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义”到“军魂”
——科学评价南昌起义的历史功勋
周根保
摘要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但其历史评价长期存在两种极端倾向：或神化为无懈可击的传奇，或简化为既定的政治符号。本文以杨奎松“在历史中理解历史”的史学方法论为坐标，突破非此即彼的评判框架，系统考察南昌起义从“首义”到“军魂”的完整历程。研究发现：起义的“第一枪”意义无可替代，但其南下失败并非偶然，而是“城市中心论”在中国革命中的一次昂贵试错；更为关键的是，起义余部在绝境中进行的“赣南三整”和湘南暴动，实现了从溃败到重生的历史性转折，在组织、纪律和战术上为“支部建在连上”提供了实践先声，成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发端”。从南昌城头到井冈山会师，这条用两万五千人牺牲换来的道路，昭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根本规律。科学评价南昌起义，既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敢于破局、敢于试错、在绝境中开新路”这一精神遗产的时代召唤。
关键词*：南昌起义；科学评价；赣南三整；军魂发端；杨奎松史学方法论
引言：
著名党史学者杨奎松曾多次提醒：“我们不能代替历史人物思考”，要“从常情、常理、常识的角度，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这句朴素的话，恰恰为科学评价南昌起义提供了最迫切的方法论坐标。真正的历史评价，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定性，而是要在内外因素的复杂互动中，既看到它作为“伟大开端”不可替代的地位，也看到它用血与火的代价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的深刻价值。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写南昌起义？因为如果只看到“第一枪”而看不到“赣南三整”，就无法理解这支队伍为什么能从八百人发展成百万雄师；如果只赞颂胜利而回避失败，就无法领悟“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是从怎样的绝境中探索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时代，我们需要从南昌起义中汲取的，不是一堆凝固的荣誉，而是一种鲜活的勇气——敢于破局、敢于试错、敢于在至暗时刻相信“火种不灭”的精神品格。
本文不回避争议，不粉饰曲折，力求在史料实证的基础上，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功勋做一个兼具深度与温度的再审视。这既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对未来的回答。
著名党史学者杨奎松曾多次强调，“我们不能代替历史人物思考”[1]。这句看似朴素的话，恰恰为科学评价南昌起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坐标：真正的历史评价，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定性，而是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既看到它的开创性贡献，也正视它的曲折与代价；既看到它作为“伟大开端”不可替代的地位，也看到它用血与火的实践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的深刻价值。
本文以杨奎松的史学视野为方法论参照，力求在史料实证的基础上，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功勋做一个兼具深度与温度的再审视。
第一章 “第一枪”: 无可代替的“首义”之功
一、白色恐怖：我们的人在被人用机关枪屠杀
1927年4月12日，上海。宝山路上，工人纠察队的营房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枪声响了整整一个上午。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工人的尸体被抛在臭水沟里，血水顺着马路牙子流进了黄浦江。4月15日，广州，两千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捕。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绞死。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农会干部被成批地处决。
白色恐怖像瘟疫一样蔓延。据不完全统计，从“四一二”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超过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有的县城农会干部被整批屠杀，有的村子被杀成了“无人村”[2]。
一个县的农会干部，三十七人，全部被杀害。其中有一个才二十二岁，入党不到一年。牺牲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的最后一句是：“妈，我不回去了。”这封信，周恩来读过。他读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武汉七月的雨。他在想：我们的人，在用血肉之躯对抗机关枪。这样下去，还要死多少人？
正是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一次伟大的觉醒。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枪，必须握在自己手里。
杨奎松在《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中写道，1927年的中国，“内忧外患，兵戈不断”，国民党在完成形式上的统一的同时，“那同样也是民不聊生的十年”[3]。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武装反抗的道路。
二、“南昌暴动”：周恩来的历史性一笔
1927年7月17日，武汉，都府堤二十号。窗外下着很大的雨。周恩来坐在桌前，面前铺着一张白纸。他已经很久没有合眼了，颧骨凸出，眼眶深陷，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他拿起笔，写下了四个字：“南昌暴动。”笔锋很重，墨洇开了一小片，像一个细小的伤口。
这是目前史料中能够查到的、关于南昌起义的最早的系统性提议。他接着写，写得很快。他写为什么要暴动——因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妥协是死，退让是死，等着也是死。他把墨迹吹了吹，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着：“中央常委会收”。这一夜，他没有睡。
三、“我干”与“我赌”：两个人的回答
九江会议。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叶挺身上。叶挺坐在角落里，靠着墙，军装整整齐齐。他是北伐名将，手里握着共产党最硬的一张牌。他抬起头，说了两个字：“我干。”声音不大，但很稳。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决定走了。不是因为我恨谁，是因为我爱谁。我爱那些穷苦人。他们太苦了。”
贺龙的回答更烈。谭平山问他：“贺军长，你是什么态度？”贺龙正在擦枪，那是一把德国造的驳壳枪。他放下枪，站起来，转过身来，盯着谭平山，一字一顿地说：“我贺龙只听共产党的。共产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怕前面是火坑，我贺龙也跳下去！我贺龙就赌这一把。赢了，是人民的福气；输了，大不了回家种田。”
这就是1927年夏天，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选择。没有退路，只有向前。杨奎松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指出，南昌起义的决策过程，“既体现了中共领导人的政治勇气，也暴露了当时党内对革命道路认识的不成熟”[4]。这种“不成熟”，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局限。
第二章 “刀尖上打响”：冲破内外的重重阻力
一、莫斯科的冷水：被“外因”左右的历史轨迹
很少有人知道，南昌起义差点“胎死腹中”。而差一点的原因，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共产国际的一盆冷水。
1927年7月23日，斯大林亲自拟写的密电传来，核心意思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罗明纳兹在传达时加了更严厉的话：如果中国同志坚持要发动，苏联军事顾问不得参与，莫斯科也没有经费。你们要干，你们自己干。顾问不派，钱不给。出了事，你们自己扛。[5]
杨奎松在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时指出，共产国际的决策往往首先考虑苏联的国家利益，而非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他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中揭示了这种“相互纠葛”——苏联在援助中国革命时，“经常陷入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这两者的相互纠葛”[6]。这种“既要……又怕……”的心态，正是莫斯科发出那封“阻止”电报的根本原因。
二、张国焘来了：周恩来唯一一次拍桌子
1927年7月30日清晨，张国焘从九江赶到南昌。他走进江西大旅社会议室的时候，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话：“暴动，暂时取消。”
会议室里立刻炸了锅。李立三第一个跳了起来，声音像炸雷：“什么都预备好了，为什么现在还需要讨论？”恽代英摘下眼镜，慢慢地擦拭镜片，然后戴上，冷冷地说：“国焘同志，张发奎已经靠不住了。”彭湃开口，广东口音又急又快：“我们在前线的同志，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当然不急！”谭平山大发雷霆，甚至主张把张国焘抓起来。
周恩来一直沉默。然后他抬起头，盯着张国焘，那目光冷得像冬天的江水。他站起来，双手撑在桌沿上，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张国焘的耳朵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慎重”的指示，是破釜沉舟的决心。如果你没有这个决心，你可以回武汉去。我们留下来。打。
然后，周恩来拍了桌子。砰——那一声闷响，在狭小的会议室里回荡了很久。这是周恩来一生中唯一一次拍桌子。[7]
恽代英紧随其后，平日里像“甘地”一样温和的面孔涨得通红：“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打倒你！”激烈的争论持续了数小时之久。第二天再次开会，就在会议陷入僵局时，收到庐山传来的消息：张发奎8月1日“准到南昌”。形势刻不容缓。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张国焘不得不服从多数意见。
南昌起义，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作出重大决定，是一个影响极大的英雄壮举。
第三章 潮汕之殇：一次昂贵的“试错”
一、被“城市中心论”误导的方向
按照中央既定方针，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中央的方针是：南下广东，占领海口，争取苏联援助，重新北伐。两万五千人，从七座城门同时涌出，在晨雾中像一条灰蒙蒙的河流，缓缓向南流动。
李维汉后来深刻反思：“南昌起义胜利后，没有就近联合湘东的革命力量，发动和领导湘赣土地革命战争，而是驱军南下广东夺取中心城市，是一个失策，一个错误。当时党内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8]
杨奎松在《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中系统论述了这一判断：“在中国推行俄国的苏维埃革命模式，很快就遇到了中国政治、经济以及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次次武装暴动的失败，清楚地证明了在中国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就能掀起全国革命的形势。所有保留了革命火种的地方，几乎都是远离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偏僻乡村。”[9]
二、南下途中的三重困境
第一，物质条件极度匮乏。起义军出发时每人只发了三天的干粮。八月的江西，太阳毒得像一把火。李立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水，以故兵士病员极多，沿途倒毙者比比皆是……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10]
第二，群众基础严重缺失。南下是一次远离根据地的长途奔袭。语言不通、民情不熟，百姓或避战乱，或持观望。军队无法从当地获得稳定补充，犹如无根之木。
第三，组织建设严重滞后。部队没有整顿就匆匆上路了。朱德后来总结说：“南昌暴动后四、五天就出发了，没有把军队加以整理、加以组织……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11]更严重的是，蔡廷锴带着第十师五千多人跑了。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带着七百多人叛逃。陈毅后来回忆说：“像七十三团这样坚强、这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民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思打仗。”[12]
三、汤坑与三河坝：血与火的代价
9月28日，决定起义军命运的战斗在汤坑地区打响。竹竿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第二十军第一师一个连的战士，在连长带领下用血肉之躯往上冲。第一次，倒下一半；第二次，只剩三十人；第三次，连长亲自端起刺刀；第四次，只剩下七八个人。一个参加过此战的老兵后来回忆：“山上的土全是红的，脚踩下去粘糊糊的。”9月30日，弹药彻底耗尽。战后，当地百姓收埋烈士遗体——一千二百五十具。
10月1日至3日，朱德率三千人留守三河坝，对面是钱大钧两万人。三天的激战，江水被染成了暗红色。10月3日，部队陷入三面包围。第七十五团第三营营长蔡晴川主动请缨带全营断后。二百多人面对超过三千人的敌军。子弹打光了，蔡晴川把还能站起来的战士叫到一起：“我们没有子弹了。但我们还有刺刀，还有枪托，还有拳头。现在，跟我上！”二百多名战士端着刺刀扑向敌群，几乎全部战死。蔡晴川身中数弹，靠着一棵松树，手里还举着那把打空了的手枪。[13]
四、“城市中心论”的破产
贺龙后来深刻反思：“起义军南下时，我们只知道和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这种打法，虽然可以靠勇敢打赢几场战斗，但最终还是会被打败的。这一教训，使我们清醒起来……和敌人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4]
南昌起义的失败，不是革命道路的终结，而是一次极其宝贵的“试错”——它用两万五千人的代价，证明了哪条路走不通，从而为后来者指明了哪条路必须走。
第四章 绝地重生：从“赣南三整”到军魂铸造
一、天心圩：一个人站出来
1927年10月下旬，朱德带着剩下的部队驻扎在天心圩。建制早就打乱了，师长、团长跑了。师、团的军事政治干部只剩下朱德、陈毅、王尔琢三人。粮食吃光了，伤病员躺在路边，人心散到了极点。10月21日，部队到达安远天心圩时，人数已锐减至八百余人。
天心圩的河滩边，日落之后，风很大。朱德把所有人召集起来。他站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开口了，声音不大，但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
“同志们。我知道大家很累，很苦，很迷茫。大革命失败了，南昌起义也失败了。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我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到1926年北伐战争，我打了十五年的仗。我打过胜仗，也见过无数次失败。但十五年来，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一件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事。”
“国民党的部队，打败仗就散了。可你们呢？你们是饿着肚子在打仗，你们是穿着烂草鞋在打仗，你们是发了高烧还在扛枪。因为你们这些人，相信的不是几块银圆，你们信的是‘要给穷人找一条活路’！”
“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我们现在就像这山里的火种。风可以把火吹灭，也可以把火吹旺。只要我们这些人不散，总有一天，这把火会烧遍全中国。”
河滩上安静了很久。然后有人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默默地流泪。陈毅随即站出来表示支持：“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15]
二、赣南三整：一支铁军的锻造
天心圩讲话稳住了人心，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朱德接着对这支濒临崩溃的部队进行了系统性改造。这就是党史军史上著名的“赣南三整”[16]。
天心圩整顿思想：朱德用一次讲话稳住了人心，确立了“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和“革命必须自愿”两条政治纲领，把信仰的种子重新种进每一个人的心里。
大余整编组织：朱德、陈毅利用军阀混战的间隙，对部队进行了组织整顿。在部队经过信丰时，发生了三起士兵抢劫当铺的恶性违纪事件。朱德立即把部队拉到山坳里，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对三个严重破坏纪律的分子当场执行枪决。同时，对党、团员重新登记造册，平均分配到各连队，在连一级设立指导员。撤销已成空架子的军、师、团建制，把自愿留下的八百多人合编成一个纵队。[17]
上堡整训军事： 朱德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新的战术：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式战斗队形。他亲自编写教材，亲自给官兵们上课。[18]
党史上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将支部建在连上。鲜为人知的是，在大余整编中，朱德已经作了类似的尝试。肖克曾评价：“就本质意义上，大余整编与三湾整编是同一意义。朱德在大余整顿中，已经把党、团员平均分配到了各单位，在连队设立了指导员，这是后来‘支部建在连上’的先声。”[19]
正是在这一维度上，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了一个被长期低估的历史肯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他在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时还特别指出：朱德“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行‘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全面领导”[20]。
这个“发端”二字，分量极重。如果说“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完成的伟大创造，那么它的理论雏形和实践先声，恰恰是在“赣南三整”中萌发的。从“发端”到“定型”，南昌起义与井冈山会师共同构成了人民军队军魂铸造的完整链条。
第五章 井冈山会师：从“发端”到“定型”的历史交汇
“赣南三整”之后，朱德做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抉择——转向湘南，探索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1928年1月12日，湘南宜章。朱德与县委委员胡少海上演了一出“智取宜章”，兵不血刃地拿下县城。随后，在坪石一战中，朱德以少胜多，全歼许克祥部六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宜章农民笑着给许克祥取了个外号——“许送枪”。[21]
坪石大捷后，湘南暴动像一场燎原大火。到1928年3月，湘南起义波及二十多个县，参加民众上百万人，八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队伍发展到八千余人。[22]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第一次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实践。朱德后来回忆说，从湘南起义开始，“我们就转入了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23]。
1928年4月28日，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脚下砻市胜利会师。两支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扎根农村、与农民血肉相连的新型人民军队。“朱毛红军”的诞生，是南昌起义火种与秋收起义力量的历史性交汇，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真理从理论走向实践、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24]
从南昌城头到井冈山，这条路走了八个月。八个月里，两万五千人变成了八百人——然后又从八百人发展成一万两千人。这支队伍经历了从溃败到重生的完整循环。
第六章 科学评价：在历史中理解历史
一、历史评价的方法论坐标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科学地评价南昌起义？
杨奎松的史学立场提供了最好的解答路径。他有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主张——“我们不能代替历史人物思考”，强调要“从常情、常理、常识的角度，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历史事件[25]。这种“有温度的理性”，恰恰是科学评价南昌起义的最佳方法坐标。
站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当然可以看得比当年的革命者们更远。但真正的历史理解，不是用今天的正确去审判昨天的失误，而是要回到1927年那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在苏联革命模式被视为“唯一可靠途径”的思想氛围下，在下广东、取海口、得外援被一致认为是唯一出路的集体共识中，起义领导人做出南下决策，并非源于个人的昏聩，而是源于那个时代历史认知的局限。
李维汉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反思，尤其值得今天的我们反复咀嚼：“南昌起义从暴动成功到潮汕失败，中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当时的中央左得很，仅仅根据起义受了挫折，就指责这个那个没有做好，并且加以处分，这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是不符合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的。”[26]
二、南昌起义的历史功勋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出了三个“伟大事件”的历史定位：“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他还明确指出，“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27]
朱德为此专门赋诗：“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
南昌起义的历史功勋，固然在于它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确立了“八一”这个永载史册的符号。但它的功勋还在于另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维度：它锻造了一支在绝境中不散的队伍，它铸造了“党指挥枪”的军魂雏形，它用一场昂贵的“试错”，为中国共产党人换回了堪称无价的教训——战略方向必须从实际出发，军队建设必须从政治改造入手，革命道路必须走自己的路。
杨奎松曾用“中间地带”的概念深刻阐明了毛泽东如何使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决策“打破了从属于美苏关系的定式”，最终走上了独立自主的成功之路[28]。而这条道路的源头——第一次独立自主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尝试，正是南昌起义。
结语：第一枪的回响
那些把青春与生命定格在南昌城头、定格在南下途中、定格在天心圩寒夜里的年轻人，不是书本里扁平化的英雄符号。他们是和陈小毛一样，把家信和子弹放在同一个口袋里的人；是和杨庆兰一样，十七岁就背着伤员翻山越岭的姑娘；是和蔡晴川一样，在子弹打光后端起刺刀扑向敌群的湖南汉子。
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从不失败，而是因为他们失败之后没有倒下。在这支队伍最绝望的时刻，在天心圩的河滩上，朱德对那八百个人说：“只要我们这些人不散，总有一天，这把火会烧遍全中国。”
历史，终究没有辜负这句话。
我们今天纪念南昌起义，不是为了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增加一行冰冷的注脚，而是为了在今天这个同样充满变革和挑战的时代，重新拾起那种敢于破局、敢于试错、敢于在绝境中开新路的勇气。那种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火种不灭”的信念，那种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依然说“只要我们这些人不散”的坚韧——这才是南昌起义留给今天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九十九年过去了。那三声枪响，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但那些扣动扳机的人，那些倒在南下途中的人，那些在天心圩的寒夜里选择留下的人——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化作了军旗上经久不褪的红色，化作了队列中铿锵有力的步伐，化作了“人民子弟兵”五个字全部的分量与荣光。
注释
[1] 杨奎松：《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
[3] 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4]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48页。
[5] 徐元宫：《斯大林为何要阻止南昌起义——关于南昌起义苏联因素的档案解读》，《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
[6]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2-3页。
[7] 周恩来拍桌子的细节，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人民网《周恩来唯一一次拍桌子》2014年9月17日。
[8] 李维汉：《有关南昌起义的一些情况》（1980年），载《南昌起义》史料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12-513页。
[9] 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第89页。
[10] 李立三：《南昌暴动》报告（1928年），载《南昌起义》史料集，第267页。
[11] 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1962年），载《朱德传》附录。
[12] 陈毅：《陈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87页。
[13] 蔡晴川三营断后及许光达幸存细节，参见许光达回忆录及三河坝纪念馆资料。
[14] 贺龙：《回忆八一南昌起义》（1961年），载《南昌起义》史料集，第398页。
[15] 朱德在天心圩讲话及陈毅发言，参见张东明《从朱德领导的“赣南三整”看如何加强党的政治与纪律建设》，《党建》2024年第6期。
[16] “赣南三整”具体过程，参见粟裕《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56-60页。
[17] 大余整编细节，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8-99页。
[18] 上堡整训军事改革，参见粟裕《粟裕回忆录》，第59页。
[19] 肖克：《南昌起义与井冈山会师》，载《星火燎原》丛书。
[2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7年8月1日；习近平：《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11月29日。
[21] 坪石大捷战果及“许送枪”称号，参见《湘南起义史稿》；人民网《朱德与坪石大捷》（2023年6月5日）。
[22] 湘南起义规模，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86-388页。
[23] 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1962年）。
[24] 井冈山会师意义，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25] 杨奎松：《读史求实》，第7页。
[26] 李维汉：《有关南昌起义的一些情况》。
[2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7年8月1日。
[28]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187-190页。
(作者系原南昌市委常委，原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原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