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防了!南昌返场限定《十送红军》,藏着江西人最深的牵挂

音乐会结束后，

我们收到一位现场观众写下的真诚随笔，

细细记录下聆听这首作品时的思绪与动容。

此刻，与大家一同共读这份真情，

收藏这份双向奔赴的感动。

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有两首歌。一首是《映山红》，一首是《十送红军》。这两首歌，是小时候奶奶抱着我，摇着摇着就哼出来的。她的声音不大，带着江西老表独有的尾音，软软的，很好听。对小时候的我来说，更像一首温暖的摇篮曲。

那时候我不懂歌词。不懂什么叫“若要盼得红军来”，更不明白“十送红军”背后的重量。我只知道，奶奶哼歌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笑，也不是哭，是很远很远的那种亮——像她心里住着一个我永远也见不到的人。

后来奶奶走了。

从此每一次听到红歌，我都会想起她，那个最爱我的人，已经去了天上。尤其是《十送红军》。她走的那天，我没有哭。可后来每一次这首歌响起来，我都觉得，她像当年送别红军的人一样，站在原地，看着我走远。可我知道，被留下的那个，从来都是她。而我，是她留在人间的牵挂。

4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南昌保利大剧院。

厦门爱歌室内合唱团返场，高老师在大家的欢呼中走上台。他拿起话筒笑着说：“厦门爱歌室内合唱团『万物有声』巡演第一次来到江西，我也是江西人。”

就这几个字，充满了骄傲。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很轻，像在说一件很小的事情。可就在那一瞬间，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预感。说不上来，可身体却莫名有了反应——像身体比脑子更早地认出了某种东西，某种我从来没有见过、却等了很久的东西。

然后，高老师的手抬起来了。那双手落下去的时候，第一个音出来了。随着陈浩老师的钢琴声像赣江的水声音一层一层地铺开，所有的铺垫，所有的隐忍，所有的欲言又止，都在等那一句。

血肉之躯怎能忘，红军啊。

女声起来了。不是喊出来的，是从嗓子最深处淌出来的，像血一样温热，像泪一样咸涩。那几个字，每一个都带着重量，一个一个地砸在我的心上。

“血肉”两个字出来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些人身上没有愈合的伤口。“之躯”出来的时候，我想到了于都河边十一万三千个再也没有回来的身体。“怎能忘”三个字，语气不是问句，是陈述句。她不是在问我记不记得，她是在替九十多年前那些站在河边的老人说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怎么忘得了？我把儿子交给了你，你是我的骨肉，我的血肉。你走了，我身上就空了一块。那块空掉的地方，用什么填都填不满。

我忘不了。那最后那两个字，是所有情绪的出口。红军啊。

高老师把这两个字拖得很长很长，像一条路，从瑞金的田埂一直铺到天边。长到可以装下九十年的思念，长到可以让一个人从年轻等到白头，长到可以把一首歌唱成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那两个字不是唱出来的，是叹出来的。是一个人站在路口，看着你已经走了很远很远，她知道你听不见了，可她还是要喊，用尽所有的力气、所有的想念、所有的委屈，喊一声。

红军啊。你听见了吗？

血肉之躯怎能忘。人的身体是会烂的，会化成泥土，会在时间里消失得干干净净。可有些东西，身体烂了也忘不掉。它不长在肉里，它长在骨头里。骨头烧成灰，灰里还有那个味道。

然后掌声响了。前排有个从南京来的中年人，我看到他眼眶红得像刚哭过一场。

高老师转过身，面对观众。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嘴角带着笑，睫毛却是湿的。

那些从江西出发的人。那些穿着草鞋、背着斗笠、从于都河边踏上长征路的人。他们走出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可他们走了一路，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把红旗插上了天安门，把红旗插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高老师做的事情，和那些人，是一样的。

都是从江西出发，都是走了很远的路，都是带着一身本事回来，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只是那些人扛的是枪，他挥的是指挥棒。可他们回来的意义，是一样的——把祖国建设得更好。

我想起奶奶了。她哼《十送红军》的时候，从来不看着我的脸。她看着窗外，看着远处，看着一个我永远也够不着的地方。我不知道她在看谁，可我知道，那个人一定很重要。

来我懂了。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是1934年从于都河边出发的那十万人。是她可能认识、可能不认识的——可都是江西的儿子。她送的不是一个名字，是她那一代人，把最亲的人，交给了那条路。那条路，叫长征.

有人说，他的指挥细腻到可以听见每个音符的呼吸。今晚，他把这份细腻献给了家乡。他不用言语解释什么是“血肉之躯怎能忘”，他让每个人在自己的眼泪里，找到了答案。

我走出剧院的时候，南昌的风吹在脸上，是暖的。车上有人在刷手机，有人在打电话说“今晚吃什么”。一切都平常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我知道，今天晚上，一千多个人心里，都多了一条河。那条河从于都出发，经过高老师的指挥棒，流进了保利剧院，流进了每一个人的眼眶。

1931年底，中国共产党入驻瑞金，土地革命取得了成功。那些世世代代给地主扛活、从来没吃饱过饭的贫雇农，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地。他们捧着泥土，闻了又闻，那不仅仅是土，是命根子，是希望，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觉得：人，可以不用跪着活。

老百姓把红军当自己人，当儿子，当兄弟。军民一起种地，一起开会，一起在油灯下认字。瑞金的日子虽然艰苦，可老百姓的心里，却亮堂得很，总觉得天快亮了。

然而到了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瑞金面临着被攻陷的危险，中共中央做出了长征的决定。

瑞金当时只有24万人口，可这24万人里，有11.3万人参军支前。那不是冰冷的数字，那是11.3万个父母送出去的儿子，是11.3万个妻子送出去的丈夫，是11.3万个孩子送出去的父亲。几乎家家都有红军，户户都有亲人奔赴远方。

红军出发的那天，于都河边，老百姓自发地来了。没有人通知，没有人组织，他们只是觉得，该去送送这些为他们带来希望的人。他们把最后一碗米塞进战士手里，把最后一双鞋塞进战士怀里，把最后一把炒米塞进战士的包袱里。没有人说“你要回来”，因为这句话，太重，谁也说不出口。那不是一场仪式，而是一场可能跨越一辈子的告别。

他们一边送，一边唱。一送，二送，三送……送到村口，送到桥头，送到河边，送到再也看不见战士身影的地方。当年送别的人早已远去，当年出发的人也大多没能回来，可那首《十送红军》的旋律，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这首歌，对于江西老区人民来说，意义太过沉重，也太过珍贵。它曾被四万人在赣超的球场上唱响，而今晚，在南昌保利剧院，它被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一同唱响——那些为高老师而来的上海人、南京人、厦门人、北京人在这片红土地上，他们坐在这里，跟着他一起唱。

站在舞台中央、挥动双手的高老师，是我们江西人。我。他们都哭了。望着他，在心里对奶奶说：奶奶，你当年唱的那首歌，他把那么多人带回了这片红土地你没有白唱。你没有白唱。我们都记得今天，有一个从江西走出去的人，带着全国最好的合唱团，回江西来唱了。

九十多年了。那首歌还在身体里走。从奶奶的嘴里，走进我的耳朵里。从于都河边，走进保利剧院。从1934年，走进2026年的这个夜晚。

江西人回家了。红军当年走过的路，他走回来了。用另一种方式。还没有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