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一驰援：倾力保障起义大军 受命牵制反动追兵
1927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大军南下转战，于8月6日至8日进驻临川城区休整整编。
其时起义军身陷多重困境：长途行军人困马乏，国民党朱培德、杨如轩部重兵尾随追击；军中纸票无法在地方流通，粮草短缺、物资匮乏、弹药不济，军情危殆、前路艰涩。
国难当头，大义当先。1927年8月7日，经傅大庆全程引荐，邓克中不顾安危入城，与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起义军领导人会晤，主动倾尽储备，捐献大批粮食、筹措银元物资，雪中送炭纾解起义军补给困局。
抚州红色收藏家所藏邓克中专属印章、物资往来凭据等实物遗存，史实确凿、铁证如山，印证了这段被尘封的红色往事。
8月8日，起义军前委正式任命邓克中为赣东警备区司令，拨付枪械弹药，明确核心任务：依托崇岗、崇仁交界山地天险，驻守赣东咽喉要道、侦察敌军动向、开展游击袭扰，牵制国民党追兵，掩护起义主力顺利南下转移。
同时明令规定：农民建国军所有军事行动，统一由傅大庆调度指挥。
其后起义军委派陈毅接续联络农军，受赣东山高路险、交通闭塞、无现代通讯、军情临时突变等因素影响，陈毅追赶主力部队失联，未能持续对接，但并不影响农民建国军已承担的革命任务与作出的实际贡献。
五、史事辨诬：解构“临阵脱逃”误判 还原历史客观逻辑
后世部分方志与民间记述，将邓克中申领枪械后退守深山之举，简单定性为背信弃义、临阵脱逃。
此论脱离1927年赣东地缘环境、交通条件、通讯现状与军情实际，以后世标准苛求近代乡土武装，属于典型历史偏见与认知错位，应予逐条厘清。其一，地缘阻隔、交通原始，两军行动无法同步。彼时赣东山区无公路干线，仅存崎岖山间古道，临川城区平原集镇与崇岗深山山水相隔、路途艰险。起义军为正规长途行军作战模式，农民建国军为乡土游击固守模式，作战形态、驻防逻辑全然不同，强行合编随军只会招致全军覆没，退守深山是务实自保与坚守任务的必然选择。其二，通讯体系空白，军令传达严重滞后。当年乡村无电话、电报、无线电等通讯设施，政令军情仅靠步行口信传递，周期漫长且极易被敌军封锁截断。起义军因军情紧急临时调整路线、提前撤离，变更指令无法送达深山，邓克中及农军毫不知情，不存在主观避战脱逃。其三，敌军全面封锁，出山即陷入围歼死局。起义大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即刻全城戒严、要道设卡，搜捕亲近中共的进步力量。农军若贸然走出山地据点，必遭重兵围剿。据险固守、隐山游击，既是保存革命火种的无奈之举，亦是白色恐怖下唯一生存路径。其四，史料视角单一，造成标签化固化偏见。早期基层农民武装无专职文书、无官方档案、无随军记录，后世修史多以主力部队行军日志、上层官文为唯一依据。偏远山野布衣武装极易被简化归类、随意贴标，长期以讹传讹，形成脱离史实的错误定论。客观史实是：起义主力正面南下作战，农民建国军留守赣东山区游击牵制，本就是预先明确的战略分工。退守深山绝非叛离革命、临阵退缩，而是恪守任务、隐忍承压的革命坚守。该部自始至终未投靠国民党、未残害民众、未倒戈反噬，初心立场始终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