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述往(057):南昌暴动前夜:绝密会议上的争吵、背叛与改写历史的豪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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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动，终于成为中共斗争史上一次重大事件。要了解南昌暴动的发展,我要先说说谭平山。

他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带展开活动。他曾标榜要在南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句话的意思,具体地说,大致是由他策划出一个南昌暴动,并由他自己名符其实的领导起来,不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直到有了相当成就之后再说。

谭平山的野心与他的才能相较,似乎是不甚配合的。他从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的时候起,一直担任重要的职位,在中共内他始终是个要角,在国民党内他又是中委兼组织部长。

就由于这种地位使他有点飘飘然,常夸耀他是老同盟会,与国民党左派有广泛的联络,在中共又是最先参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数重要领导人之一,并为斯大林所赏识,这样他似乎是左派革命势力最好的代表人物。可是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人,似乎对他都不敢寄予甚大的期望,这一点,也许他自己并未完全觉察到。

南昌暴动的前夕,他的言词和态度都不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内。他把我视为中共中央的正统,一股怨气曾向我发泄过。他所提出的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须我代他修改,他曾横加阻止,并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企图包办。可是他这种露骨的表示,不仅没有得到一般同志的支持,反而引起过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

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们对他的不够热忱,更没有人高兴去捧他。当他想到处境甚危,不易获致成功,不应露骨反对中共中央的时候,也曾主动企图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关系,对外也曾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但这都收效甚微。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干部都不相信他能够成为对内对外的重心。

当时叶、贺这一支暴动军队,不待说,是极需一面政治旗帜的,对内需要团结和鼓励军心,对外需要有响亮的发言和号召。这点我也曾向我的战友们提起过,但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南昌暴动没有得力的发言人,这就使中共的领导为之黯然失色。 

兼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致军事胜利,使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跟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

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摇和不够坚决。

我当时的处境相当尴尬,也有些无能为力之感。我是应当返回汉口中央去复命的,只因交通阻隔,无法成行,惟有随军前进。我不仅遭受过谭平山的反对,而且李立三、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无形中认为我对暴动不够坚决,对张发奎存有幻想。

暴动前夕,参加暴动的军队都急速向南昌集中,中共的人员也由九江一带向南昌涌进。中共将有暴动,似为张发奎所觉察。三十一日,张发奎从九江乘南浔车赶往南昌,但他到达马回岭站附近,即被阻隔。

据在当地指挥暴动的负责人聂荣臻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张发奎赶到马回岭时因为交通已断,即下车向正在移动的部队警言:“你们向何处开动?奉了何人命令?”并宣称:“我是张总指挥,我命令你们停止前进!”

这时聂荣臻深恐军心动摇,便指挥同志架起机关枪,向张来的方向作示威式的扫射。张见情形不对,便被逼不再指挥他的部队了。因而聂等也就指挥军队破坏铁路,将马回岭以次的沿线部队,都依计划移向牛行车站及南昌附近,并布置警戒。

南昌暴动,决于八月一日凌晨三时发动。第一步的目的是先行解除城内不参加这次暴动的军队的武装。三十一日叶挺、贺龙等部队,都已按计划集中到南昌城内及四郊各军事要地。这一军事行动的指挥,是由叶挺负责的。

那时,我也在叶挺的师部。还不到三时,枪声便响了。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留驻在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被缴械了。当行动开始时,叶挺曾接到好几次电话,都是他的部属向他报告:被包围的部队表示愿意投降一同参加行动。叶挺却一一以坚决的语气回答:先缴械再说。天亮前,南昌城内的各机关,都已被全部占领。

八月一日清晨,占领南昌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建立政府和今后应采取的军事策略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建立政权这一问题,我和谭平山等所考虑的是成立正式的国民政府或成立临时性质的政权机构,我们没有提到要建立苏维埃政权。

当时一般的看法,以为一个正式政权的建立,须有稳定的地盘，而又必须有继续的军事胜利,才能获致。同时, 共产国际一向的政策,又是主张建立一个有力的国民政府,并反对托洛斯基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便决定了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一、号召国人拥护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二、在适当时机,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讨伐南京武汉一带的叛逆。当时,我们在南昌所发表的宣言文告,大体就是根据这两点作成的。

革命委员会由二十五人所组成,包括谭平山、宋庆龄、吴玉章、邓演达、何香凝、恽代英、张曙时、郭沫若、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张发奎、贺龙、彭湃、林祖涵、朱德等。

这个名单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后,即由谭平山在一次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的会议上,提出予以通过。委员们立即宣誓就职,旋又推举谭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

这名单中的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张曙时以外,其余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并未到场。他们的名字被列进去,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至于张发奎那时已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的地位,中共仍将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

军事行动策略更是紧逼的问题,当时张发奎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一部分,正由九江向南昌逼近,声言讨伐叛逆。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等地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汉、南京两方都可迅速集结其他部队入赣增援,对付我军。

根据这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南昌处在四面受敌之中,显然不易立足。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南下占领广东东江一带地区,以潮汕为据点,再行统一广东,出师北伐;一是主张西向进攻湖南，配合湖南的农军,占领一部分地区,以为根据,再图大举。 

贺龙对于第二种主张很感兴趣,因为湘西一带,原是他的老巢。但讨论的结果,大多数赞成南下的主张。理由是东江一带防务空虚,易于占领,且不至四面受敌；东江的农民运动早有基础,力量易于扩张；又因占领汕头海口,可望获得苏联的接济。

如何扩充军事实力,也是煞费脑筋的问题。贺龙的第二十军战斗力不算充足。他的第一师师长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每师虽有三个团,但人数并不足额,枪支更陈旧不堪。周逸群所率的第三师,那时还只有一个团人。所以第二十军急需加以充实。

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周士第所带的七十三团(原系独 立团)是这次暴动中的主力。中共当时决定再成立一团,与独立团合并,编为第二十五师,再加上蔡廷锴的第十师,合并成为十一军,由叶挺、蔡廷锴任正副军长。

当时驻在南昌附近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他接替陈铭枢的职位),对于南昌暴动,原采取中立态度,经中共极力拉拢,他才表示附和。

朱德原任杨森军的党代表,在杨森背叛武汉时,离开杨部来到江西,他的老朋友朱培德便任他为教导团团长。后来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员出境,朱德仍以与朱培德等同系云南部队出身的老关系留任原职,并未被认为共产党员而遭遣送。

根据这种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部署,革命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也就形成了。任委员长的谭平山算是对内对外的领袖,吴玉章以秘书长的资格组织了一个秘书处,为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关。

革命委员会下成立一参谋团,等于国民政府下的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刘伯诚任参谋长,贺龙任前敌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

此外,设有农工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陈荫林等任委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建立各地方政权等任务。

另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负责领导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后来又增设一个政治保卫局,由李立三任局长。这些组织的性质,是党政军一元化的。既杂有一点国民政府的成规,也渗有中共的特殊作风。

革命委员会的政纲,大体还保存着北伐初期的色彩。其中最特殊之点,是规定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这种规定,虽然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之下提出的,然而,已是中共公开宣布没收土地的第一声。 

革命委员会略具规模,还没有来得及大事宣传,就不得不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离开南昌。军队之向南移动,对内对外,都引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许多人感觉到,中共的军队是在向南逃难。

八月五日,这一支暴动军,护卫着革命委员会的庞大组织, 经由赣东的抚州、瑞金等地,向广东的潮汕进发。溽暑行军,行李又非常笨重,需要大批民夫,而民夫又征不到,于是沿途拉夫和兵夫逃跑的事,不断发生。

第一天的行军情况,特别显得七零八落,当天走了九十华里,到李家渡宿营时,许多干部脚板上都肿起了水泡。要人们要坐轿子,轿夫又不易找到,走路似乎比任何事都辛苦。一般干部在出发前总想多带点日用的东西,可是上路后,这些所携带的东西都成了极重的负担,似乎几两重的心爱的物件,这时都成了千斤坠。

因此,在多数干部要求之下,决定把这些包袱扔掉。 在李家渡河边的沙滩上,各种漂亮的衣物堆积得像一座五颜六色的小山一样,引火焚毁,以示决心。

可是,有些人对着那一堆余烬残灰,也不免叹息着说:我们为甚么这么傻呢?为甚么不将这些衣物分赠给当地的老百姓呢?

从李家渡到抚州的途中,周恩来等候在路旁,与我会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懊丧地说:据一位逃出来的同志报告,行进到进贤的第十师蔡廷锴业已叛变,拖着队伍向东跑了。

蔡廷锴在进贤借集合干部训话为名,将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及其他中共同志三十余人一律扣留杀害,其余同志数十人也下落不明。现在只逃回来一个同志,似此,我们在第十师中的基础,已完全被毁了。

周恩来接着以引咎的语调向我说:这件事是我的大意,我应完全负责…… 他的这种表示是有原因的。

当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向南昌集中的时候,叶挺师担任前锋,蔡廷锴师跟进。南昌暴动之夜,蔡师全部驻在南昌附近,蔡本人正由九江赶来南昌。

蔡于八月一日才赶到南昌,是由我与周恩来叶挺三人和他在叶挺师部接谈的。蔡初到叶挺师部时,大概因没有参与这次暴动的密谋,神色显得有点慌张。我因与蔡不熟,一直没有多发言。只由恩来对他说了一篇南昌暴动的大道理,叶挺也以老战友的资格从旁向他说:高佬!就这么干吧!蔡低头踌躇一下之后,即表示一切愿听指挥。

这一幕过后,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的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因此委蔡为参谋团的 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左翼总指挥,并且命令他单独循进贤一路南下。

即对范孟声等同志,周只嘱咐他们听从蔡廷锴的指挥,并没有要他们提高警觉。如今,蔡竟叛变了,而且范孟声等同志又因而被害,周对于自己事先的疏于防范,当然有内疚之感。

我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和意见之后,心中难过,踌躇了一阵才对他说:现在事已至此,是无法挽救的了。看来,蔡廷锴拖着队伍往东走,还没有与我们敌对的意思,他既怀异心,即使和我们一同到了东江,在紧要关头再来一个拆台,岂不更糟。

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处理,显然是太大意了。应当视为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件事如果公布出来,将会动摇军心,还不如不公布的好。 在此紧急时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辞职这一类的话, 还是咬紧牙根的干下去吧!周恩来听了我的话,似乎有多种感触而不得不表示继续勉为其难。不过,我们也就失去了最有战斗力的一师了。

我军失去蔡廷锴师之后,连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在内,人数不过二万五千人左右,枪支不过一万三千支。我们行军所经过的赣东地区,中共的地方工作还很薄弱,军队又缺少现金来购办粮食和必需品。原有的地方政府,都已预先奉到朱培德的命令逃避一空,沿途的人民多数藏躲起来,避免兵灾。

因此,地方民众工作和建立地方政权工作,都无法进行。而且,不得不沿途向大户征发粮食,这样军纪自然也就随着堕落下去,军队中落伍的, 患疟疾的,逐日的增加,这种种困难,都非一时所能克服。

朱德所统率的第九军,是一支特别的队伍。朱德在暴 动后曾担任南昌公安局长,从南昌出发的时候,他的第九军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包括第三军教导团的一部(大都已逃亡),南昌市的一部分警察,和他从南昌各机关临时所收集的武装与非武装的人员,此外还有一些运输夫。

因为朱德对江西情形较熟悉,同行的各机构各部队都向他要运输夫,因此第九军老是被派去担任打前站与征发粮食民夫等杂务工作。他的部队,逃亡的最多, 到达抚州的时候,所剩余的员兵,已不过三四百人,到达瑞金时,只剩下一百多人了。不几天,这一百多人就被改编到其他部队中去,所谓第九军这一番号,从此便不存在了。

八月二十日左右,我军在会昌与敌军钱大钧师发生激战,结果钱部败退筠门岭。当我们行进到瑞金的壬田市时,即与钱部先行部队遭遇接触,我军迅即攻击前进占领瑞金城,积极备战。 

据当时所知的敌情,除钱大钧师集结在瑞金以南九十华里之会昌外,敌军黄绍竑部还在寻邬一带地区,距会昌尚远。他们都负有阻击我军南移的任务。因决定以各个击破的策略,先行打击钱大钧部。

这一战役,是有“刘伯温”之称的参谋长刘伯诚第一次表现他的军事天才。他的作战计划是由贺龙的二十军任正面,叶挺的第十一军由右翼施行侧面包抄。但他却曾发生一个时间上不准确的失算。瑞金距会昌沿正面的大路行进,只九十华里,沿右翼的小路抄近,预计为一百一十里。因为小路的里程计算不精确,实际超过一百五十里。

因此,当贺龙部的周逸群师正面与敌军恶战而败退下来,任总预备队的贺部第一第二两师,不得不增援卷入战斗的时候,右翼的包抄部队竟还没有赶到战斗阵地。敌军因为在抑制了贺龙部之后,抽调正面部队以加强左翼力量,经过叶挺部竟日的恶战,才在会昌城附近将钱部击溃并占领会昌城,钱部乃狼狈败退会昌南面九十华里的筠门岭。我方也因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追击。

参加这次战役的陈赓,曾向我描述这一战役的经过。陈赓那时任参谋团的参谋,他曾向我指出,叶挺的第十一军和钱大钧部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

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甚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甚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厮杀, 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他有四人抬的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夫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

贺龙的部队纪律不太好,与叶挺的第十一军相处得不算融洽。第十一军的官兵们,暗中常要骂他们一 两句“土匪”。

因此,中共的要人们一面对贺龙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面又深恐因合作的不够圆满而发生甚么事故。甚至有人这么说:要注意啊!如果情势不好,贺龙是可以拖着他的部队干他原有生涯的!

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中共的要人们常到他的总部去,吃他一顿那时不易享受到的好东西,并且与他闲谈一阵,用意是设法影响他。我也是常到他总部中去的一个,常常在他那里吃饭谈天。

会昌战役以后,周恩来、周逸群俩人便提出了贺龙入党的问题。他们的理由是:贺龙自南昌暴动到会昌战役,都表现了真诚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这种要求,如果置之不理, 将引起他的不安。前敌委员会因而一致同意他们的提议。我军在会昌战役胜利后,集结瑞金附近一带休息的时候,贺龙的入党仪式便在瑞金举行了。

这次的仪式,是由我主持的。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则誓言愿一一遵守,努力作一个忠实党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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