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府虔南·定南“由县改厅”的原因

      清代赣州府虔南、定南地区“由县改厅”的行政变革，是清代中期赣粤边境治理需求与厅制改革浪潮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核心原因可归结为地理战略价值的凸显、边境治理难题的加剧、行政层级优化的需要，以及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这一变革不仅是地方行政建置的调整，更是清王朝对边疆与内陆交界地带治理模式的适应性创新。

      虔南（今全南县）与定南地处江西省最南端，毗邻广东省的惠州、韶州二府，是清代赣粤交通的“南大门”。两地均位于南岭山脉东段北麓，境内群山环绕，隘口密布（如定南的“九曲岭”“月子隘”，虔南的“梅子山隘”），既是中原通往岭南的陆路捷径，也是历代军事防御的重点区域。清代中期，随着广东沿海开海贸易的繁荣，赣粤商道（如“赣州-韶关-广州”线路）成为内陆货物（茶叶、瓷器、丝绸）外销的重要通道，定南、虔南作为商道枢纽，其交通与军事价值急剧上升。 

      从军事角度看，两地“山深林密，路径崎岖”，易成为盗匪、流民聚集的“法外之地”。如乾隆初年，定南县曾发生“棚民聚乱”，波及赣粤两省，而原县制下的知县因权限有限（无兵权、辖区固定），难以协调两省兵力围剿。改为厅制后，移驻的同知（正五品）可直接节制赣南镇的营兵，并与广东惠州府的官员跨境协作，形成“军事联防”体系。这种“以厅治险”的思路，与清代在边疆险要处设厅的普遍逻辑一致，如四川酉阳厅、湖南乾州厅等，均以地理战略价值为首要考量。

     清代中期的“人口爆炸”与“土地兼并”，导致大量流民从江西、福建涌入赣粤边境的山区开垦，形成“棚民”聚居区。虔南、定南等地的流民多为“无籍之民”，他们“搭棚而居，不纳赋税，不服管束”，且与当地土著、广东流民混杂，极易引发冲突。两地作为赣粤盐铁走私、鸦片贩运的必经之路，盗匪团伙（如“会匪”“盐枭”）活动猖獗，甚至出现“白昼劫掠，官不敢捕”的局面。 

原县制下的治理体系存在显著缺陷：
其一，知县（七品）权力有限，需层层上报府、省，难以快速响应治安事件；
其二，县级财政薄弱，无法支撑大规模剿匪与流民安置；
其三，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脱节，如定南县与广东和平县、龙川县犬牙交错，盗匪常“越界逃窜，两省推诿”。

      改为厅制后，同知作为府级佐贰官，可直接向赣州知府与江西巡抚汇报，缩短决策链条；厅的财政由府统筹，可获得更多资源用于军事布防与流民编户。如定南厅设立后，同知徐大用即奏请增设“定南营”，驻军三百人，专司缉匪与边防，仅两年便“擒获盗匪二百余人，境内肃清”。

      清代地方行政体系以“省、府、县”三级为主，但赣州府下辖8县1州，辖区辽阔（约相当于今赣南地区），府城（今赣州市）对南部边缘的虔南、定南鞭长莫及。两县距府城均在三百里以上，山路崎岖，往返需十余日，导致“政令传达迟滞，民情上达不畅”。两县“地狭民贫”，赋税微薄（定南县年赋仅千余两），却需承担繁重的行政开支，长期处于“以县治则费不足，以府治则力不及”的困境。 

      厅制的优势在于“以官代署，灵活治理”，通过将赣州府同知移驻定南、虔南，赋予其独立辖区与职权，既避免了增设新府的高昂成本，又能实现“高层级官员下沉”。同知作为正五品官员，职级高于知县，可直接协调周边县份与广东邻府，其职权也更具弹性（兼管军事、民政、司法）。如定南厅同知除常规政务外，还被赋予“稽查粤盐入赣”“管理赣粤边境贸易”等专项权责，这是传统知县无法承担的。这种“以厅补县之不足”的模式，是清代在边缘区域优化行政层级的典型手段。

     清代中期，赣粤边境的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随着广东沿海贸易的发展，虔南、定南从传统农业县转变为边区商贸与资源开发区。两地盛产木材、香菇、茶叶等山货，通过商道运往广东，再换回海盐、布匹等商品，形成“赣产粤销”的经济网络。定南的“天花潭银矿”、虔南的“龙头山铁矿”在乾隆年间得到开发，矿工、商民聚集，人口迅速增长（定南县人口从康熙初年的不足万人增至乾隆中期的三万余人）。

经济转型带来了新的治理需求：
其一，商贸繁荣导致税收征管复杂化，需专门机构管理商税、盐税；
其二，矿工与商民的流动性强，需强化户籍管理与治安维护；
其三，资源开发引发的土地纠纷、矿权争议增多，需更高层级官员裁决。
      县制因侧重农业税与户籍编查，难以适应这一变化。改为厅制后，同知可通过“设市舶司”“立商埠”“定矿税”等措施规范经济秩序，如定南厅设立后，同知在“九曲河”畔开设税关，年征商税达五千余两，远超原县制时期的赋税收入，既充实了地方财政，也强化了中央对边区经济的控制。

      虔南、定南“由县改厅”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清代前中期厅制改革浪潮的组成部分。自康熙至乾隆年间，清廷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厅制设置，重点覆盖边疆（如东北、西南）、沿海（如台湾、广东）、内陆边缘（如湘鄂西、闽浙赣交界）等“非典型治理区域”。其核心逻辑是通过“佐贰官分防、弹性职权配置”，弥补府县制的刚性缺陷，实现“因地制宜”的治理目标。

       赣州府作为江西“南大门”，其南部边缘的治理压力与战略价值，使其成为厅制改革的重点区域。定南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设）与虔南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设）的设置，时间虽相隔百余年，但均遵循“因险设厅”“因俗设厅”的原则，反映了清代治理智慧中“动态调整”与“问题导向”的特征。这种改革不仅强化了中央对赣粤边境的控制，也为近代行政区划奠定了基础。今定南县、全南县即由两厅演变而来，1913年后全部统一改回“县制”。

      清代赣州府虔南、定南“由县改厅”，是地理战略、边境治安、行政效率、经济转型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变革的本质，是清王朝为应对内陆边缘区域治理难题而进行的制度创新，通过提升行政层级（县升厅）、强化官员权限（知县升同知）、优化职权配置（军政合一），将原本“松散治理”的边境地带纳入更严密的中央管控体系。从历史影响看，定南厅与虔南厅的设置有效稳定了赣粤边境秩序，促进了区域经济整合，也为清代厅制在南方内陆地区的推广提供了重要示范，体现了传统中国“大一统”治理体系中“灵活性”与“适应性”的独特智慧。（杨心乐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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