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的起点 鲜明的路标
——为何南昌起义意义被低估
周根保
每年八一，当我们用“第一枪”“伟大开端”“军旗升起的地方”这些词语来纪念南昌起义时，一个重要的历史追问常常被搁置在一边：那两万五千人的大军为何在短短两个月内溃不成军？那八百人的火种何以最终燎原？这背后蕴含的，恰恰是南昌起义最深刻却被长期低估的历史逻辑。细读历史方知：南昌起义的伟大，正在于它以鲜血为代价昭示后人——中国革命不能简单照搬俄国模式，中国的道路，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出来。。
我们习惯把南昌起义看作一个历史“符号”，一座供人瞻仰的“丰碑”。这种符号化的解读固然有其价值，但它往往遮蔽了起义内部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历史面相。如果我们从北京大学教授杨奎松“不要用简单的是非善恶来判断过去和现实”“我们不能代替历史人物思考”的史学主张出发[1]，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南昌起义的历史功勋，远比教科书和符号化的表述要深刻得多。
杨奎松是“目前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革命史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2]。他的研究路径以发掘新档案史料、重构历史真相为特征，“能抛开历史是非，以可靠的材料说话”[3]。他主张“从常情、常理、常识的角度，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历史事件[1]。这种“有温度的理性”，为我们重新思考南昌起义的意义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方法论坐标。
一、不止于“一声枪响”：南昌起义的“首义”之功被符号化了，而非被高估了
争论南昌起义的意义是否被低估，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它被我们当成了什么？
坦率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昌起义在公众话语中被简化为一个道德符号和政治象征——“第一枪”和“军旗升起的地方”。这个符号固然伟大，但它把一场复杂的历史行动浓缩成了几个标签。符号的意义是有限的，如果止步于此，我们可能忽略了南昌起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乃至中国革命道路探索最深层的奠基性贡献。
我们通常说南昌起义的意义在于“打响了第一枪”，但这“第一枪”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有三个“伟大事件”的定位：“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4]如果我们把这三个“伟大事件”嵌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解读，符号背后的分量就立刻显现了。
第一，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迈出的第一步。1927年春夏，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白色恐怖蔓延。据不完全统计，从“四一二”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5]。更致命的是，共产国际在关键时刻泼了冷水，苏联顾问撤离、经费断供，甚至有“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的指示[6]。在这种绝望的境地下，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果断决策，于8月1日毅然发动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脱离共产国际的指挥棒、独立自主作出重大军事决策。在中国革命史上，这次“独立”的意义，绝不亚于1949年的开国大典。
第二，它宣告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理念走向实践。大革命失败的根本教训是什么？是手握群众运动却没有枪杆子。周恩来早在1926年就说过：“民众运动，若无武力保护，终归于无。”[7]南昌起义就是这句话的注脚——从这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开始用自己的枪杆子捍卫工农的利益。朱德那句“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8]，不是一句诗，而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凝练。
第三，它统一了全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南昌起义之前，党内关于“打还是不打”的争论非常激烈，妥协退让的声音不小。起义的成功发动和随后持续的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的斗志，助推了八七会议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的确立。正如李维汉后来所言：“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最初尝试，它的可贵之处，就是打响了第一枪，向全党指明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9]
杨奎松的研究告诉我们，历史选择的背后有诸多偶然与必然的交织。南昌起义的发生，既有血与火的逼迫，也有决策者在极端困境中“不得不为”的历史抉择[10]。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曲折和失败，就降低对这“第一枪”的历史价值评价；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挖掘它在党和军队历史上的真实坐标。
二、一场昂贵的“试错”：南昌起义最大的功勋，恰恰藏在其“失败”之中
南昌起义中一个被长久忽略却又极其关键的价值维度——南昌起义的意义不在于其“速胜”，而在于它用两万五千人的巨大代价，印证了“城市中心论”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南昌起义爆发后，按照当时党中央的方针：南下广东，占领海口，取得苏联援助，重新北伐。这个计划在当时几乎所有“英明有才智”的人眼中都是唯一正确的——李立三赞成、周恩来赞成、贺龙赞成、叶挺赞成、刘伯承赞成。但这恰恰是问题的核心：南下广东的战略是一次典型的“城市中心论”实践[11]。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起义军从南昌出发，一路遭受缺粮、逃跑、分散的困扰，最终在汤坑、三河坝等地遭遇重创，两万五千人的队伍几乎溃散。短短两个月，这支队伍从巅峰跌入谷底。李立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水，以故兵士病员极多，沿途倒毙者比比皆是。”[12]汤坑之战后，当地百姓收埋烈士遗骸一千二百五十具[13]。
历史上，我们常常把南昌起义与“失败”二字捆绑在一起，因而弱化了对它真正的战略贡献的认识。但如果换个视角，正是这种“惨败”，给了中国共产党最昂贵的战略“学费”。
杨奎松在《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中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推行俄国的苏维埃革命模式，很快就遇到了中国政治、经济以及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到广州暴动，一次次武装暴动的失败，清楚地证明了在中国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就能掀起全国革命的形势。所有保留了革命火种的地方，几乎都是远离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偏僻乡村。”[14]
这段话点明了一个关键问题：南昌起义的“失败”，不是某个决策的偶然失误，而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下效仿苏联革命模式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南昌起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城市中心论”这个战略方向本身就错了。而认识到这一点，恰恰是南昌起义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正因为有了南昌起义及其后续南下行动的失败，毛泽东、朱德等人才深刻反思：在中国这样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革命不能走苏联的老路。于是，从井冈山到瑞金，从延安到西柏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逐渐形成。这一转折的起点，正是南昌起义在血与火中撞上的那堵“南墙”。
这种转变绝非一朝一夕。杨奎松曾用“中间地带”的概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外部制约：中国革命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寻求出路的“中间地带”革命[10]。在这个格局下，依赖外援的城市暴动模式被现实反复证伪，唯有立足本土、扎根农村，才能找到生路。正如有分析所指出的：“既然城里待不下去，外援又靠不住，那就切断依赖，去农村找老百姓的力量。独立自主不是一种情怀，而是在外援撤资后，为了活命必须长出来的骨头。”[15]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昌起义的失败，不是革命道路的终结，而是一次昂贵的“试错”——它用两万五千人的代价，证明了哪条路走不通，从而为后来者标出了“此路不通”的红线。这种“失败的智慧”，才是南昌起义最被低估的历史财富。
三、从“发端”到“定型”：南昌起义余部锻造了人民军队的灵魂
如果说前两层论述的是“战略方向”的转折意义，那么还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维度是“军队建设”层面的独创性贡献。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的判断往往是带着“失败论”色彩的，但如果我们把视野延伸到1928年，就会发现：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决不能只看前两个月，要看后八个月。
三河坝失利后，朱德带着剩下不到千人的队伍退到赣南天心圩。陈毅后来回忆那段至暗时刻：“像七十三团这样坚强、这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民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思打仗。”[16]
在天心圩河滩上，朱德站在一块大石头上说了一席话：“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够成功。我们现在就像这山里的火种。风可以把火吹灭，也可以把火吹旺。只要我们这些人不散，总有一天，这把火会烧遍全中国。”[17]
这场讲话稳住了人心，但朱德没有止步于此。他接着做了一件比说话更难的事——在没有上级指导、没有充足资源的情况下，对这支濒临崩溃的部队进行了系统性改造，这就是党史军史上著名的“赣南三整”[18]。
天心圩整顿思想——确立了“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和“革命必须自愿”的政治纲领，把信仰的种子种进每一个人的心里。
大余整编组织——发生了士兵抢劫当铺的违纪事件后，朱德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当场枪决三名违纪分子，同时把党、团员平均分配到各连队，在连一级设立指导员，撤销已成空架子的军、师、团建制，把自愿留下的八百多人合编成一个纵队[19]。
上堡整训军事——朱德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从正规战转向游击战，提出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的新战术，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式战斗队形，亲自编写教材，亲自上课[20]。
肖克曾评价：“就本质意义上，大余整编与三湾整编是同一意义。朱德在大余整顿中，已经把党、团员平均分配到了各单位，在连队设立了指导员，这是后来‘支部建在连上’的先声。”[2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4]他在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时还特别指出：朱德“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行‘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全面领导”[22]。
这个“发端”二字，分量极重。如果说“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完成的伟大创造，那么它的理论雏形和实践先声，恰恰是在朱德带领南昌起义余部进行的“赣南三整”中萌发的。
“赣南三整”之后，朱德又带领这支队伍发动了湘南暴动，在湘粤两省二十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参加民众上百万人，队伍从八百余人迅速发展至一万两千余人[23]。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第一次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实践。朱德后来回忆说，从湘南起义开始，“我们就转入了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24]。
1928年4月28日，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25]。从南昌城头到井冈山，这条路走了八个月。两万五千人变成了八百人，又从八百人发展成一万两千人。这支队伍经历了从溃败到重生的完整循环。它用八个月的流血与奔走，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战场（农村），属于自己的打法（游击战），属于自己的力量源泉（农民）。这就是南昌起义余部对于中国革命最核心的贡献。
四、科学评价：南昌起义的意义为什么被低估？
综上所述，南昌起义的意义之所以被低估，症结在于我们习惯用“成功”或“失败”的简单二元框架来衡量复杂的历史事件，用符号化的方式代替了具体的历史分析。
杨奎松的史学立场告诉我们：历史评价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定性，而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综合判断[1]。对南昌起义的真实评价，应当回到1927年的特定历史节点。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下，周恩来、贺龙等人做出南下广东的决策，并非源于个人的昏聩或无能，而是源于那个时代历史认知的局限。李维汉的反思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南昌起义从暴动成功到潮汕失败……当时的中央左得很，仅仅根据起义受了挫折，就指责这个那个没有做好，并且加以处分，这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是不符合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的。”[9]这种敢于向教条主义宣战的勇气，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慨。
如果我们用杨奎松倡导的“不能代替历史人物思考”的方法论来审视南昌起义[1]，我们就必须承认：南昌起义不仅是一个光辉的“起点”，更是一个深刻的“路标”。它的伟大，不在于它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它用巨大的牺牲换来了战略方向的根本修正；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打响“第一枪”时的勇敢，更在于绝境中没有倒下，而是锻造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铁军。
五、南昌起义精神的当代价值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南昌起义已过去近百年，但它所蕴含的精神力量，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
第一，独立自主的精神。 南昌起义是在共产国际不赞成、苏联顾问撤离、经费断供的极端困境中，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作出的重大军事决策。这种“不靠天、不靠地、靠自己的骨头长肉”的精神，对于今天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突破外部封锁与遏制，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无论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还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永远是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第二，敢于破局的勇气。1927年的中国，白色恐怖笼罩，革命跌入谷底。在“敢不敢革命”“要不要斗争”的犹豫中，南昌起义的领导者用行动给出了答案：绝境中唯有破局，才能求生。今天，我们面临的改革发展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同样需要这种“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的勇气。南昌起义告诉我们：越是困难，越要敢于打出自己的“第一枪”。
第三，从失败中学习的智慧。 南昌起义用两万五千人的代价证明了“城市中心论”走不通，转而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这种“失败中开新路”的辩证法，对于任何事业都具有普遍意义。失败不是终点，而是修正航向的路标。当代的创新、改革、探索，同样不可能一帆风顺；南昌起义的启示是：真正的成功者，不是从不失败的人，而是能从失败中提炼出正确道路的人。
第四，铁一般的纪律与信仰。 赣南三整中，朱德枪决三名违纪士兵、严明军纪，同时用信仰稳住人心。这支部队之所以能从八百人燎原到百万大军，靠的不是人数，而是铁一般的纪律和不可动摇的信仰。在今天，无论是国家治理、军队建设还是社会运行，纪律与信仰仍然是凝聚力量、战胜困难的根本保障。
第五，火种不灭的韧性。天心圩上，朱德说：“只要我们这些人不散，总有一天，这把火会烧遍全中国。”这种在至暗时刻仍然坚信未来的韧性，是南昌起义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同样需要这种“火种思维”——只要核心力量还在，只要信仰还在，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南昌起义，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回望，而是为了从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行的精神动力。南昌起义的火种，早已烧遍全中国；而它的精神，依然照耀着我们今天的道路。
结语
那些把青春与生命定格在南昌城头、定格在南下途中、定格在天心圩寒夜里的年轻人，不是书本里扁平化的英雄符号。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从不失败，而是因为他们失败之后没有倒下。
在这支队伍最绝望、最接近散伙的时刻，在天心圩的河滩上，朱德对那八百个人说：“只要我们这些人不散，总有一天，这把火会烧遍全中国。”
历史，终究没有辜负这句话。
注释
[1] 杨奎松：《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杨奎松在该书中反复强调“不能代替历史人物思考”的方法论原则，主张“从常情、常理、常识的角度，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历史事件。
[2] 参见《南方人物周刊》对杨奎松的专访报道，以及学术界对其在中国共产革命史研究领域地位的普遍评价。
[3] 杨奎松研究路径的特点，参见《“中间地带”的革命》自序及学界相关评述。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7年8月1日。三个“伟大事件”的定位是迄今为止对南昌起义最高规格的历史评价。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这一统计数据反映了1927年白色恐怖的惨烈程度。
[6] 关于共产国际的态度，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190页。电报原文大意：“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指南昌起义）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办法）是让（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关键在后半句：“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即加伦将军）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的军事工作人员参加（南昌起义）是不能容许的。”据解密档案显示，这封电报是斯大林亲自拟写、布哈林具名的。
[7] 周恩来于1926年所作报告，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8] 朱德：《南昌首义》诗，1957年。全诗为：“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革命大旗撑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
[9] 李维汉：《有关南昌起义的一些情况》（1980年），载《南昌起义》史料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12-513页。
[10]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187-190页。杨奎松用“中间地带”概念阐明了中国革命在美苏夹缝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
[11] 南下广东战略的讨论与决策过程，参见刘伯承、李立三等人的相关回忆及《南昌起义》史料集。
[12] 李立三：《南昌暴动》报告（1928年），载《南昌起义》史料集，第267页。
[13] 汤坑之战详情及战后百姓收埋烈士遗体的故事，参见揭阳、丰顺地方党史资料及《南昌起义》史料集相关记载。
[14] 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15] 转引自相关党史评论文章。这一表述形象地概括了独立自主路线的现实逻辑。
[16] 陈毅：《陈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87页。
[17] 天心圩讲话的内容，参见陈毅、粟裕等人的回忆录。粟裕《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有详细记载。
[18] “赣南三整”的具体过程，参见粟裕《粟裕回忆录》，第56-60页；周根保《南昌起义史料札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124-133页。
[19] 大余整编中枪决违纪士兵及设立指导员的细节，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8-99页。
[20] 上堡整训的军事改革，参见粟裕《粟裕回忆录》，第59页。
[21] 肖克：《南昌起义与井冈山会师》，载《星火燎原》丛书。另参见粟裕《粟裕回忆录》，第58页。
[22] 习近平：《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11月29日。
[23] 湘南起义的规模，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86-388页。八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七个县成立了工农革命军，部队发展到一万两千人左右。
[24] 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1962年），载《朱德传》附录。
[25] 井冈山会师的时间与意义，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主要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7年8月1日
2. 习近平：《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11月29日
3.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 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 杨奎松：《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 周根保：《南昌起义史料札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
7. 李立三：《南昌暴动》报告，1928年
8. 李维汉：《有关南昌起义的一些情况》，1980年
9. 陈毅：《陈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0. 粟裕：《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11. 《南昌起义》史料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5.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系中共南昌市委原常委，原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原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