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祐年间的某个深秋，汴京的朝堂之上，一位须发渐白的老者又一次躬身递上奏折。字里行间没有政客博弈的锋芒，只有一份近乎卑微的请求——乞知洪州。
老者姓欧阳，名修，字永叔。后世称他文坛宗主，列入唐宋八大家。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权倾一时的文臣，终其一生，都在执念一座城——洪州，也就是今天的南昌。
欧阳修的根，在江西吉安永丰。他四岁丧父，母亲郑氏芦荻画地教他识字。贫寒的童年里，“江西”是刻在骨血里的故乡印记。
他生于四川，长于湖北。宦游半生，足迹遍布滁州、扬州、颍州，却始终是异乡过客。
中年之后，思乡成疾。
而洪州，成了他离故乡最近的执念。
按大宋的规矩，官员不得任职家乡。吉安去不得，一江之隔的洪州便是最优解。
洪州距永丰差不多四百余里，赣江顺流而下，不过朝夕路程。
于他而言，洪州不是普通的州郡。
那是能让他“便祭扫、营茔墓”的归处，是能让他这个漂泊半生的游子，离父母坟茔近一点、再近一点的念想。
于是，在嘉祐年间，欧阳修走上了执着得令人匪夷所思的“八请洪州”之路。
第一次上书，他言辞恳切。
“乞洪州，亦只为先坟也。”
只求一近乡州郡，借俸禄之余，修葺先父先母坟茔，稍尽人子本分。
此时的他，尚且心怀期许。他以为，自己勤恳履职、忠心侍主，区区一个地方郡守的请求，帝王必然体恤人情、欣然应允。
可仁宗的回复，简单冰冷：不许。
在帝王眼中，欧阳修刚入禁署、身居翰林，是朝廷重点倚重的栋梁之臣。
朝堂离不开他，大宋离不开他。
第一次落空，欧阳修没有怨怼，只当是朝堂事繁、自己私心冒昧。
他收起奏疏，继续伏案理政，把思乡的念头悄悄压在心底，暗自宽慰：来日方长。
第二次请任，他的心绪已然焦灼。
这一年朝堂科考在即，欧阳修被委任主持贡院大事，终日繁忙冗杂。
事务稍歇，他便立刻提笔二次上疏。
这一次，他不再只谈孝心，开始坦诚自己的疲态。奏疏里字字写实，毫无文坛宗主的傲气：目力昏花、右臂酸痛、行走费力，常年案牍劳形，身体早已衰败不堪。
他刻意放低姿态，不求高位、不求清闲，只求外放洪州，就近侍奉先祖、休养身心。
可仁宗依旧驳回。
帝王的厚爱，是万千人求之不得的殊荣，可于欧阳修而言，却是困住归乡之路的枷锁。
皇帝太重用他了。
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科举，选出苏轼、苏辙、曾巩等一众英才，缔造“千年科举第一榜”；他修《新唐书》，治开封府，官至参知政事，是朝廷离不开的栋梁。
在皇帝眼里，洪州太小，配不上他的才。
接连两次被拒，欧阳修依旧不死心。
他深知，父母坟茔远在乡野，无人打理，荒草逐年蔓延，身为游子，常年宦游四方，不能尽祭扫之责，是为人子女最深的愧疚。
所以，他依然见缝插针、屡次上疏。只是不再标榜功绩，不再诉说辛劳，只反复重复一句：贪宠忘亲，是人子之过。
身居高位、坐拥盛名，却连父母坟前一抔新土、一束清花都无力置办。
这份荣华，于他是煎熬，是愧疚。
可第三次、第四次上疏，还是被驳回。
无人理解他的执念。旁人看来，既然官至参知政事、执掌文坛，已是人间顶配，何苦执着一个偏远郡守之职？
可世人皆爱庙堂，唯有他独念故土。
第五次、第六次请任，身心俱疲的欧阳修，近乎哀求。“不敢避烦言，只求遂私愿。”
他的《乞洪州第六状》，字字泣血：自己年衰多病，外有躯体之苦，内有思亲之痛。
父母坟墓远在千里，常年无人照管，荒颓日甚，自己日夜彷徨、寝食难安。只是一个老去的儿子，卑微祈求帝王成全一份孝心。
放下文坛宗主的傲骨，反复陈情、屡屡叨扰，不怕帝王厌，亦不惧朝臣笑。
可帝王的答复，依旧是冰冷的拒绝。
朝廷依旧需要他修史理政、匡扶文风，需要他坐镇中枢、提携后辈。
帝王给了他至高的权力、千秋的盛名，却唯独不肯给他一次靠近故土的机会。
第七次、第八次请任，是彻底的绝望。
嘉祐五年，《新唐书》修成，朝堂大事暂歇，欧阳修身心俱疲，再度萌生退意。
他再次恳请：“退养衰拙，兼便私茔”。
最后这一次，皇帝亦是拒绝。
八次恳请，八次驳回。
没有激烈的抗争，没有怨怼的言辞，只有一次次提笔，一次次失望，再一次次坚持。这份执念，是一个游子对故乡最深沉的渴望。
后来，欧阳修病逝于颍州，葬于河南新郑。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踏上洪州的土地。
时光悠悠，八百年弹指而过。
1928年，南昌城里的一条寻常小路，有了一个温暖的名字——永叔路。
这条路，不长，不过八百余米；不闹，藏在老城烟火里，两侧老树成荫，砖墙斑驳。
它没有滕王阁的盛名，没有赣江的壮阔，却有一位长者最深的遗憾，藏着洪州城，迟了八百年的回应。他终其一生，求任洪州而不得，可他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这里。
如今走在永叔路上，风穿过老树枝桠，像是千年前的叹息。那个在汴京朝堂上反复恳请的老人，那个一生漂泊、至死未归的游子，终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洪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