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培悦到家，我遇见美丽动人的御姐，她的励志学习感同身受。南昌的夏天，遇见一个叫小鱼的女孩
那年夏天，我因为考研二战，在南昌租了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单间。房子在红谷滩一个老小区的顶楼，没有电梯，空调是那种轰隆隆作响的老式窗机，每到傍晚，热气从墙壁缝里渗进来，像蒸笼一样。
隔壁住着一个女孩，叫小鱼。
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因为楼道里的灯光。我习惯凌晨两点才睡，每次出门扔垃圾，都能看见她房间的灯还亮着。灯是那种很便宜的LED台灯，白光透过门缝漏出来，像一根细细的线，固执地横在昏暗的走廊里。
后来才知道，她在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六门课，一年内要通过，而她是跨专业考的——本科读的是旅游管理，毕业两年，在旅行社做计调，疫情来了，行业停了，她把自己关进了这间出租屋。
“你白天不工作吗？”有一次在楼道碰见，我忍不住问。
她笑了笑，眼睛弯成月牙：“晚上做兼职，给一个公众号写稿，一篇三十块。白天看书。”
她说得很轻，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甲剪得很短，指节上贴着好几块创可贴，大概是翻书翻的。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头发随意扎成马尾，额前碎发被汗水黏在皮肤上。南昌的夏天，没有空调的顶楼，光是坐着不动都会出汗。
但她每天在那间屋子里坐十个小时以上。
有一次，南昌下了一场暴雨。我忘了收衣服，冲上天台时，看见她已经帮我把衣服收了，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楼梯口的凳子上。旁边还放着一杯绿豆汤，用保鲜膜封着，杯壁上挂着水珠。
“我妈寄来的绿豆，煮多了。”她站在门口，不好意思地解释。
那杯绿豆汤不甜，带着一点柴火味，是我喝过最好的绿豆汤。
后来我们渐渐熟了。她告诉我，她爸妈在九江乡下种地，弟弟还在读高中。她大学毕业后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考注会这件事，她只告诉了妈妈一个人。
“我爸觉得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早点嫁人才是正事。”她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书页的边角，“但我就是想试试。我想证明，我也可以靠自己活成想要的样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我知道，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个凌晨两点的夜晚，多少道看不懂的题，多少次想放弃又咬牙坚持的瞬间。
八月的一个深夜，我听见她在哭。
声音很轻，大概是怕吵到我，压在被子里，闷闷的。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敲了她的门。
她开了门，眼睛红红的，手里攥着一沓打印的试卷。
“模拟题，又没及格。”她吸了吸鼻子，努力扯出一个笑，“没事，就是有点难过。”
我没说话，下楼买了两瓶冰可乐。我们坐在楼梯上，一人一瓶，谁都没说话。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像我们忽明忽暗的信心。
“你知道吗，”她突然开口，“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笨。别人看一遍就懂的东西，我要看三遍。别人做一遍对的题，我要错三遍才能记住。”
“那你为什么还要考？”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因为我不想一辈子都在将就。”她说，“将就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将就一段不合适的婚姻，将就一个自己都不喜欢的人生。”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凌晨四点。她给我看她手机里的备忘录，密密麻麻记满了知识点、错题、时间规划。她说她每天五点半起床，先背一个小时书，然后做题，中午休息半小时，下午继续，晚上写稿赚生活费，凌晨一点前没睡过觉。
“累吗？”我问。
“累。”她笑了，“但比起累，我更怕后悔。”
九月，她通过了第一轮考试。十月，第二轮。十一月，最后一门。
成绩出来的那天晚上，她请我吃了一顿烧烤。在南昌的老城区，一个路边摊，烤茄子、烤牛肉、烤韭菜，还有两瓶啤酒。
她喝了一口酒，眼眶突然红了：“我过了。”
“我知道。”
“我真的过了。”
“我知道。”
她哭了很久，哭完又笑了很久。她说她要回九江一趟，把成绩单给爸爸看。她说她要找一份好工作，把弟弟供完大学。她说她终于可以不用再写三十块钱一篇的稿子了。
“你以后想做什么？”我问她。
她想了想，眼睛亮亮的：“我想开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帮企业做财务咨询。我想在南昌买一套房子，把我爸妈接过来住。我想去一次西藏，看看真正的雪山是什么样子。”
她说这些的时候，南昌的晚风刚好吹过来，带着烤肉的烟火气和街边桂花树的香气。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站在光里，像一个刚刚打完一场硬仗的战士，满身疲惫，却眼中有光。
后来我离开了南昌，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
但我一直记得那个夏天，记得那个在顶楼出租屋里拼命学习的女孩，记得她手指上的创可贴，记得她深夜的哭声，记得她说“我不想一辈子都在将就”时的眼神。
她让我明白，真正的励志不是喊口号，不是打鸡血，而是——
在所有人都觉得你不行的时候，你还在坚持。
在看不到希望的黑夜里，你还在点灯。
在每一个想要放弃的瞬间，你选择了再试一次。
南昌的夏天很热，热到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就是在那样的夏天里，有一个女孩，用她的努力，把生活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如果你也在某个深夜感到迷茫，觉得撑不下去了，不妨想想小鱼。
想想那个在顶楼出租屋里，一边流泪一边做题的女孩。
她可以，你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