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元年。这一年里，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像两声惊雷炸响在南中国上空，而在这两场起义中都身居关键位置的人里，有四个名字绕不开：叶挺、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
1. “北伐名将”叶挺：两场起义都听他的，却两次都不被采纳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里枪声大作，叶挺带着他的第24师正面突破敌军防线。他当时已经是个狠角色了——北伐战争中带着独立团一路从广东打到湖北，给第四军挣来了“铁军”的招牌。在南昌起义里，他是前敌总指挥，手下第24师有5500人，是起义军里最能打的一块铁板。毛泽东后来当面夸过他：“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这话一点不虚。
但南昌起义打下来容易守住难。蒋介石、汪精卫联手镇压，起义军不得不南下广东想建立根据地。到了潮汕地区，国民党部队合围过来，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叶挺和周恩来、聂荣臻三个人坐在一条小船上漂到香港，那场景说实话挺惨的。可叶挺不是那种认怂的人。才过了三个月，他又回到广州，跟张太雷、叶剑英一起搞了广州起义，这回他的头衔换成了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军不到一天就拿下了大半个广州城，连苏维埃政府的牌子都挂出来了。
但问题又来了。敌众我寡，大批敌军正在合围。叶挺在会上直接拍桌子说：别守了，把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这不是怕死，是当兵的人最清楚什么时候该撤、怎么撤才能留火种。可偏偏会上有个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根本不了解中国战场的具体情况，张嘴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
叶剑英也在旁边帮腔说部队该去东江找彭湃，或者去粤北跟朱德会合，可诺伊曼就是不听。结果第二天张太雷中伏牺牲，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更憋屈的是，事后叶挺不但没受到肯定，反而被扣了“动摇、消极”的帽子，给了个留党察看处分，蒙受不白之冤。叶挺一气之下跑到莫斯科，又辗转去了欧洲，跟党组织断了联系，在海外漂了十年。
后来的事，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 抗战爆发后，叶挺回国当了新四军军长，带着这支队伍在华中打了4000多场仗，歼敌十万多人。可1941年的皖南事变，9000多人的队伍被围剿得只剩下2000人突出重围，他为了保全部队下山谈判，反被蒋介石扣押了五年零两个月。
蒋介石请他吃宴席，许他高官厚禄，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头衔随便挑，叶挺拍着桌子说：“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拂袖而去。牢房里他写下《囚歌》：“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1946年3月终于获释，出狱第二天凌晨就写信要求重新入党。可谁能想到，才过了一个月，飞往延安的飞机在山西黑茶山撞山坠毁，机上全员遇难，时年50岁。
叶挺这辈子打过的仗、受过的冤、蹲过的牢，搁谁身上都是沉重到压垮人的分量。可他硬是扛住了，在烈火和热血里把自己活成了一块铁。
2. “幕后操盘手”叶剑英：南昌城没他去，广州起义没他不行
如果说叶挺是在前线冲杀的那把刀，那叶剑英就是在幕后布阵的那盘棋。1927年他干的事，每一件都挺悬。南昌起义前，汪精卫想缴叶挺、贺龙的械，是叶剑英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消息透了出去，让两人的部队赶紧往南昌开拔。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张发奎想带兵追剿，又是叶剑英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从中周旋劝说，愣是让张发奎把追击的命令咽了回去。
广州起义就更明显了。 叶剑英当时是第四军参谋长，表面上在张发奎手下做事，暗地里按照党的指示偷偷准备了两支队伍——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这两支队伍后来都成了起义的主力。他还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警卫团团长，把警卫团彻底变成了自己人。
起义打响后，他担任副总指挥，跟叶挺并肩作战。他是四个人里最有“潜伏者”气质的一个——南昌起义那天他人根本不在南昌，可如果没有他提前通风报信、中途周旋斡旋，那场仗能不能打成，还真不好说。
叶剑英后来的路走得最长。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一步步成为开国元帅，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当过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6年以89岁高龄去世。他活过了所有的战火、运动和变迁，是四人里走得最远的那一个。
3. “唯一的全勤元帅”聂荣臻：从战场到实验室的传奇
聂荣臻在十大元帅里有个独一无二的记录——他是唯一一个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元帅。南昌起义前，他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特别是指挥了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的第二十五师参加起义。
广州起义时，他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起义受挫后，他和叶挺一起主张撤退保存实力，事后被批评的时候，他也认了。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转入地下，在上海街头练就了一身跳电车甩掉特务的本事。后来从红一军团政委到115师副师长，从晋察冀根据地到华北解放战争，仗越打越老辣。
但聂荣臻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建国后的事。 1956年他主管科技工作，一头扎进了“两弹一星”的研制里，成了新中国国防科技的总指挥。当年那个扛枪打仗的四川娃子，最后成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1992年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是共和国仅存的一位元帅，享年93岁。他是四人里活到最后的，也是把仗打到最高层次的人——从战场上的指挥官，变成了实验室里的总设计师。
4. “黄埔四凶”恽代英：秀才拿起枪，照样不输人
四个人里头，恽代英是唯一一个没有带兵打仗的。可两场起义，缺了他还真不行。他是“黄埔四凶”之一，被蒋介石恨得牙痒痒，原因很简单——他太能干了，太能说服人了。南昌起义时，他是前敌委员会的委员，和周恩来、李立三、彭湃他们一起筹划。
广州起义时，他当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起义总指挥张太雷牺牲后，他临危不乱，在总指挥部指挥战斗，在最乱的时候组织部队撤退。他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写文章的书生，而是一个能上战场的知识分子。他主编的《中国青年》影响了一代人，他培养过黄埔军校的学生，他教会了青年们用头脑思考、用拳头反抗。
1928年他到上海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可1930年5月在上海被捕。在牢里，敌人怎么劝都不好使，1931年4月29日，他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年仅36岁。
他留下那首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周恩来后来评价他：“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恽代英的死，是四人里最年轻也最壮烈的。他本该活到建国后，本该看着自己培养的那批青年建设新中国。可他倒在了黎明前最黑的夜里。
回头再看1927年。叶挺在南昌和广州的阵地上横刀立马，叶剑英在刀尖上跳舞般地通风报信、蓄力筹备，聂荣臻在两场起义中都身先士卒，恽代英拿笔杆子和枪杆子双重战斗。四个月之间，两场起义，都失败了，可正是这两次失败，让中国共产党真正摸到了武装斗争的命门——仗不能光靠硬打，得有退路、有分寸、有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