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按照党的命令，刘伯承在起义前夕赶到南昌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并担任了起义后成立的军事参谋团参谋长。
刘伯承作为起义部队的参谋长，照常理推测，制订作战计划应当是他本分的职责。南昌起义前，周恩来曾以前委书记身份代表中国共产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的代总指挥。那么，南昌起义的作战计划是不是刘伯承协助贺龙制订的呢？一本发行量很大的书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书中写道：“刘伯承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到第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定起义计划。他与贺龙曾在四川讨贼战争中并肩战斗，久已相识，这次在南昌城里重逢，而且又都汇入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之中，两人格外高兴。计划很快就写出来了。周恩来让征求叶挺的意见。刘伯承初会叶挺，两人过去是闻名而未见面。叶挺接过计划，看得很仔细。看完，立即把计划退还给刘伯承，可始终一言未发。刘伯承感到很奇怪，不知叶挺对计划持什么态度，他就去问周恩来。周恩来笑着说：‘噢，你还不熟悉他，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 ’刘伯承一听，也不禁笑了。 ”［1］P40-41
这段描写非常生动细致，而且富有戏剧性，不过我们读了几遍后，觉得其中疑点很多。按该书所述，显然刘伯承应当是在贺龙的军部写起义计划（南昌起义期间，刘伯承确实住在贺龙的指挥部里面，现在的贺龙指挥部旧址里面还有刘伯承办公室和卧室的复原陈列）。那么，写一份作战计划要多久的时间？制订这么重大的一份计划至少也得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小时内，周恩来就等在旁边吗？这不大可能。叶挺是不是也在贺龙的军部里等待？如果叶挺不在贺龙的军部，那么刘伯承就必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亲自把写好的作战计划送到叶挺所在地——心远中学，然后回头找周恩来了解叶挺的真实想法。这样才符合书中的记叙。可是这样做，恐怕不合情理。当然，也许有另外一种可能：周恩来指示刘伯承协助贺龙制订作战计划后，约定晚些的另外一个时间同叶挺一起来敲定这个计划。如果是这样，那么周恩来又是在什么时候同叶挺一起来到贺龙指挥部的呢？众所周知，周恩来7月28日曾来到第二十军指挥部，向贺龙通报前敌委员会关于在南昌起义的决定，并委任他为起义军代总指挥。［2］P315对于周恩来另外还有一次来第二十军指挥部听取作战计划（如果存在这样的事实），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记载。总之，如果我们仔细推敲此书中记叙这一过程的细节，就会觉得看起来很生动的说法之中隐藏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疑团。
该书还明确将刘伯承协助贺龙制订南昌起义作战计划的时间定为7月28日：“7月28日受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托，协助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制订南昌起义计划。”［1］P426这样，刘伯承协助贺龙制订作战计划连时间、地点似乎都很清楚了，同时也排除了周恩来第二次来第二十军指挥部听取作战计划的可能。
另外一份资料也谈到刘伯承协助了贺龙制订作战计划，不过这份资料的作者提出周逸群也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订：“周逸群根据前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同前委派来的刘伯承一起帮助贺龙制订起义的作战计划。刘伯承就住在军部楼上一个房间，与周逸群办公室一壁之隔。他们亲密合作，共同研究，经过几个昼夜的奋战，起义的作战方案终于搞出来了。”［3］P73这样一来，制订作战计划的过程就更加复杂了。 人们不禁要问：周逸群并不是参谋团的成员［2］［P114］，他在贺龙部担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2］P147，军事指挥也不是他的特长，为何偏偏派他参与制订作战计划的任务？按照常理，制订作战计划是参谋长的工作，政治部主任怎么会参加进去？另外，这里讲到制订作战计划要经过“几个昼夜”，难道这个作战计划有这么复杂，需要几个昼夜才能完成吗？如果花了几个昼夜之后，完成作战计划的时间恐怕就不可能是28号吧？从这一系列的疑问来看，这份资料所讲情况与前面资料所讲的不但不能互相印证，反而相互抵牾。那么，从逻辑上分析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只能认为它们或者一真一假，或者两者皆假。
也许是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类记载的原始依据出处在什么地方。就我们所知，刘伯承极有可能没有参与拟定南昌起义的作战计划。直接证据有一条，是南昌起义参加者李嘉仲的回忆：“（七月三十日）我与周国幹午餐后，上了庐山，住入胡金芳大旅社。三十一日晨，有人通知说可下山到沙河车站。我们两人遂携着行李下山到沙河车站，但久不见有车开到，我与周国幹商议，沿铁路前行，到黄老门或马回岭候车。行至黄老门，仍未见火车通过，即在黄老门站旁棚户旅社住下。到日落时，一列火车突然开到，刘伯承在车上见我在大棚里喝茶，遂大呼李嘉仲赶快上车，不要迟延。我们立即上车，至深夜车抵牛行。……住定后，吃过晚饭就寝时，刘伯承同志打招呼说，夜间惊醒点，有什么事不要惊慌。”接着，李嘉仲记叙了当晚听到起义战斗枪声的情况。［2］P346
李嘉仲的这份回忆非常清晰，连他在庐山居住的旅社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根据李嘉仲的说法，他和刘伯承是7月31日深夜才抵达南昌，到南昌后确实刘伯承比李嘉仲更早得知夜间有战斗发生。但是要说刘伯承参加了制订作战方案，从时间、空间上来说，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李嘉仲同刘伯承是老乡，都是四川人（周国幹又名周国淦，也是四川人），两人比较熟悉，故此刘伯承在黄老门看到李嘉仲时才会高声喊他上车。从李嘉仲记叙的事件整个经过来看，他的回忆应当是可以信赖的。
历史研究讲究“孤证不立”，特别是涉及回忆录，作为论据引用时更要慎重，因此我们还必须寻找其他的证据。我们认为，刘伯承1928年在莫斯科写的《南昌暴动始末记》［2］P132-151可以作为间接证据。我们仔细阅读《南昌暴动始末记》，可以发现其中开始的“南昌暴动之前”和“南昌暴动”这两节都写得很简约，根本没有谈到南昌起义战斗的计划和参战部队的部署等细节，从第三节“由南昌到广东”开始就记载得非常详细。南昌到广东的行军路线恰恰是在8月1日晚开会决定［2］P114，而刘伯承在7月31日深夜到了南昌之后，也正是从8月1日起，才全面担负起参谋长的职责，他参加的第一个重大会议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并决定起义军的南下路线，所以他对如何制订南下路线以及此后的情况了解很深入，记载也就自然详细。而前面两节简约的记述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没有参与制订南昌起义的作战方案。至于说周逸群与刘伯承、贺龙一起制订作战计划，更加难以成立，就连周逸群自己在起义后不久撰写的报告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此事。［2］P11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刘伯承没有协助贺龙制订南昌起义计划。
［1］刘伯承传.南昌起义的参谋长［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2］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
［3］唐承德，姜之铮.周逸群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