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夜，南昌昌北机场灯火通明。
航班已延误两小时，广播里机械的女声重复着“流量控制”。
候机厅弥漫着焦躁，一位年轻女子掏出手机，镜头无意间扫过头等舱通道——那里站着几名工作人员，簇拥着一位头发花白、面色沉郁的男子。
“拍什么拍！”
一声厉喝炸响。男子推开工作人员，大步走到女子面前，手指几乎戳到镜头：“删掉！我是洪礼和，你回到南昌，有你好瞧的！”
快门声在寂静中格外刺耳。
多少年后，这段视频反复播放。
穿马甲，看着屏幕上那个颐指气使的自己，喉结滚动了几下。
“狂得不知天高地厚。”
1971年6月，鄱阳湖湿地上空鸥鸟低飞。
18岁的青年背着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走在余干县古埠乡的田埂上。
全县第一批下乡知青，分配到最偏远的湖滨大队。住处是废弃的防汛棚，竹篾墙漏风，梅雨时节被褥能拧出水。
白天和农民一起“双抢”，晚上在煤油灯下写通讯稿。
1973年春节，公社广播站播了一人写的《鄱阳湖畔春来早》，两千字报道念了整整十分钟。
那年冬天，唯一的名额给了他。
“到了要好好干。”
拍着他的肩，
“你笔杆子硬，是块料。”
成了战士。
在襄渝铁路的隧道里，举着喇叭喊快板，爆破后的硝烟还未散尽。
1975年夏，某人一篇文章登上报二版，大会上念了整整一页。
“这小子，将来能成气候。”有人说。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77年。
高考恢复，揣着发的30元津贴，步行二十里到县城报名。
填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写下“江西大学中文系”。
“学中文有什么用？”
有人问。
“笔杆子能撬动地球。”
半开玩笑。
四年大学，他是图书馆的常客。
1982年毕业分配，一人走进江西省人民政府大院。
办公厅的老楼是民国建筑，木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
经济研究室在二楼西头，三张桌子拼在一起，分到靠窗的那张。
老处长递来一摞材料：
“先把这些吃透。”
全省十一个地市的工业简报，油印的字迹模糊。
用了三个通宵，写出一份《几点思考》。
“有见地，可印发参考。”
那年某人29岁，是办公厅最年轻的处级干部。
1999年12月，赣江进入枯水期。
车驶过袁河大桥，前方是新余市区。
一人刚被任命为新余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这是第一次以主人身份进入这座城市。
新余因钢而兴，也因钢而困。
彼时新余钢铁厂连续三年亏损，下岗工人聚集在厂门口，横幅上写着“要吃饭，要生存”。
到任第二天，穿着工装混进高炉车间，和老师傅蹲在煤堆旁抽烟。
“再这么下去，厂子真要黄了。”
“黄不了。”
把烟头摁灭，
“我打包票，三个月内让工资发出来。”
某人某地。用了最笨的办法：带着财务处长，一家家跑银行。
腊月二十三，当最后一笔贷款到账时，他在车里睡着了。司机后来说，一人打着轻鼾，手里还攥着半块冷掉的烧饼。
新余钢铁厂起死回生，有一人却病倒了。
急性胰腺炎，在医院躺了半个月。
出院那天，某人在病号服外套上西装，直接去参加全市经济工作会议。
讲稿是一人口述、秘书记录的，第一句是：
“新余不能只有一块钢。”
2001年，窗外天色泛白。
秘书推门进来，看见一人站在地图前，手指点着城东那片丘陵：
“这里，五年后要建成亚洲最大的硅料基地。”
做到了。
2003年离任时，新余工业产值翻了两番，光伏产业从无到有。
送行的人群挤满市委大院，有老工人挤到车前，塞给他一包自家炒的南瓜子。
“常回来看看。”
摇下车窗，眼圈有些红。
那一刻，还是那个想撬动地球的青年。
2003年一人调任省发改委主任，办公室在省政府大院三楼。
窗外是两棵百年香樟，夏天时蝉声震耳。
经常喜欢在树下散步，思考问题。
第一次越界。
2004年秋天。
外甥吴文刚来办公室，拎着一盒庐山云雾茶。
“舅，有个朋友想拿块地，在新建县。”
“按程序走。”
头也没抬。
“程序走不通，卡在规划处了。”
停下笔。他想起上个月，吴文刚送来一对鸡血石印章，说是朋友从昌化带的。
“朋友叫什么？”
“邓凯元，做贸易的，人很靠谱。”
三天后，省发改委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
一人在听取新建县汽车城项目汇报时，随口问：
“用地指标解决了吗？”
“还在协调……”
“好项目要支持嘛，不能因为手续耽误发展。”
会后第三天，吴文刚送来一个牛皮纸袋，放在书柜最下层。
下班时打开。
盯着看了很久，手指摩挲着封条上的日期。
那一夜，失眠了。
凌晨三点，起身把纸袋塞进公文包，第二天带回了办公室。
周末，用这笔钱在红谷滩买了第一套商品房，登记在女儿名下。
从此，潘多拉魔盒打开了。
那家餐厅藏在南昌老城区的巷子里，没有招牌，只在门楣上挂着一对褪色的红灯笼。
老板是余干老乡，只做一人爱吃的几道菜：
藜蒿炒腊肉、鄱湖银鱼羹、酒糟鱼。
包厢不过十平米，一张圆桌，墙上挂着泛黄的《鄱阳湖渔歌图》。
此后，这里成了他的“客厅”。每周三五晚上，都在这里宴请“自己人”。
……围坐一桌，说的都是“家里话”。
“那个项目，你多费心。”
“土地，帮着盯一下。”
“这次提拔，各位要投赞成票啊。”
觥筹交错间，权力与利益完成交换。
喜欢在酒过三巡时起身，用筷子敲敲酒杯：
“在座的都是一家人，要抱团取暖。”
“一家人”越来越庞大。
这个“小圈子”慢慢有十余人，涵盖关键厅局和国企。
他们互相批条子、打招呼，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最典型的交易发生在2008年。
江西省电子集团改制，邓凯元的赣商联合成立仅一年，根本没有资格竞标。
但吴文刚已是赣商联合股东，占股15%。
“舅舅，这个项目成了，不会亏待您。”
拨通了一人的电话：
“改革要大胆一点嘛，不要用老框框卡死新企业。”
空手套白狼，套走的是国有资产7个亿。
事成后，吴文刚送来一份“礼物”：
三亚一套海景房，钥匙藏在茶叶罐里。
洪礼和打开产权证，户主是他从未听过的名字。他合上证件，锁进办公室保险柜。
那一刻他或许想起1982年，第一次走进省政府大楼时，他在日记本上写：
“要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字迹犹在，人已非昨。
老家的别墅是2015年春天动工的。
一人亲自选了址，在余干县琵琶湖畔，正对一片千年古樟林。
侄女洪美芳操办一切，从苏州请来工匠，影壁用的是徽州砖雕，回廊铺着缅甸花梨。
“叔叔，这宅子配您。”
洪美芳领着洪礼和参观，
“地下是酒窖和影院，三楼给您做了书房，能看到整个湖。”
站在露台上，湖风带着水腥味。
忽然问：
“这块地，原来是什么？”
“是村里的集体林地，我以酒店项目报批的。”
洪美芳笑，
“您打个招呼，手续很快就下来了。”
别墅建了两年，花费四百余万。
落成那天，带着“小圈子”成员来暖房。
在能容纳二十人的宴会厅，举起茅台：“今天不谈工作，只叙乡情。”
推杯换盏间，有人唱起采茶戏。
微醺，跟着打拍子。
窗外湖光潋滟，他恍惚觉得，自己真成了这方水土的主人。
一张网，网住了所有人。
2024年春天，中央巡视组进驻江西。
仍在老地方宴请，但席间气氛凝重。有人提前离场，有人推说身体不适。
6月19日，端午节前一天。
在省人大办公室修改一份讲话稿，秘书突然推门进来，脸色煞白。
“主任，纪委的同志……在楼下。”
慢慢放下钢笔，把眼镜折好放进盒子。
起身时，膝盖撞到桌角，很疼。
或许会想起1973年冬天，在襄渝铁路的隧道里，也这样撞到过膝盖。
那时举着快板给战友鼓劲：
“同志们哪加把劲，隧道通了见太阳……”
五十年，隧道终于通了。只是这头不是太阳。
审查期间，他交代得很彻底。
从第一次收受的二十万，到三亚的房子、老家的别墅、邓凯元送的股份……办案人员惊讶于他的记忆力，连2006年某次饭局上谁坐在他左边都记得。
“我都留着账呢。”
他苦笑，
“想着哪天要是退了，能过安心日子。”
终究没能安心。
2025年6月，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送到面前。他签下名字，手有些抖。
“洪礼和”
三个字写得歪斜，像初学字的孩童。
那天下午，透过留置点的铁窗，看见一只鸟落在枝头。
是鄱阳湖常见的白鹭，或许是从老家飞来的。鸟歪头看他一眼，振翅飞走了。
2026年1月，电视专题片《一步不停歇 半步不退让》播出。
镜头前的洪礼和穿着蓝色囚服，头发全白了。
他对着镜头忏悔，说到“狂得不知天高地厚”时，声音哽咽。
而在千里之外的余干，那栋豪华别墅已被查封。
工人们正在拆除门楣上的砖雕，锤起锤落，碎屑纷飞。
一个老农蹲在湖边抽烟，看着这栋曾让全村人羡慕的建筑。
“盖得快，倒得也快。”他喃喃道。
湖面起风了。
赣江水浩浩北去，在鄱阳湖口与长江交汇。
千百年来，它见过太多沉浮：有清官离任时，百姓脱靴留印；有贪官倒台日，万民拍手称快。
水不言，却记着一切。
就像1971年那个夏天，第一次站在赣江边，对着滚滚江水发誓：
“此生不负江河水。”
江水依旧东流，不管岸上人如何白头。
谋事在人，成事在己。每一步，都是自己的选择。
同心黔行“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让天堑变通途。”
在这条奋斗的路上，中国人民从未停止！
“有人嫌弃嘉峪关 有人直奔百色山”，同志们，全体起立，致敬！
向更多的黄文秀一样的优秀楷模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