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1996年9月我离开南昌、踏入上海交通大学校门，至今已近30年。然而每当夜深人静，或是在上海的车水马龙中偶然听到一句南昌乡音，那些关于洪都中学的记忆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清晰得仿佛就在昨日。
我是1990年9月踏入洪都中学校门的，直到1996年8月离开，整整六年的青春岁月，所有的成长记忆都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彼时，父母都是洪都机械厂的职工，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我们没有择校的概念，更没有如今“不能输在起跑线”的焦虑。洪都小学、长江小学的孩子们，顺理成章地升入洪都中学，大家都觉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那是个“不卷”的时代。寒暑假里，没有补习班，没有提前预习，只有一本薄薄的假期作业，三五天便能草草赶完。剩下的几十天光阴，便是真正的、彻底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我们像野草一样自由生长，除了翻读大量的闲书，就是在洪都家属区走街串巷，在洪都公园爬墙上树。彼时的我们，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也不知道未来的远方是在何处。
九十年代，是个体经济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婴儿潮入学的最高峰。洪都中学初中部一个年级便有十七八个班，每个班五十人上下，仅初中三个年级就有近三千名学生。每到上下学时分，校门口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真是热闹非凡。那时没有课外补课的风气，大家都靠课堂上的认真听讲和课后的自然消化。初中三年，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到学校和伙伴们一起玩耍。课间十分钟，女生们跳皮筋、踢毽子，脚尖翻飞，欢声笑语不绝于耳；男生们则在走廊里推推搡搡，打打闹闹，或者跑到操场上踢球，直到上课铃响才满头大汗地冲回座位。教室里的读书声，反倒成了这些热闹场面的背景音。如今想来，那真是一派人间烟火气，一种朴素而饱满的幸福感。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我有一点点天赋。初中的课程对我来说并不吃力，尤其是英语和语文。我从未提前学过任何内容，但英语成绩常常名列年级前茅。记得有一次考了年级第一，教英语的柴欣荣老师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脸上洋溢着掩不住的喜悦。她笑着表扬我，说自己的班上出了年级第一，她也觉得光彩。那一刻，我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语文也是我喜欢的科目，大概是因为记忆力尚可，背诵古文从不觉得为难。记得要背《黔之驴》的两段，班上好几个男生都愁眉苦脸，说实在背不出来，索性放弃，准备接受罚抄的命运。我不过多花了些工夫，便顺顺当当地背了下来，默写时也是下笔如有神。倒是数学，并非我的长项。初一伊始，成绩并不突出，时常因粗心大意而丢分。好在我后来认真听课，加上数学老师格外负责，我的成绩便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稳步提升，到中考时几乎拿了满分。
这里，我要特别说说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徐静梅老师。徐老师教数学真可谓“炉火纯青”，她讲题目条分缕析，清晰明白，板书工工整整，一笔一划都透着严谨。画几何图形时，更是信手拈来，线条笔直，圆润规整，让人一看便豁然开朗。那时我虽然当班长，却并不老练，对很多事情其实懵懵懂懂。徐老师生得美丽，性格温柔，看到调皮捣蛋的孩子会微微皱眉，却从不厉声呵斥，总是耐心地教导。班长的职责之一是维持自习课纪律。可男生们正是“少年意气”的年纪，教室里常常喧闹得像菜市场。我那时太过年少，处理方式有时过激，竟把一个男生训斥得哭了起来。他跑去向徐老师告状，我心里忐忑不安，以为要挨批评。谁知徐老师非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很维护我。那时我不懂事，后来年岁渐长，才慢慢体会到徐老师是真心对我好，她在用她的方式保护着那个还不够成熟的小班长。
最让我难忘的，是徐老师家中突遭变故的那段日子。她的儿子因意外坠落住院治疗，徐老师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去医院陪护。可她依然坚持每天准时出现在教室里，没有请过一天假。只是我们都能感觉到她的疲惫，她的眼睛常常红红的，嗓音也有些沙哑。说来奇怪，那段时间自习课上，平日里最吵闹的男生们竟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我看向那些调皮的男生，他们低着头写作业，偶尔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些看似没心没肺的少年，其实心里什么都懂。他们用沉默表达着对老师的敬爱与心疼。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初中时还有一位历史老师，让我至今念念不忘。张锡忠老师个头不高，五十多岁，身材敦实，貌不惊人，可一站上讲台，便仿佛换了个人。他的历史课，活脱脱就是单田芳的评书现场。“话说……”他声如洪钟，抑扬顿挫，讲到精彩处，还会拍一下讲台，仿佛惊堂木一般。我们听得如痴如醉，连班上最调皮的男生也瞪大了眼睛，生怕漏掉一个字。虽然考试内容与他的讲课方式并不完全匹配，但他用自己的授课方式，给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种下了一颗热爱历史的种子。就是初中开始，我每天听单田芳的评书，《三侠五义》里的展昭、白玉堂，快意恩仇，侠肝义胆，让我从此爱上了武侠。
与初中时代的无忧无虑相比，高中便显得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了。经过中考的筛选，班上的同学个个实力不俗，大家的目标明确而直接——高考。竞争的气氛弥漫在每一个角落，快乐便打了折扣。所以，我最怀念的，终究是初中那段“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光。那时的我们，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熬红的双眼，有的只是课间的嬉笑打闹，球场上的挥汗如雨，还有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和同学们纯真的笑脸。
如今，我生活在上海，每次回到南昌，都要去洪都中学看一看。站在校门口，看着那熟悉的教学楼，仿佛还能看见当年的自己背着书包匆匆走进校门；走过走廊，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笑声和吵闹声在耳边回响；透过窗户，仿佛还能看见徐老师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板书，柴老师在办公室里欣慰地笑着，那位“单田芳”式的历史老师正讲到精彩处，猛拍一下讲台……
时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当年的少年已人到中年，洪都中学也迎来了七十周年华诞。这三十年，我在上海交大读完了本硕博，曾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也由教育部派出、中国国家留基委资助去英国卡迪夫大学访学，如今是双肩挑校级干部在上海交大从事管理和教师工作，在学校党委办公室、团委、工会等部门都深度历练，获得很多省部级和校级奖励。我还发挥个人特长，在上海交大报开设《梦启交大》专栏，今年4月上海交大建校130周年我也是校庆专刊的主编，深度参与《半小时爱上上海交通大学》《视界交大》等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在我心里，与洪都中学的缘分，虽只有短短六年，却足以温暖我的一生。那些回不去的少年时光，那些年的老师和同学，那些路旁的香樟树，都化作了记忆深处最柔软的角落。每当我疲惫时、迷茫时，便会回到那里，回到那个没有内卷、没有焦虑、只有纯粹快乐和天然成长的时代，汲取一点力量，然后继续前行。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校洪都中学，献给那些年的老师与同学们，献给那段永远回不去、也永远不会忘记的少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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