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理学渊源深厚。明代江西进贤县曾涌现出不少饱学之士，如正德十二年状元舒芬、明末兵部尚书熊明遇等，皆载诸史册，为后人所熟知。然而，在波谲云诡的嘉靖“大礼议”时期，同为进贤籍的处士陈云章虽曾活跃于政坛与学界，其事迹却鲜为人知，乃至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在步入仕途之前，作为生员（县学生）的陈云章在地方上曾是一个积极兴办书院的人。据载，早在正德七年（1512），陈云章便与时任江西提学副使的著名文学家李梦阳，以及进贤教谕黄懿、训导谈一凤等人，共同参与了地方书院的营建工作。建院的过程颇具戏剧性：众人原本打算将南岳庙（一作东岳庙）改建为书院，后经福胜寺僧人的请求，最终决定将位于“进贤县学背”的福胜寺改建为钟陵书院，而将南岳庙换作福胜寺。在此过程中，知县赵汉、王纪亦出力促成了其事。
事成之后，李梦阳亲自作《钟陵书院记》（即《空洞集》中所收之〈钟陵书院碑〉）勒石纪念。他在记文中追溯了书院得名之由：“夫进贤者，故南昌钟陵镇也，割为县，称钟陵书院”。同时，由于理学宗师周敦颐曾任职南昌，书院内还专门设祠祭祀。李梦阳在文中深刻阐明了地方设学的宗旨：“郡邑之设学也，所以规贤也……建之以庙，贤圣毕集，标之趋也；朝钟暮鼓，课艺程能严惰纵也”（引文亦见李梦阳：《空洞集》卷42，〈钟陵书院碑〉，页313；温江斌著：《南昌书院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页130）。
陈云章在当时地方上很有文名（(清)许应鑅修：《(同治)南昌府志》，卷四十四称其“学问淹博，著述甚富”，页33b）。也正是因为他早年参与修建书院、尊崇周敦颐等理学先贤的活动，后人修地方志才会特意称其“坚志理学”。
凭借出色的学识，陈云章在很早的时候就与理学名家湛若水相识。嘉靖二年，他与湛若水有一番关于“钝与利”的讨论，后来还特意以“钝斋”作为自己的别号（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26，《钝斋记》，页24—25）。两人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学术与政治友谊。
陈云章原为福建连城县学训导，后被世宗提升为建宁府教授（《明世宗实录》卷60，嘉靖五年正月乙巳，页1415），继而又被提升为国子监博士（《明世宗实录》卷89，嘉靖七年六月癸丑，页2042）。随后，他又在霍韬（广东南海人，因在“大礼议”中极力迎合世宗而骤极显贵，后官至礼部尚书）的举荐下升任太仆寺寺丞。因在大礼议中表现活跃，陈云章一度颇受世宗重视。
然而，作为正统读书人，陈云章对日益专制的世宗存在担忧，试图通过进书来规劝君主、并在世宗面前进一步表现自己，却最终招致祸端。嘉靖八年三月，太仆寺寺丞陈云章进书，名为《传疏六帙》，内容有《大学疑》、《中庸疑》、《夜思录》（注：后世方志将《夜思录》称为其代表作，见詹宣猷修：《(民国)建瓯县志》，卷二十九，页24a）。嘉靖皇帝认为《大学》、《中庸》、《经传》先儒已有定论，祖宗已表章颁示天下，随之下旨斥责：（陈）云章辄敢剽窃谬言，淆乱经传，何狂诞若此，所进书《传疏》礼部姑收着，《大学疑》、《中庸疑》、《夜思录》即燬之，有踵此者罪毋赦（《明世宗实录》卷99，嘉靖八年三月甲子，页2357）。
紧接着在嘉靖九年的“孔庙祀典”争论中，陈云章再次由于反驳世宗，被贬谪为黄州府通判。在他离京去黄州的路上，好友湛若水满怀惋惜，为其写诗送别：
钝斋吾老友，十载拜床下。抱材恒不售，时已有定价。叫阍论大礼，不肯诸公亚。三迁及仆丞，一疏落别驾。执经睨黄梅，且莫易呵骂。无住生尔心，可达圣仁舍。——（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42，页12）
在这首诗中，湛若水不仅表达了对陈云章因“一疏”而落魄贬官的惋惜，更隐隐透出两人同病相怜的怀才不遇之感。陈云章与同时期的林希元（福建同安人，明代程朱理学“闽学”名家，以刚直敢言著称）都是饱读诗书、在地方享有盛名的文人，他们虽在“大礼议”前期因支持世宗而得升迁，但无奈其进献之书皆不为世宗所喜。世宗素不喜臣下及民间的异见，为了维护明廷对官学的绝对权威，陈、林二人饱受打压，最后双双走向郁郁而终的结局。
与陈云章献书所受的打压如出一辙，湛若水也饱受皇权的严厉压制。嘉靖十五年十月，湛若水再度献书《二礼经传测》。但对于他此次献书，世宗没有留任何情面，直接予以斥责。据《明世宗宝训》载，这是时任礼部尚书夏言从中挑唆的结果：
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进所纂《二礼经传测》，礼部尚书夏言云：其立论以曲礼为先，似与孔子戾，但好学不倦宜加奖。上曰：既戾孔子之言，何以传后，罢其书不省。（《明世宗宝训》卷5，页458。）
至此，湛若水彻底失去了世宗的信任。政敌严嵩更趁机将其学问斥为“伪学”，称湛若水之学“体认天理，又暗宗守仁之说，变其词以号召喜名之士，其实乃私附之也”，并进一步剖析攻击：
若水之学盖与先尚书王守仁并立争长，以鸣于世……若若水者，则一迂腐之儒，其才不足以济用，其学不足以达权；听其言则是，稽其行则大非也，伏望皇上洞察若水偏颇之学滥鄙邪诈之行，俯赐罢归或致仕以示惩创。（严嵩，《南宫奏议》卷20，〈请禁私剏书院〉，页13b—14a）
由于学问被世宗斥为伪学，湛若水死后未能得到应有的恤典。直到隆庆年间，高仪才上疏为湛若水等人抱不平，要求明廷赐予恤典（高仪，《高文端公奏议》卷5，〈查覈恤典疏〉，页18—29a）。这也标志着明中期以来士人献书以劝诫皇帝的活动，在专制皇权面前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陈云章的一生，是明代中后期理学士子在皇权日益膨胀下命运的真实缩影。从早期在家乡热心复建钟陵书院、潜心学术，到因“大礼议”迎合帝意而骤然升迁，再到最终因屡次献书触怒龙颜而身遭贬斥，陈云章的仕途起伏深刻反映了嘉靖朝政治与思想气候的变幻莫测。他与林希元、湛若水等饱学之士的遭遇惊人相似：他们本怀着正统读书人“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试图通过献书规劝、引导君主，却不可避免地与专制独裁的嘉靖皇帝发生激烈碰撞。世宗对异见的严厉打压和对官学权威的绝对维护，不仅令陈云章、林希元等人郁郁而终，也宣告了士人企图通过献书劝诫皇帝这一政治参与路径的断绝。尽管严嵩等人逢迎上意将湛若水的学说斥为“伪学”，陈云章的心血之作也惨遭毁禁，但隆庆年间高仪等人为其鸣不平的呼声，证明了士林之中公道尚存。陈云章等人在皇权倾轧下所展现出的学术坚守与政治忧思，至今仍是明代士大夫精神史中一段值得铭记的悲壮余响。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