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时，学习过一篇语文课文，题目已经记不得了，内容大意是说，南昌起义的当晚，朱德同志宴请国民党军官喝酒打牌，拖住敌人，保证了起义的成功。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十分困惑：起义的时候，朱德同志不是应该在指挥部里指挥作战吗？怎么会有时间陪敌军军官喝酒打牌？
难道那时他是个“边缘人物”？
潜意识里又觉得不可能。朱德年龄最长，资历不浅，职位也不低，他怎么会是“边缘人物”呢？
直到我研究中共党史后，才发现，的的确确，南昌起义时，朱德同志真的是个“边缘人物”！
南昌起义前，朱德同志是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
起义的当晚，前敌委给朱德的任务，是宴请滇军的两个团长，拖住他们。
小学课本里的内容，居然是真实的。
周恩来同志当时说：“朱德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在前敌委书记周恩来的眼里，朱德只是“好”的“参谋”和“向导”，不是“好”的“领导”和“指挥官”。
这样说来，朱德当时不就是个“边缘人物”么？
可是，几个月后，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时，朱德同志为何能一跃成为“朱毛红军”的核心呢？
这得慢慢说起。
南昌起义时，前敌委任命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因为军长韦杵生病在九江疗养，没有上任，朱德以副军长身份代行军长之职。
但第九军就是个虚架子，全部部队只有朱德的军官教导团的三个连，和南昌市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全军人员不足500人，满打满算，只有一个营的兵力。
南昌起义成功后，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围剿起义军，起义军主动撤离南昌，南下向广东进发。
朱德的第九军是先遣部队，走在南下队伍的最前面，这时候的朱德，真正成为了周恩来口中的“好”的“参谋和向导。”
1927年9月，起义部队到达广东大埔县城，前敌委决定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等率领，继续南下，向潮、汕地区进发；由朱德、周士第率领第九军和第25师，4000余人，担任殿后，据守大埔县的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南下。
殿后部队虽然名义上由朱德率领，但实际上，此时的朱德有职无权，因为殿后部队的主力是第25师，师长是周士第，第25师属叶挺担任军长的第十一军，而朱德任代军长的第九军，教导团和保安队的500人，沿途大多数已经跑回家去，所剩无几了。
在三河坝，朱德、周士第率部与国民党钱大钧部20000余人，激战三昼夜，部队受损严重。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殿后部队不得不撤出三河坝。朱德、周士第率剩下的2000余人，向潮安方向撤退，以期跟主力部队汇合。
朱德还想着将第25师的指挥权交还给叶挺。
撤退的路上，殿后部队遇上了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200余人部队（粟裕在这支部队里担任班长），他们从前线溃败下来。
朱德、周士第等人这才知道，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失败了，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已经分散突围。
南下已经不可能了，殿后部队要向何处去？
在饶平县茂芝镇，朱德主持召开了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商议下一步行动方针和计划。军史上称之为“茂芝会议”。
会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觉得，主力部队都散掉了，起义领导人都分散突围不知所踪了，殿后部队这点力量，经不住一次战斗的消耗，提出散伙。
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认为，湘南是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而且群众基础比较好，部队在湘南可以生存和发展，部队应向湘南前进，以期保留革命的火种。
为此，朱德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方针。
是不是与伟人冲上井冈山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处？
朱德的建议得到了陈毅和王尔琢同志的坚决支持，部队开始向湘南转移。
部队行进到武平时，遭到国民党第18师的追击，损失600余人。
部队到达江西信丰时，第25师师长周士第突然不见了，一起不见了的，还有第25师的3个团长。
周士第等人离开了部队！
周士第为什么会离开部队？是集体决议还是个人决定？是公开离去还是不辞而别？
没有权威定论！
当事人的回忆也多语焉不详。
据聂荣臻同志回忆说，周士第等人离开部队，是师里开会决定的，要他们去上海找党中央汇报情况。
但直到解放后，陈毅同志对周士第当时离开部队都颇有微词。
解放后，当年的师长周士第被评为上将。他当年手下的团教导员陈毅、连长林彪，都成了元帅；他手下的班长粟裕，成为了大将第一名；他手下的排长、代理连长许光达，成为了大将。
周士第对自己当年离开部队的解释，是当时自己革命意志不够坚定。
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士第离开部队一事，是有争议的，很多人觉得，他当时并非集体决议，公开离去；而是不辞而别，是“逃离”部队，是“抛弃”部队。
但从现有的资料来推测，他离开部队之前，应该是有开过会议的。不过当时,我军尚无部队在无法成建制作战的绝境下，为保留指挥核心、延续火种,容许部队指挥官离队的规定。
所以,当时周士第离开部队，应该不是会议研究决定的，而是属于通报性质的，他是师长,他自己决心要离开，向会议通报一下而已。
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当时革命意志不够坚定。
也许在那一刻，这个27岁年轻的师长，真的觉得已经走入了绝境，往前走，只有死路一条；除了离开，自己别无选择。
但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他离开部队，应该不是想着脱离革命，更不是想着叛变革命。他带走自己的三个团长，很有可能是想再打锣鼓重开张，另起炉灶，继续革命。
因为周士第后来又回到了革命的队伍中，并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革命者不是一开始就没有犹豫没有动摇的，而是犹豫一次，决心更强大一次；动摇一次，意志更坚定一分，最终才意志坚定如铁的。
但当时，一个师长带着三个团长去找党中央，这事怎么说也是有些轻率的。一支部队的军事主官全部离开，置这支部队于何地？
所以，无论是集体决议还是个人决定，是公开离去还是不辞而别，从他当时的行为来看，说他“逃离”部队或是“抛弃”部队，我想，应该是不为过的。
千斤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朱德身上！
周士第离开部队时，有没有告诉朱德，现在无从查考。但从现有资料推测，朱德很可能并不知道。
因为以朱德忠厚的性格而言，如果周士第离开时告诉过他，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朱德一定会给周士第澄清的。
但朱德对周士第离开部队，自始至终，未发一言。
有时候，无言，却是最好的答案！
现在，朱德的面前，只有1000余名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又情绪强烈思想混乱精神涣散的士兵，而这些士兵，还不是朱德自己的队伍，对自己并非十分信任。
团以上的干部，除了朱德，就只有73团教导员陈毅，74团参谋长王尔琢，而这两人还不是军事主官。
粮食吃光了，弹药打光了，无地找到补给。
四周都是敌人，还与上下左右都失去了联系。
这支部队其实已经成为了一支弹尽粮绝的孤军。
就像飘在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小舟，风高浪急，四周没有灯光，也没有星光，漆黑一片，不知道方向，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这是不是朱德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我不敢说。但我想，说是最艰难的时刻之一，应该是不为过的。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德，毫不犹豫毫无畏惧的站了出来。
他对着全体战士说：“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也会继续革命的。你们愿意留下来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回家去，发给路费。”
陈毅、王尔琢站了出来，坚决支持朱德；更多的战士站了出来，愿意跟着朱德，继续革命。
也有人领了路费回家的。
部队还剩下800人。
朱德率领着这800人的队伍，自己冲锋在前，一步一个血印，杀出了一条长长的血路，历尽的岂止是千辛万苦，终于上了井冈山，与伟人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了。
虽然只有区区800人，但这800人，都是经历过风与雨的洗礼、血与火的锤炼、生与死的考验，无一不是以一当百的英雄。
革命的火种保留住了。
保留火种的人是朱德。
解放后，谭震林同志曾说，如果没有朱德同志率领的部队上井冈山，秋收起义的那一点力量，在井冈山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朱德，以其对党无限的忠诚和对革命无比的坚定，在部队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和“神秘的信仰”（萧克语），在最绝望的时候，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希望之路。
就是这样，朱德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朱毛红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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