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败”中看见真正的“成功”
——关于南昌起义成败的辩证札记
周根保
说明：本文力求在已有“定论”基础上，援引亲历者回忆、档案文献与军事史实，对南昌起义的“成败”进行辩证分析。
一、开篇：在“定论”之外寻找历史的真相
20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将迎来一百周年纪念。一百年，足以让一个事件沉淀为民族记忆，也足以让一代代后来者在故纸堆与战史地图前，重新追问那个老问题：南昌起义究竟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肖克将军在晚年谈及南昌起义的宣传时，说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不要唯上，不要唯书，不要唯定论。”[1] 肖克本人就是南昌起义的亲历者——1927年他年仅19岁，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三连的政治指导员，亲身经历了南昌城头的那一夜和随之而来的千里溃败。他的话不是书斋里的方法论，而是用血换来的提醒：历史的复杂性，远非“成”“败”二字可以概括；历史的“定论”是研究的起点，不是终点。
事实上，对南昌起义的成败，中共中央早在1927年底就给出了判断。毛泽东在肯定“第一枪”历史功勋的同时，毫不含糊地说过：“政策错了，失败了。”[2] 周恩来在修改宣传提纲时，也悄悄在“失败”后面加了“主力”二字。[3] 这两个字的添加，看似平淡，实则意味深长——周恩来的意思是：主力失败了，但并非一切都没有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连起义的领导人都承认这是一场失败，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讨论它的“成功”？这不是“唯定论”的反向操作吗？
答案是否定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当我们说“南昌起义失败”时，这个“失败”指的究竟是什么？ 是当天凌晨那四小时战斗的失败？是南下广东战略的失败？是整个起义军从两万五千人溃到八百人的失败？而当我们寻找南昌起义的“成功”时，那些“成功”又藏在什么地方？
笔者认为，要正确评价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必须引入辩证的视角——既要看到它作为一次具体军事行动的“胜”与“败”，更要看到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开新之功”与“启示之用”。用肖克的话说，就是“不要唯定论”——定论早已有之，但定论背后的深层思考，才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真正价值。
二、“第一枪”与四小时：南昌起义本身的军事胜利
在讨论“失败”之前，我们必须先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南昌起义本身是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
1927年8月1日凌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二十军军长）、叶挺（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朱德（南昌市公安局长兼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刘伯承（参谋团参谋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两万余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4]
战斗从凌晨2点打响，到早上6点左右结束，仅四个多小时，起义军便肃清了南昌城内全部守军——滇军朱培德部第六军一个团、第五十七军一个团及南昌卫戍部队共三千余人，除少数溃逃外，全部被歼或被俘。[5] 起义军以“山河统一”为口令，以颈扎红领带为标志，在夜色中发起突袭。南昌守军猝不及防，基本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抵抗。到8月1日上午，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全城，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
从军事角度看，这是一次精心策划、果断执行、干净利落的城市攻坚战，堪与后来诸多经典战例媲美。
从政治角度看，它的意义更不可低估。在“四一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两次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党员从近六万人锐减到不足一万人，全国陷入白色恐怖。南昌起义的枪声向全国人民宣告：共产党人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敢于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 正如毛泽东后来反复强调的：“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6]
刘伯承1928年在向中共六大所作的军事报告，开篇便说：“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7] 这不是后人的拔高，而是当事人的真实感受。李维汉后来也明确说：南昌起义“这个决策是对的，枪是打响了，起义本身没有错”。[8]
因此，就“南昌起义”这四个字所指向的1927年8月1日凌晨那场具体的战斗而言，它无疑是成功的。 这是研究南昌起义的一个基本前提，绝不能因为后来的溃败而否定这一点。
三、南下广东：一个注定失败的“远方眺望”
如果说南昌起义本身是一场胜利，那么真正让它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关键转折点，是南下广东的战略决策。
根据中共中央在起义前既定的方针，起义军于8月3日起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这一战略的目的很明确：与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会合，进取广州，占领整个广东，夺取出海口（潮汕港口），以便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然后重新北伐。[9]
从地图上看，从南昌到潮汕，行军路线长达千里；从战略逻辑上看，广东是大革命的起家之地，群众基础较好，且靠近香港、海口，便于接受苏联的武器和经费。然而，从后来的结局反观，这个战略几乎注定失败。
让我们看看后来的战况。起义军南下途中，在壬田、瑞金、会昌等地先后与追击的国民党军激战。虽然每一仗都打胜了，但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伤亡：会昌一战，叶挺部与钱大钧部血战两日，歼敌数千，但教导团等新兵部队元气大伤。9月下旬，起义军占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10月初，在汤坑遭遇数倍于己的敌军（陈济棠、薛岳等部）围攻，激战数日，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突围到海陆丰，与彭湃的农军会合；另一部仅剩近800人，由朱德、陈毅率领，辗转转入湘南。[10]
从25000人到800人——这个数字对比触目惊心。从纯军事角度看，南下远征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为什么南下广东注定失败？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层面原因。
（一）客观层面：敌我力量对比悬殊
当时国民党军在广东方向集结了数倍于起义军的兵力。仅粤军陈济棠、徐景唐、黄绍竑等部，加上从江西、福建追来的钱大钧、薛岳等部，总兵力超过六万，且拥有完整的后方保障和江海运输线。而起义军孤军远征，两万多人要穿越江西、福建、广东的山区，后勤补给极端困难。李立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南下途中的惨状：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水，以故兵士病员极多，沿途倒毙者比比皆是。[11] 这种状况下，再骁勇的部队也难以持久。
（二）战略层面：照搬城市中心论
李维汉后来概括得极为透彻：“南昌起义胜利后，没有就近联合湘东的革命力量，发动和领导湘赣土地革命战争，而是驱军南下广东夺取中心城市，是一个失策，一个错误。”他接着指出：“当时党内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武装起义就要占领城市。这种指导思想都是共产国际经过它的代表传过来的，中国同志由于幼稚没有经验，无条件接受了。”[12]
这段话一针见血：南下广东的本质，是苏联城市革命模式在中国的不当移植。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国家，照搬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从一开始就走不通。
（三）执行层面：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
南下战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有大量确切的史料佐证。李维汉明确回忆：“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13]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早在南昌起义爆发之前，共产国际的态度就摇摆不定。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传达的指示说：“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当张国焘追问时，罗明纳兹坦承：“这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14]
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方面不许轻易冒险，另一方面又通过具体指示引导起义军走向更冒险的南下之路；一方面不敢直接阻止起义，另一方面又通过派驻代表施加影响。这种矛盾姿态，让尚缺乏独立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陷入了“执行也是错、不执行也是错”的困境。
四、失败的内因：两个没有解决好的根本问题
如果说南下战略的失误有外部因素，那么，起义军为什么会在短短两个多月内从两万五千人溃到八百人？这就涉及更深层的内因。
笔者认为，起义军领导人在当时有两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好。
问题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转变军事战略？
起义军的主要将领，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都不愧为战将，但他们当时最熟悉的战术是正规战、阵地战。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打的就是大兵团运动战和攻坚。这种战术思维在北上进攻时或许有效，但在孤军深入、四面受敌的情况下，等于把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贺龙后来在总结南下教训时说得极为坦率：“起义军南下时，我们只知道和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当时敌人有几十万人，有强大的后方，而我们只有两三万人，这种打法，虽然可以靠勇敢打赢几场战斗，但最终还是会被打败的。”[15]
问题二：刚刚从旧军队起义过来，未经改造、整顿，不可能稳定下来
南昌起义虽然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但部队的主体依然是国民革命军的旧部。士兵成分复杂，政治素质参差不齐。党在部队中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结构未能有效建立，“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当时还无法真正落实。
起义军南下途中，逃亡和溃散大量发生。以贺龙的二十军为例，该军以湘西子弟为主体，乡土观念重，当部队远离家乡、连战皆北时，大量士兵开小差。叶挺的十一军虽然政治工作相对较好，但也经不起连续行军和战斗的消耗。[16]
这两个问题——战术上还不懂得打游击战、组织上还来不及进行政治改造——决定了起义军在面对强敌时的脆弱性。 从25000人到天心圩的800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必然。
五、潮汕溃败：战略失策的具体展开
让我们放慢镜头，细细看一看南下军事行动的失败过程。这不仅仅是一个“打输了”的问题，而是战略失策在战术层面的一连串展开。
起义军主力到达潮汕地区时，部队已经连续行军作战两个多月，极度疲惫，补给严重不足。此时摆在面前的有两个选项：一是迅速转向农村，分散游击，与当地农军结合；二是继续集中兵力攻打敌军重兵把守的目标——汤坑。前委选择了后者。
三河坝分兵是关键一着。1927年9月底，前委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率主力六千余人向揭阳、汤坑方向进攻；朱德率第25师及第九军一部约三千人，留在三河坝阻击追击之敌，掩护主力。分兵的决定是出于主力需要轻装前进的考虑，但客观上却造成了“两弱分兵、一强各个击破”的后果。
三河坝阻击战是一场极其惨烈的硬仗。朱德率部与敌军钱大钧部两万余人血战三天三夜，以寡敌众，最后在伤亡过半、弹药耗尽的情况下主动撤退，会合时只剩下不到八百人。[17] 而主力在汤坑方向也同样遭遇了数倍之敌，激战之后被打散。
贺龙后来反思这种硬拼式的打法，说：“这一教训，使我们清醒起来，不能摆正规军的架子，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看清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后来，我回到湘西，就是用这种战法，靠开始的几十个人，十几杆枪，又重新打出了一个根据地。”[18]
这段话堪称是从血的教训中悟出的真知灼见。从正规战到游击战，不是军事技巧的简单调整，而是一种战略思维的根本革命。 遗憾的是，等到贺龙悟出这个道理时，起义军的主力已经打光了。
六、天心圩八百将士：火种何以不灭？
主力失败了，但“红旗没有倒，队伍没有散，火种没有灭”。 这恰恰是南昌起义最值得深思的地方，也正是周恩来在“失败”前加上“主力”二字的底气所在。
1927年10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约八百人进入赣南。此时这支队伍的状况极其糟糕：同上级和地方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四面受敌；将士饥寒交迫；思想混乱；士气低落。 不少官兵相继离队，整支队伍处在顷刻瓦解的边缘。团以上的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三五人。[19]
正是在这绝境中，朱德在安远县天心圩召集军人大会，发表了一篇堪称力挽狂澜的讲话。他坦然面对起义失利，说了一字千钧的话：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然后，他用俄国革命作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20]
有人问：“我们该怎么办？”
朱德斩钉截铁地回答：“打游击呀！”
又有人质疑：“站不住脚呦，反革命天天跟在屁股后面追……”
朱德解释：“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军阀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21]
天心圩整顿是“赣南三整”的开端，也是南昌起义军余部的转折点。 经过这次思想整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相继离开，但留下来的将士更加坚定。
随后，在朱德、陈毅领导下，起义军余部又进行了大庾整编和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
· 大庾整编（11月初）：重点整顿党、团组织，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陈毅重新登记党员团员、调整组织架构、成立党支部，并选派优秀党员到各连队担任指导员。这种做法，比后来的三湾改编（1927年9月底）并不晚太多，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保证党的领导贯彻到军队最基层的问题。[22]
· 上堡整训（11月下旬）：集中整训二十多天，提出了全新的战术原则——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打有把握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战斗队形由一线式改为“人”字式。朱德还提出了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求部队在所到之处发动土地革命。[23]
“赣南三整”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融为一体，这在当时是开创性的创举，在建军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经过近两个月的整顿，这支部队的精神面貌和战斗力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它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后来成为湘南暴动的主力，最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
朱德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24] 这句话看似朴实，实则道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在革命的低谷期，信念比枪炮更重要。
与朱德部相呼应的是董朗率领的另一支余部。董朗以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余部为主，南下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军会合，开辟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25] 海陆丰根据地虽然最终也没有坚持下来，但它与井冈山一样，都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革命力量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的宝贵实践。两支余部，一西一东，分别探索了不同的革命道路，虽然命运不同，但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七、井冈山会师：“失败”与“成功”的辩证法
南昌起义余部最终走上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这是整个南昌起义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转折，也是理解“失败”与“成功”辩证关系的关键节点。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26] 中国革命军队的核心由此诞生。
谁能想到，天心圩那八百人的残破队伍，几个月后竟成为红色革命的中坚力量？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深刻的历史道理：一个军事行动在战术上的“失败”，未必意味着历史意义的“终结”；而一个战略决策的“失误”，也可能孕育着未来的“正确”。
李维汉后来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审视南昌起义，说了一段极为透彻的话：
“南昌起义从暴动成功到潮汕失败，中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大部分时间是行军打仗，因此谁也没有精力和条件把上面这些问题都解决好。当时的中央左得很，仅仅根据起义受了挫折，就指责这个那个没有做好，并且加以处分，这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是不符合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最初尝试，它的可贵之处，就是打响了第一枪，向全党指明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同时，从它后面的失利中，也告诉了我们怎么搞才是正确的经验。而这是很宝贵的，比一两次战斗的得失，意义更加重大。”[27]
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南昌起义“成败”关系的一个经典注脚。
八、结论：辩证统一中的历史定论
回到开篇的问题：南昌起义究竟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如果把“成功”定义为达成了预定战略目标——占领广州、重建广东根据地、重新北伐——那答案毫无疑问是“失败”。但如果把“成功”放在更长的历史跨度中去观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毛泽东在1967年曾坚定地反驳有人试图将建军节改为9月9日（秋收起义纪念日）的提议。他说：“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他甚至动情地指出：定军旗的时候，有人认为南昌起义是失败的，用“八一”不合适，“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28]
毛泽东的话，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的基本判断：不论过程多么曲折，不论军队受了多大损失，南昌起义作为“第一枪”，是不可动摇的历史起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回避南下战略的失误。辩证地看待南昌起义的成败，就是要在承认“主力失败”这一事实的同时，看到“火种不灭”这一更长远的历史进程。
在起义军主力溃败的短短一个月后，周恩来在流沙会议上发着四十度的高烧，仍在强调：“我们共产党员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红旗下的决心。”[29]
一个月后，朱德在天心圩振臂高呼：“要革命的跟我走！”
三个月后，经过“赣南三整”，那支曾经溃不成军的余部已脱胎换骨。
七个月后，“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上诞生。
二十二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一”两字赫然镌刻在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之上。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起义的“军事失败”最终孕育了革命的“政治成功”；南下战略的“错误选择”倒逼出了游击战争的“正确路径”；主力的“溃散之痛”转化为余部的“整顿之机”。
站在南昌起义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应该以更加理性和从容的态度来看待这段历史：不因为“第一枪”的光环而讳言南下失败，也不因为南下失败而否定“第一枪”的历史价值。
肖克的“三不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定论——本质上就是一种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史观：既不以官方的名义回避问题，也不以“翻案”的自鸣得意而否定主流的历史评价，而是在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失败”与“成功”的辩证分析，从更长的历史跨度中看到更真实的历史意义。
南昌起义是一块试金石。它检验的不仅是一个政党在生死关头的选择，更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态度：是否有勇气面对失败，是否有智慧从失败中提取真知，是否有胸怀在承认失败的同时找到真正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走过来的——通过一次又一次“失败”的考验与洗礼，才最终走向了1949年的伟大胜利。而这，或许正是南昌起义百年之后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历史遗产。
【注释】
[1] 肖克（1907-2008），湖南嘉禾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三连政治指导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晚年他在指导军史研究和宣传工作时多次强调“不要唯上、不要唯书、不要唯定论”，要求尊重历史事实，反对教条主义。引自《肖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12页。
[2] 毛泽东在1961年1月与部分军队领导干部谈话时的表述。另见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4页。毛泽东还曾对薄一波说：“南昌起义的政策错了，失败了，但是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作用。”
[3] 据周恩来秘书及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在审阅南昌起义宣传提纲时，在“失败”后面用铅笔轻轻加写了“主力”二字。这一细节最早见于《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后为多种南昌起义研究著作所引用。这二字体现了周恩来的严谨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4] 前敌委员会成员包括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后谭平山加入。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参见《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7页。
[5] 南昌守军兵力及歼敌数字，依据《南昌起义纪实》（刘汉升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12页。不同史料在具体数字上略有出入，但“三千余人被歼或被俘”是主流说法。
[6] 1967年建军节前夕，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时的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7] 刘伯承：《南昌暴动军事报告》（1928年7月），载《南昌起义》（文献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
[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页。
[9] 南下广东的战略决策，早在起义之前就已经确定。1927年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等在九江开会，首次提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然后南下广东”的方案，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参见《李立三自述》，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辑，第56页。
[10] 关于潮汕失败的具体过程和兵力变化，最权威的记载之一是《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7-92页）。另参见陈毅1929年向中央的报告（《陈毅军事文选》第12页）。
[11] 李立三1927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南昌起义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1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359页。
[13] 同上，第360页。
[1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9-291页。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曾前往南昌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引发了著名的“前敌委员会激烈争论”。
[15] 贺龙在1930年与湘鄂西根据地干部的谈话，记录于《贺龙传》（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16] 关于逃亡和溃散的分析，参见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中有关建军初期问题的章节，以及《南昌起义史料札记》（陈伙成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205页。
[17] 三河坝阻击战是南昌起义余部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仗。当时朱德率部与国民党钱大钧部激战三天三夜，撤退时仅剩约800人。详细过程参见《朱德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8页。
[18] 贺龙回忆，转引自《贺龙年谱（1896-1969）》，第132页。
[19] 关于天心圩前的溃散状况，陈毅在1929年向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描述过：“师长、团长均有离队者，营连长更是走了大半。”（《陈毅军事文选》，第18页）
[20] 朱德在天心圩的讲话内容，有多种回忆录记载。本文采用《朱德传》中的版本（第120页）。朱德以俄国1905年革命比喻1927年中国革命，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动员。
[21] 据粟裕回忆（《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22] 大庾整编与三湾改编比较的问题，学术界有争议。一般认为，三湾改编在时间上稍早（1927年9月底），内容更系统（“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但大庾整编也是同一方向的探索。参见王年一：《关于“赣南三整”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3] 上堡整训的内容，参见《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91页。
[24] 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1957年），载《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
[25] 关于董朗和另一支余部开辟海陆丰根据地的情况，参见《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78页。董朗后来在湘鄂西根据地牺牲，但他留下的建军经验由彭湃等继承。
[26] 井冈山会师的时间、地点和部队番号，依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45页。
[2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362页。
[28] 1967年建军节前夕，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的内容。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页。
[29] 1927年10月初，在广东普宁流沙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周恩来发着高烧，带病主持会议，部署余部疏散转移事宜。“继续奋战在党的红旗下的决心”一句，见《周恩来传》第1卷，第194页。
——草成于南昌起义百年倒计时千日之际
（作者系原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原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