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四级，是拿到本科学士学位的必过门槛。按一般规律，大家多在大二时通过，如果没过，大三、大四还有每年一次的机会，大学四年，一共四次机会。我们班那16位女同学，在大一那年就一次性全过了，提前斩获了这份“通关文牒”。到了大二，班上一多半的男生也过了。玩归玩，书还是要读的。
我呢？怎么一个情况？
学校有条规定：大学英语四级一旦通过，每个学期的英语考试成绩便可以一笔勾销。
包括补考。
正因如此，我对每个学期末的英语考试毫不在乎。大一上学期临近寒假的那场英语考试，我望着那如天书般的英语卷子，还有那呼呼欲睡的20分的听力题，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与其在考场里受煎熬，不如早点交卷得解脱。
于是，我成了那一年全校一年级一千多名新生里，第一个交卷的人。
当我潇洒起身出考场时，不仅自己教室里的监考老师，连一排走廊其他考场的老师，都惊异不已，侧目而视。
当然，考个26分，是不需要太多时间的。
一千个学生里的最低分。
如果没有英语补考这回事，那一年，我本可以成为哲学系大一的一等奖学金获得者。
因为拿了全江大田径运动会标枪的冠军，有非常大的加分。班上的16个女生，都获得了一二三等奖学金，男生却一个也没有。而我，作为男生里的“独苗”，就因为这不及格的英语，失去了评奖的资格。
当然，我无所谓，但有人有所谓了。
这个人，就是亲爱的赵老师，和他的夫人许老师。作为公共外语教研室的主任，夫妻搭档，共同教一个班的英语，结果考出了个全校最低分，这让他们颜面何存呢？
他俩从未批评或者嘲笑我。
而是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关心”和“爱护”我这个看起来吊儿郎当、桀骜不驯，内心却自傲自负的青年人。
书，我读了很杂很多。但是唯独不读教材课本。我看不上照本宣科。
有一次，我在教室里埋头看书，赵老师偶尔巡视过来，看见我正在看大学英语四级的单词表。他那高大的身影笼罩着我，锐利的目光扫过书页，然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对我说：“小肖，嗯，我看你再怎么看都没用。我肯定，你考过不了四级。”
我抬起头，很惊异。
这位老师，为何如此冷淡和漠然？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瞬间涌了上来。我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一定过得了，而且，一定会在大二的标准时间考过。”
他笑了，说：“如果你考过了英语四级，我请你吃饭。”
“好，赵老师，一言为定。如果我考不过，我请老师你吃饭！”
就此，师生二人，在过不过大学英语四级这件事上，打下了一个赌。
从那以后，我抽出一定量的课余时间，读大学英语四级的单词表。什么卷子也不做，什么题目也不练，就只背单词。
我的方法是，用一张纸蒙住英文单词后面的中文解释，看单词想中文；然后再反过来，蒙住中文释义，看中文说出对应的英文单词。只是读出来、念出来，不写，因为要写的话，难度就太大了。就这样，我用我的方式去实现目标。
结果，到了大二那年的夏天，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我考了68分。凭自己的真本事，考过了英语四级。
成绩出来后，我也没太当回事。我明白，老师当初是用那种方式在激励我这个好胜的学生。
有一天，我在校园里的路上溜达，赵老师迎面走了过来。他扬起那魁梧有力的手臂，热情洋溢地向我打招呼：“小肖！我请你吃饭！”
我看着老师那张布满笑容的面孔，连忙说：“不必了，老师，我知道您的好意，饭就不必吃了。过了四级，就是最好的奖励。”
他却连连摆手：“不不不，说了是要算数的！”他一把拉住我的手。他虽然只比我大个十来岁，但那有力的臂膀让我根本无法挣脱。
于是，我俩就在学校的林荫大道上，并排走着。我们一路聊起了他的大学，聊起了他的家乡，还聊起了他如何走上教学岗位。那一刻，我才真正了解到，他从大学开始到工作，对待英语，对待他的教学本职，是如此的热爱，如此的认真，让人心生敬慕。
我们走出校门，到了江大南路。他特意找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馆子。
我说：“老师，就我们两个人，不用搞这么高档吧？”
他说：“既然请客，那就按请客标准来。”
我俩入座，他不停地叫服务员，在菜单上点着大菜。他知道，我们这些青春学子整天吃食堂，肚子里是没有什么油水。
等端上五六个大菜，他竟然还点了啤酒。我心里暗暗在想，这位外表严肃的老师，怎么对我如此了解，又如此心照不宣？在哪里打听到我是好酒之人？
我俩频频举杯，聊着各种有趣的事情。我本就是个自来熟，发自内心地感谢他，同时也深深认可了这位外表严肃、精干利落的安徽汉子。
在我的人生中，有很多奇遇。
在江西农业大学的记忆里，小学三四年级时，我曾代表将军洲垦殖场子弟小学，参加南昌市的语文知识竞赛，拿了个奖。当时，农场里两位带队的其他班级老师，竟然在南昌县的滁槎镇，请我吃了人生中第一顿饭馆里的饭，那时还在兜里掏着粮票，数着现金。到了大学，依然有公共外语教研室的赵老师，给予我如此的盛情。
老师对学生的爱，像海洋一样深广。而学生，真的是，无论怎样铭记，无论怎样回报，都不能报答其万一。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个月宝宝每天需要喝多少奶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