“惩办主义”的氛围，使得党内民主受到压制，人人自危，害怕被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而当一种新的、表现为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抬头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冷静分析形势的同志，反而可能被指责为“右倾”、“调和”甚至“机会主义余毒”。

李立三本人后来推行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全国总暴动计划，正是这种在反右倾过程中未能真正树立正确思想路线，反而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典型产物。共产国际后来批评其“不是从对于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的”，是一条“系统性的错误”路线，恰恰说明了这种错误的性质。

四、 战略上的机会主义

起义军夺取了南昌城，然后呢？

固守南昌肯定不现实，这里正好位于宁、汉两个反革命政权中间，腹背受敌，十分危险。

前委经讨论决定，尽管没有争取到张发奎和第二方面军，仍然执行中共中央原本的战略计划，南下广东，占领出海口，争取共产国际援助，再行北伐。

前委虽然在战术执行层面没有遵照共产国际的“圣旨”，但在战略层面，仍然带有深深的“机会主义”与教条主义烙印。

1. 路径依赖与“城市中心论”：依然迷信苏联“城市中心论”的模式，认为只有占领大城市（广州），只有打通国际援助通道，革命才算正统。这种对中心城市和外部援助的执着，忽视了中国的现实国情，本质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是机会主义在战略选择上的体现。

2. 忽视农村与群众：没有意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才是生存之本。南下行动更像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远征，而非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政治行动。

3. 军事盲动与“左”倾萌芽：南下途中，部队实行“流水式”的行军，不注重发动群众，不注重巩固根据地，导致兵力在酷暑和战斗中迅速消耗。这种急于求成、忽视长期艰苦斗争的倾向，已经显露出后来“左”倾冒险主义的苗头。

张国焘原本想借参与起义捞取政治资本，却因起义前的阻挠行为，在军中威信受损，原定由其担任的南方局书记职务也被改选为张太雷。张国焘则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农工委员会主席，负责农民运动、工人动员及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但他在这方面的作为几乎为零。

贺龙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根据地，也不懂发动群众，就知道一直往南打，打到广东去。” 这种“流寇主义”和“外援依赖症”，正是八七会议后严厉批判的“机会主义在策略上的动摇”。而急于通过一次决战取胜的心态，也正是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先声。

后果是惨痛的。起义军在瑞金、会昌打了胜仗，但在广东汤坑遭遇强敌，主力几乎覆灭。朱德率领的余部在三河坝苦苦支撑，最终不得不向湘南撤退，最后只有八百人上了井冈山。

南昌起义不仅暴露了军事战略的错误，更深刻地揭示了：

在未能彻底肃清和辨明“机会主义”思想根源的情况下，一种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很容易以另一种相反的形式（左倾机会主义）再次出现，而党内不健康的斗争氛围（乱扣帽子），则使得纠正新错误变得异常困难。

这为未来数年“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统治中央，埋下了伏笔。

《通向遵义之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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