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溪《抚州拟岘台会语》二十四

象山先生曾说：“夫子没后，老氏之说出，至汉代，其术益行。曹参避堂舍，盖公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及入相，一遵萧何之约束。汉家之治，血脉在此。”此语道尽汉室肇基之精神。暴秦之后，天下疲敝，如久病之躯不堪猛药。曹参相齐，闻胶西盖公一言而避堂舍之，及总领朝纲，唯守萧何成法，其要旨不过“清净宁一”四字。文景承之，去雕琢，省法令，使民得深耕易耨于陇亩之间，朝廷之上但去其害民者而已。故太仓之粟腐于外，贯朽而不可校，此非有奇谋异能，实乃“我无为而民自化”之效验。

然此清净之道，贵在因时乘势。观文帝之世，贾生年少英才，痛哭流涕而论诸侯礼乐之事，文帝非不知其忠、不明其智，然终以“谦让未遑”置之。何也？时势未可尔。疮痍初愈之体，骤施礼乐文饰，犹令羸弱之人披锦绣、举鼎彝，非徒无益，反害其生。故黄老之术，在汉初如布帛菽粟，养其元气于不知不觉之中。

及至宣帝，世殊时异。承昭帝之后，霍光秉政，权纲或有弛慢。宣帝起自闾阎，习知吏事，遂以综核名实为务，信赏必罚，吏称其职。此亦因时救弊之方，然清净宽大之风，自此渐染刻深之意。犹江河之水，初则淳蓄涵濡，至此波澜激荡，虽能涤荡淤塞，而冲决之患亦伏焉。故龙溪谓：“宣帝以下，事尚综核，渐至烦扰。”盖法网日密，考核日严，官吏救过不暇，务以簿书期会为能，百姓亦不胜其扰。清净之本意既失，徒存督责之形骸，上下相蒙，真情隔阂。及至元成之世，则并此综核之实政亦不能举，遂成“废坠不振”之局。此非独人主之失，实乃“势使然也”——时移世易，而不知变通调和，初则失黄老之精意，终则并其形迹亦丧之。

故论治道者，不可执一而求。曹参、文帝之清净，非漠然无为也，乃损有余补不足，以复天下自然之生机。宣帝之综核，非天性刻薄也，乃矫枉振颓，欲立纪纲。然失其本则末必危，忘其体则用必弊。老氏之旨，在“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汉室之兴，得此旨而血脉畅；其后之衰，失此旨而精神窒。后世览史者，当观其运会之升降，体其政术之醇驳，而后知“道无常术，术无常利”，唯通变者能久存，唯识时者可善治。此即读史明道之微义，亦吾辈讲学拟岘台所当深思而自省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