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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佳对“赣州保卫战”之惨烈描写

2026-02-11 17:25:40

--文/杨心乐--

沈佳在《虔南语》中对赣州保卫战的记载，以其对战争细节的冷峻描摹与人物命运的深切观照，展现了这场南明抗清史上标志性战役的惨烈图景。这场历时一年零六个月、调动赣粤闽滇桂湘六省军队的攻防战，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殊死较量，更是人性光辉与时代悲剧的集中爆发，其惨烈程度在明末清初的战乱记载中堪称典型。

赣州作为南明隆武政权在江西的最后屏障，其地理位置决定了战争的残酷性。沈佳在补述中详细记载了清军采用“铁壁合围”战术，以数十万兵力将赣州城层层包裹，城内军民陷入“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绝境。清军以红衣大炮轰击城墙，“砖石纷飞，尸积如丘”，守城士兵“以血肉补城墙之缺”，杨廷麟组织的“巷战突击队”全员战死，连文人出身的黎遂球也提剑守西门，中箭后“犹倚门骂贼”。

围城八月后，城内“米价踊贵至白金一两易米一升”，军民“掘鼠罗雀，继以草根树皮”，最终出现“父子相啖”的惨状。沈佳特别记录了万元吉之妻“尽焚首饰充军饷，后自缢于府衙，曰‘勿以我尸累将士’”，折射出战争对伦理秩序的毁灭性冲击。郭维经率闽浙义军驰援时，在雩都遭遇清军伏击，“尸横五十里，赣江为之不流”；黎遂球所部广东义军突破封锁时，被清军“诱入山谷，火攻之，死者七千余人”，这些六省援军的溃败使赣州彻底沦为孤城，加剧了城内的绝望氛围。

沈佳以“遗民修史”的立场，着重刻画了在极端环境下，守城者从希望到绝望的心理嬗变，以及最终“杀身成仁”的精神抉择。初期军民“同仇敌忾，誓与赣州共存亡”，但随着围城日久，城内出现“士兵哗变抢粮”“百姓夜缒城降清”等现象。彭期生在日记中写道：“昔日邻里相扶，今则目若寇仇”，沈佳摘录此句时特意批注“乱世之人性，非独恶也，求生之本能耳”，展现了超越忠奸二元论的历史悲悯。七位核心人物的结局构成惨烈的群像：杨廷麟投水前“整衣冠北向三叩首”；万元吉自缢时“手握《正气歌》手稿”；彭期生“冠带赴水，水浅不得死，乃匍匐至城墙缺口，跃入火中”。沈佳详细记录了他们临终前的言行，如姚奇胤痛斥清军“汝等今日得赣州，百年后难逃青史口诛”，将个体的死亡升华为文化气节的坚守。相较于士大夫的慷慨赴死，普通民众的苦难更显沉重。沈佳记载“妇女多自沉于章江，尸蔽江而下”，守城士兵“多为流民所充，家破人亡，犹战至最后一息”。这种“无名者的牺牲”构成了惨烈图景的底色，却常为传统史书所忽略。

1. 杨廷麟（1596–1646），明末文学家、抗清将领，江西清江人。南明隆武朝任兵部尚书，督师赣州，坚守孤城近一年，城破后投水殉国。其事迹是《虔南语》的核心内容，沈佳在补述中详细记载了他组织义军、筹措粮饷及与清军的多次激战。
2. 万元吉（1603–1646），与杨廷麟并称“赣南双忠”，任南明兵部右侍郎，协助杨廷麟守赣州，城破后自缢身亡。《虔南语》中特别记录了他与杨廷麟在军事策略上的配合，以及城破前“誓与赣州共存亡”的誓言。
3. 郭维经（1588–1646），江西吉安龙泉人，南明吏、兵二部尚书，率闽浙义军驰援赣州，与清军决战于雩都（今于都），兵败后自焚殉国。沈佳在补述中强调其“以文臣督师，勇赴国难”的气节。
4. 彭期生（？–1646），浙江海盐人，任南明佥都御史，守赣州城西门，城破后投水死。《虔南语》记载其“身先士卒，面中三矢仍死守”的细节，凸显其忠勇。
5. 杨文荐（？–1646），杨廷麟养子，随父守赣州，城破后与父同死。沈佳补述中特别记载其“年少从军，未尝退缩”，体现忠义家风。
6. 姚奇胤（？–1646），浙江钱塘人，南明兵科给事中，赣州城破后拒降被杀。《虔南语》中记载其死前痛斥清军“犬羊之辈”，彰显文人风骨。
7. 黎遂球（1602–1646），广东番禺人，明末诗人、抗清义士，率“西园诗社”义军北上援赣，中箭阵亡。沈佳在补述中引用其绝命诗“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凸显其文人与战士的双重身份。

赣州保卫战的惨烈，在沈佳笔下不仅是军事失败的记录，更是“明亡之痛”的隐喻，沈佳通过渲染战争的残酷，凸显七君子“于绝望中守道义”的价值。如杨文荐作为杨廷麟养子，年仅十九岁却“持枪巷战，杀清兵三人后力竭被擒，凌迟时骂不绝口”，其形象被塑造为“少年忠义”的典范，成为后世儒家教育的素材。清军破城后“屠城三日，死者二十余万”，沈佳特意标注“赣州之民，十不存一”，并将清军暴行与七君子的忠义对比，暗含“华夷之辨”的遗民思想。这种叙事既是对清廷“天命所归”合法性的质疑，也是对南明“正统性”的悲情捍卫。沈佳在补述中坦言“每闻父老言赣州事，未尝不泣下沾襟”，其记载保留了大量民间记忆，如“赣州老妇埋儿骨于城墙下，曰‘待官军复城时，勿使儿魂失所’”，这些细节使历史叙事超越政治层面，成为民族创伤记忆的载体。

将赣州保卫战置于明末清初战乱史中，其惨烈程度具有其特殊性。赣州保卫战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相比存在差异，后者是清军征服后的报复性屠杀，而赣州保卫战是南明有组织的长期抵抗，其惨烈源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沈佳记载“守城者多为儒生、士绅、百姓，非职业军人”，更凸显其悲壮性。两方军事技术方面存在代差的悲剧，清军的红衣大炮对传统城防的碾压，使守城方付出百倍代价。沈佳记载“一炮轰塌西门城楼，压死军民三百余人”，反映出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过渡中战争形态的残酷变革。赣州破城后，隆武政权旋即覆灭，沈佳将此战称为“明室最后的血性”，其惨烈不仅是一城一地的陷落，更是一个王朝精神支柱的崩塌。

沈佳在《虔南语》中以“补述”为名，实则完成了对一场失败战争的史诗性书写。他既记录了“尸山血海”的视觉惨烈，更深入挖掘了战争对人性、伦理、文化的摧残与重塑。赣州保卫战的惨烈，在历史长河中已超越军事冲突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面对绝境时“忠义精神”的象征符号，而沈佳的文字，则为这种精神提供了最真实也最沉痛的注脚。（杨心乐撰於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