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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拾轶事珠玉|传承名人风范
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席卷江南西路。作为路治所在的洪州(今南昌),城内街巷萧条,军民病倒者十之七八,贫病交加的百姓无家可归,哀鸿遍野。就在这座古城濒临绝境之际,一位年过半百的文人奉调而至,他便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刚就任洪州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的曾巩。彼时57岁的曾巩,一生以文名传世,却在南昌留下了一段超越文学范畴的传奇——他以“民本为核、科学施策、全域统筹”的治理智慧,打响了中国古代公共卫生史上一次教科书式的抗疫之战。▲曾巩画像曾巩,字子固,江西南丰人,生于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出身南丰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均为进士。曾巩自幼聪慧,十二岁作《六论》,二十岁入太学,得到欧阳修赏识,声名鹊起。但因为擅长古文策论,轻于应举时文,屡试不第。北宋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会试,革新文风,以古文、策论取士。三十九岁的曾巩与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妹夫王无咎、王幾六人全部考上进士,轰动朝野。曾巩结束了多年的科考困顿,从此踏入仕途,历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等职。曾巩为官清廉,体恤民情,任太平州司法参军期间,明习律令,量刑公正,闻名一方。在越州任上也有“蠲免积税、开仓放粮”的善政,深得百姓爱戴。然而曾巩长年在外任职,母亲朱氏夫人却在饶州(今江西鄱阳)由弟弟曾布奉养。为了奉养母亲,方便和弟弟互相探视,。曾巩多次上书朝廷,请求调任江西“近乡养亲”。熙宁八年(1075年),朝廷终于应允,任命他为洪州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对于曾巩而言,洪州并非陌生之地——这里是江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赣江穿城而过,既是交通枢纽,也是文脉重地。他满怀憧憬赴任,渴望在故土实现自己的治政理想,却未曾想,等待他的不是太平盛世的政务,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宋史・五行志》记载,熙宁九年正月,“江南西路疫”,这场瘟疫并非局部灾害,而是波及整个江西的大规模传染病。当时的洪州城,人口密集,街巷狭窄,卫生条件简陋,瘟疫传播速度极快。更棘手的是,当时恰逢朝廷调遣大军过境洪州,远征安南(今越南北部),军队的大规模流动不仅增加了防疫难度,也让粮食、医药等物资的供应雪上加霜。面对“大疫+大军过境”的双重压力,这位以文名著称的知州,没有慌乱,更没有单纯地采取“祭祀祈福”等迷信手段,而是以务实的态度、系统的思维,制定了一套涵盖“预防、救治、保障、考核”的完整抗疫策略,这套策略看似朴素,却蕴含着现代公共卫生治理的核心逻辑,也是中国古代抗疫的典范。疫情暴发后,曾巩首先意识到,“防”比“治”更重要。他下令在洪州全境构建“州—县—镇—亭传”四级防疫网络,要求各级行政单位必须储备充足的防疫药材,免费发放给患病民众。所谓“亭传”,即古代的馆驿,是人员流动的关键节点,在这些地方储药,相当于在交通要道设置了“防疫关卡”,既能及时救治过往旅客,也能阻断瘟疫通过商旅传播。这一举措确保了“村村有药、处处可及”,让普通百姓即便身处偏远乡镇,也能及时获得救治,有效遏制了瘟疫向农村蔓延的势头。曾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自州至县,凡有疾者,皆得就药,无有远近之隔”,正是对这一措施的生动写照。在现代防疫中,集中隔离是阻断传染病传播的关键手段,而这一理念,曾巩在九百年前便已实践。
面对疫情,曾巩下令将洪州城内闲置的官署、衙门空房、驿馆全部腾出,改造为临时“病坊”,也就是古代的 “方舱医院”,专门收治无力自养、无家可归的病患。
这些病坊不仅收纳平民,也包括染病的士兵。当时过境的大军中,不少士兵感染瘟疫,若放任其自行安置,极易造成军营内的大规模传播。曾巩果断决定,将患病士兵与平民一同收治于病坊,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治疗。
这种“应收尽收、应隔尽隔”的做法,彻底切断了疫情的传播链条,为控制疫情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古代,瘟疫爆发后,许多百姓并非死于疫病本身,而是死于贫困与饥饿。曾巩深知这一点,因此提出“疗其疾,养其身”的救助理念,由官府全额承担病患的饮食、衣被、卧具、医药等所有费用。他动用洪州府库的钱粮,为病坊采购生活物资,确保病患“每日有食,寒有衣穿”,避免“病上加饿” 的悲剧发生。
对于贫困家庭中无人照料的病患,以及对于治愈后无家可归的孤儿、老人,官府也为他们将继续提供生活保障。这种“全包式”救助,体现了曾巩“以民为本” 的执政理念,也让百姓感受到了官府的温暖。
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记载:“民若军士不能自养者,以官舍舍之,资其食饮衣衾之具,以库钱佐其费”,正是对这一善政的真实记录。
为确保医疗救治的质量,曾巩建立了严格的医疗责任制。他要求州府中的官医分片驻诊于各个病坊,并且详细记录每位病患的症状、用药情况、治愈或死亡结果。
更具开创性的是,曾巩将医者的救治效果与绩效考核挂钩,“记其全失多寡,以为殿最”——治愈人数多者为 “最”(上等),可获嘉奖;死亡人数多者为 “殿”(下等),将受处分。
这种 “奖勤罚懒” 的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医者的积极性,避免了“敷衍了事”“消极治疗”的情况发生。在严格的考核制度下,救治效率大幅提升,许多危重病患得以转危为安。
曾巩的洪州抗疫,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显著成效,让“民赖以生”,成功扑灭了肆虐的瘟疫,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他的“抗疫四策” 既是古代公共卫生治理的典范,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民为邦本”“求真务实” 的核心价值。
对于南昌而言,曾巩的洪州抗疫也是这座城市历史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曾巩用自己的行动,为南昌这座 “英雄城” 增添了人文温度,成为彰显南昌城市“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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