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主力起义军顺韩江继续南下，直取潮汕地区。朱德率领约3000人（包括第9军教导团、第25师等）留守大埔三河坝，负责阻击尾随的国民党追兵，掩护主力。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主力部队经历短暂的“潮汕七日红”之后，遭遇惨败，核心领导层撤往香港，余部1000余人并入海陆丰农军，200名零星散兵在撤退中遇到了朱德率领的三河坝留守部队，将主力失败的消息带给了朱德。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说起。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朱德从九军带出来的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三河坝这个摊子，已经是个损兵过半、四面都是敌人、与上下左右皆失去联系的烂摊子，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三河坝还不是谷底。谷底在天心圩。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仍无联系。时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战斗力越来越弱；饥寒交迫，疾病流行，部队思想一片混乱。
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后来在上海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向中央陈述当时情况：“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在天心圩，不仅二十五师师长、党代表离队，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也离开了部队。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还是朱德。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俄国1905年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已经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迅速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共产党人一直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不排除关键时刻领导者的意志是中流砥柱。朱德的话语中已经包含两条政治纲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火种保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熄灭。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80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仅存的两位团职干部——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关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这就是全部家底。
可以想象在当时条件下，天心圩留下来的这800人队伍中，没有几人能想到共产党人22年后百万雄师过大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这800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北野战军的林彪，指挥华东野战军的陈毅、粟裕，1927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人队伍中。粟裕回忆说，当时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是朱德而不是别人，为这支失败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
后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吗？没有三河坝分兵，朱德也跟着南下潮汕，又会是什么结局？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哪一个能够想到，起义过程中并未担负主要领导、不是担任开路就是担任殿后的朱德，最后竟然是他收拢南昌起义残部坚持斗争，从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军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可以设想：如果南昌起义成功，能当总司令的比比皆是，根本轮不上朱德。南昌起义失败了，朱德的全部权威，诞生于起义队伍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刻。南昌起义残存的兵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这就是被称为英雄的个人对历史的塑造。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这种坚不可摧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深刻、敏锐的历史自觉。
在唉声一片的今天，我们尤为需要信仰的微光，没有信仰，人便只剩躯壳，就算肉体还在，但精神会消亡，一个没有精神内核的人，或者民族，是可悲的，更是可怕的。
回望百年前的觉醒年代，我们的信仰是共产主义，是“革命必胜”的钢铁意志。那么，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今天，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什么？这是一个叩问灵魂、亟待细细审视的时代课题。
祈望听到你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