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序厅中，有一组名为“石破天惊”的雕塑。崩裂的石块中，一只强劲有力的大手破石而出，手指紧扣扳机，将手中的“汉阳造”步枪高高擎起。那只紧握步枪的大手，饱含着一往无前的坚定与冲破黑暗的决绝。驻足在雕塑前的每一个人，无不为之深深震撼、为之由衷感叹。时光回溯到99年前的1927年8月1日，那个充满危机的紧迫时刻，一群满怀坚定信仰、不畏血雨腥风的军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毅然奋起，拿起手中的武器，用鲜血和生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挽狂澜于既倒，为近百年后的中国，换取了幸福的现在，赢得了美好的未来。
要说南昌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松柏巷那场战斗起了关键作用，因此这次战斗也被后人称为南昌起义中最激烈的战斗之一。今天，我们沿八一广场出发，沿八一大道行进500余米来到松柏巷，不过现在已经更名为松柏路，但大多数南昌人还是习惯称它为松柏巷，这里高低错落的楼房、商铺沿路而设，来往居民熙熙攘攘。资料记载，松柏巷天主教堂驻扎的是敌人的炮兵阵地，那可是当年最先进的部队，新营房则是步兵阵地，这里有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战斗力很强，而且敌人在天主堂的钟楼上架起轻重机枪,封锁了整个松柏巷, 同时，教堂有铁门厚重坚固，敌军在门后堆放了沙袋作为掩体。
我们查阅在《南昌市志》记载：“8月1日凌晨战斗打响前，起义军部队第24师七十一团根据侦查所得情况，召开营长会议，研究歼敌方案，决定三营主攻，派一个连绕道出城外，封锁城墙，防止敌人翻越城墙逃跑，二营主攻匡庐中学之敌，其余部队在松柏巷一带警戒。”
战斗打响后，七十一团采取的进攻方式是快速突破、切断退路，一方面进攻大门，敢死队用集束手榴弹炸门，抱着三颗手榴弹冲到门前，拉响引线后迅速翻滚躲避。随着一声巨响，铁门被炸开一个缺口，但缺口处仍有敌军机枪扫射。抓起一支冲锋枪，带队的大喊：“跟我冲！”他带头从缺口冲入，用枪托砸翻机枪手，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道路。
其余的部队则搭人梯攻城 ，天主教堂城墙高3米，敌军在城头架设了机枪，领队的观察地形后，命令战士：“用绳子绑住门板，搭成人梯！”一名班长带着5名战士，踩着摇晃的门板爬上城墙，用手榴弹炸毁了敌军机枪阵地。随后，队伍突入教堂，缴获了敌军全部火炮。此时，另一部枪声密集如织，紧急派来增援，意图支援团的主力。然而，当他们抵达盐义仓时，却遭遇了我71团1营的伏击，敌军当场倒下10余人，被迫撤退回，鉴于巷道狭窄且笔直，缺乏有效的掩蔽物，我71团3营在伤亡20余人后，不得不暂时撤至巷口之外，与敌军形成对峙之势。
面对这一态势，第71团指挥员并未机械地遵循命令，而是根据敌情变化灵活应对，果断命令一部命令一部分战士在正面佯攻，吸引敌军火力，另一部从侧翼迂回，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突然出现在敌军侧后。一名班长带着5名战士，冒着弹雨冲向敌军炮兵阵地，敌军措手不及，纷纷举手投降。终于完全搞定了这支当时南昌城里最先进的炮兵部队，也正是这支战略部队的歼灭，接下来为各路友军进攻其它驻点扫除了最大的障碍，起义很成功，一夜之间就控制了南昌全城，可以说71团功不可没。
要知道，这支部队正是叶挺兼任师长的24师，是一支从北伐战场上打出来的铁血部队，人称“铁军”，手下的团长、营长个个能征善战，据当年参战的基层干部回忆：根据南昌起义指挥部的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敌人包围缴械。如果遇到抵抗，就用强攻的方式将其歼灭，此时派出一名干部借口会朋友，进入敌营房，仔细调查了解敌情和地形……通过侦察，我们采取的方式是突然袭击，夺取该部担任岗哨卫兵的武器，迅速冲进第24团的营房。因为天气闷热，敌军官兵都铺着席子睡在院子里，他们仓促应战，很快就被全部缴械。”可谓是胆大心细，足智多谋。
另据当时在当时在71团2营4连担任连长的陶铸，还有担任8连指导员的萧克著书回忆：31日晚上9点多，大家开始做战斗准备，队伍中所有的人都很兴奋。虽然还没有意识到这次行动对中国历史将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影响，但我们觉得能够以革命武装反抗反动派的屠杀政策，高举红色旗帜，感到无限的荣光。当年我团住在城南松柏巷天主堂附近，天主堂和距此不远的匡庐中学，驻扎着敌人第6军57团，上级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这个敌人。
战斗打响后，我们就如下山的猛虎，一下子冲进天主堂和学校里，敌人撑不住了，仓皇爬上城墙，企图逃跑。可城墙上早已布置好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警士，他们用轻重武器一起阻击，敌人又退回原地。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各路友军也大获全胜，我们占领了南昌。在南昌市松柏巷，他和战士们遭遇数量是自己三倍以上的国民党军，战斗极其激烈，巷战足足打了两个小时。街巷狭窄，转角密集，双方几乎是贴身肉搏。萧克带头冲锋，冒着密集火力反复组织冲击，硬是把对面打得心惊胆战，天快亮时，敌人一个营全部缴械了。经过一夜激战，至天明将南昌城之敌军肃清，南昌起义取得了全面胜利。
通过回忆录我们知道，在南昌起义这支轰轰烈烈的起义队伍里，71团连级指挥员中陶铸和萧克，通过二十多年的磨炼，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今天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位同样在71团而且先是担任团参谋长，后来又担任团长的人，指挥他们并且身先士卒取得胜利的人，同样经过20多年的摸爬滚打，却在战友披上荣誉奖章的时候，被公审正法，其结局的确令后人唏嘘不已，感慨万端：做人的差距咱就这么大呢？此人便是南昌起义时团级指挥员刘明夏。
刘明夏，字禹平，湖北京山永漋镇刘家榨村人，要说起他的身世，那真的是根正苗红，闪闪发光，他的父亲刘英、叔叔刘铁和刘杰被后人称为“辛亥元勋，刘氏三杰”。尤其是他的父亲，3岁识字，10岁能文，应童子试，总是名列前茅，名声大噪。书法也是写得一流，看下面的那幅字，那可谓是其字迹融楷行草隶于一炉，秀润畅达，恣意豪迈，自成一体，可谓叹为观止。
刘英与永漋镇富家女熊芝英结婚，23岁那一年生下刘明夏，随后参加县试。他撰写论文畅谈时事：“美日皆以海军立国，美较日为先进，已执太平洋海军之霸权。日虽突飞猛进，终逊于美。日既不能与美角长争雄，势必侵凌我国以逞其野心。我国自甲午战败以后，不图振奋，顿受日人之侮辱。今日扩充海军，多派学生赴美学习，并须师远交近攻之古训，联美制日，此乃我国图强之根本计划。”知县事侯昉阅卷，惊称刘英为“国士”。后来官派前往日本留学，就此时结识孙中山黄兴等人，并加入了同盟会。
提到辛亥革命，我们所熟知的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距武昌百里的京山永漋镇，刘氏三兄弟在武昌枪响48小时内率先举义，以"赶走鞑虏，重建中华"为旗，率农民截官银、铸兵械，在清廷腹地撕开裂口，这支草根队伍牵制数万清军精锐，为全国起义赢得喘息之机，印证了星火可燎原的真理。
刘英书法
刘氏兄弟发动的那场永漋河起义，影响着实不小，就像往平静的水面上扔了块石头，一圈圈波纹往外扩散，要知道，当时 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都集中在武昌、宜昌这些战略要地，目的就是为了防范革命党。但刘家兄弟在京山永漋搞的这场起义，等于在清军的大后方狠狠捅了一刀，逼得他们不得不抽调兵力去应对，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后续发展争取到了关键的时间窗口。虽然后来三兄弟都牺牲了，但名气很大。
因此，有个好父亲的刘明夏的起点，远高于同时代的许多人。1914年，年仅七岁的他随父亲东渡日本，在东京的私塾里接受启蒙教育。归国后，他在北京的胡同里读完小学，又考入上海著名的南洋中学。那时的他，或许曾幻想过成为科学家或外交官，可谓是从小就顺风顺水。然而，就在他17岁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武昌起义的余波中被暗杀，家庭经济瞬间崩塌。刘明夏这个当儿子的，带着一大家子弟弟妹妹，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紧巴，学都上不起了，只好在码头当过搬运工，在工厂做过学徒艰难度日。
幸好，他父亲生前的一些老战友们没忘了他，1924年，靠着詹大悲、孙镜这些叔伯辈的保送，刘明夏以烈士遗孤的身份，一脚踏进了当时所有热血青年都向往的圣地——黄埔军校，成了第一期的学员，要知道，那时进入黄埔军校靠的是推荐制，倘若没有这些有名望的人联名举荐，根本没有办法进入这所学校的。在那个革命热情比广州天气还燥热的地方，他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先进组织。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刘明夏成了先进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他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东征打陈炯明，他当排长，敢打敢拼，身上挂了彩。北伐战争，他更是成了叶挺独立团的骨干，当时先进组织为了加强对这支王牌部队的领导，特地派了许继慎、刘明夏这些黄埔精英过去。刘明夏直接当了少校团附，还兼着一个新成立的特别大队的大队长。汀泗桥、贺胜桥这些硬仗，他一场没落下。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就被提拔成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的参谋长，还是团里的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在松柏巷一战，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他在南昌起义胜利后，顺理成章地接过了团长的担子。
南昌起义后，这支起义的主力部队沿着江西、福建等地一路南下，进入广东大埔三河坝，分兵二路向南进军，一个多月后的9月24日解放汕头市，随即，汕头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宣布对旧政权进行接管。在新政权成立大会上，主要领导人登上主席台上，顿时全场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会上，群情激昂，领导人的讲话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一切权力归工农”等口号，让劳苦大众看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希望，浓烈的革命热情为粤东大地增添了一抹红，给人民群众争取解放以极大地鼓舞。
然而，敌人知道这支部队要在自己的地盘上落脚，惊恐万分，急忙派 “飞鹰”、“民生”等三艘军舰向汕头发起炮击，敌海军陆战队千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并接近总指挥部驻地。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不得不战略转移，向普宁流沙方向进军，随后在流沙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并决定由“下海”改为“上山”挂红旗，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并研究部队撤退路线和行动计划，史称“流沙会议“。
谁知流沙会议尚未结束时，起义军接到敌军来袭情报，军阀陈济棠的两个师已向流沙逼近。危急之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会议决定分散突围，非战斗人员就地疏散，由当地革命群众做向导，部分领导分别向海边转移，由海路去香港，刘明夏作为部队的骨干领导人，被安排乘帆船向香港撤退。随后，他又被派到海南岛，去领导琼崖的武装斗争，由于他军事素质和战斗经验出色，他当上了琼崖红军东路总指挥，在海南的密林中，他指挥部队与反动派周旋，一度控制了半个海南岛。
按理说，这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因为这一时期派到全国各地领导武装斗争的高级领导人，后来不少都功成名就，有的成元帅，有的成大将，即使是牺牲的后来也冠上军事家的名号。他沿着这条光辉的道路走下去，一定能成绩斐然。大家认为刘明夏妥妥又是一位我军未来的高级将领的时候，可命运的剧本，有时候比谁写的都离奇。
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坚定的人没有退却，继续奋斗下去，然而，部队中悲观失望情绪严重，思想混乱，士气低落，军心不稳，离队、开小差、逃跑的现象不断发生，刘明夏却在1929年的一个深夜，突然带着亲信离开根据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一开始人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唯一可知的是，他辗转抵达南京，在黄埔同学会的登记簿上签下名字，随后进入中央训练团受训。三个月后，他穿上国民党军装，从参谋长一路升至旅长。同期黄埔生中，陈赓因拒绝“清党”遭通缉，最终辗转抵达苏区；而刘明夏的选择，就走上了一条岔路，让他从此与革命队伍背道而驰。
抗战爆发后，刘明夏的军事生涯迎来短暂“高光”，1939年，他因在淞沪会战中的表现被授予少将军衔，任第103师师长，如果故事到这里，他顶多算是一个“叛徒”，即使后来战场上被俘，也可能通过改造特赦，可接下来发生的事，直接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
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爆发。日军分东、西、北三路，实施现代化立体攻击，不仅飞机轮番轰炸、大炮连续轰击，还频频释放毒气。日机覆盖整个战场，连一辆马车、一艘渡船也不能幸存；而中国守军不仅没有飞机助战，甚至没有对空射击武器，只能挺着挨炸。歌中唱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但是磨砖合缝的城墙都被敌军重武器摧毁，何况血肉之躯！几十万大军被日军分割包围。刘明夏奉命率部支援，结果一头扎进了日军的包围圈。
俗话说：“绳子断在最细处。”日军摸清了中方的虚实，看准了防御的短板，选择中方的结合部及薄弱环节撕开缺口后，大军蜂拥而入，穿插分割，以黄河各渡口为先期攻占目标。日军事先潜伏的便衣队攻击我军各级指挥部，破坏通讯设施，战区长官部、集团军部与各军各师都失去联络。刘明夏这支部队被打散，只能各自为战，被敌各个击破，最后只得分散拼死突围。
此时，日军南进快速部队在伞兵配合下攻占垣曲，封锁了渡口，将中条山我军防线分隔成两半。12日，战役打响的第七天，日军完成对我军的全面包围，占领黄河北岸垣曲东、西各渡口，切断了我军补给线及南渡退路。随后在整个中条山战区进行梳篦式反复扫荡，以全歼我军有生力量。当时，多数被俘军官选择绝食或自杀——如第3军军长唐淮源，在弹尽粮绝后拔枪自尽；第12师师长寸性奇身中八弹，仍高呼“杀敌报国”。
刘明夏率部突围时被日军俘虏，他的选择令人震惊，这位曾经在北伐战场、起义熄火战场上身负重伤都不皱眉头的汉子，选择了放下武器，当了俘虏。更让人不齿的是，他不仅投降，还转头就投靠了汪精卫的伪政权，成了个彻头彻尾的汉奸。在汪伪政权里，他从参赞武官干起，后来又当上了伪军训练团的团长，最后官至中将参赞武官。1942年，他出任汪伪财政部税警总团副团长，负责征收“抗日捐”；1943年，更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成为汪伪政权在租界区的“代言人”。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为虎作伥，训练伪军，巩固日伪的统治。
那一时期，刘明夏似乎“火“了一把，汪伪报纸曾这样报道他的就职仪式：“刘将军英姿勃发，誓言效忠‘新政府’。”而与此同时，重庆的《新华日报》则刊登了揭露他“投敌变节”的社论。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他的名字彻底与“汉奸”二字绑定。不过，在刘明夏死心搭地当汉奸”时，竟然出现一种魔幻情况，1944年，他被汪伪特务给抓了，理由是怀疑他是重庆派来的卧底，搞诈降的那一套。那时有一种令人如坠五天云雾中的感觉：一个铁杆汉奸怎么成了卧底？后来，还是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周佛海出面，才把他保了出来。周佛海当时私下里跟戴笠眉来眼去，留着后路，保下刘明夏，或许也是他复杂棋局里的一步闲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以“通敌叛国”罪名逮捕刘明夏。此时，胡宗南突然出面，称他“奉命潜伏”，试图为其开脱。但档案显示，刘明夏在汪伪政权任职期间，从未向重庆传递过任何情报，反而多次参与镇压抗日力量。更讽刺的是，汪伪报纸上频繁出现他的活动报道——若真为潜伏，怎会如此高调？后来人们了解真相，胡宗南的庇护，源于黄埔系的“同门情谊”，不过，他能在如此复杂的情况跳来跳去，左右逢源而没有受到惩处，说明他“骑墙者”的功力炼得炉火纯青。
1946年，刘明夏真被认定成“曲线救国”的地下人员，被判无罪释放，转而投身商界，在上海经营一家贸易公司。他试图用金钱洗白过去，甚至捐款修建学校，试图重塑形象。到了全国解放的时候，他又回到老家指望打一枪换个地方，让人无法知道其过往而蒙混过关。但历史不会因此而改变，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后，他的“汉奸”历史被重新翻出。这一次，没有任何人能保他。1951年春天，站在刑场上刘明夏或许才真正明白：在时代的洪流中，每一次选择都在塑造命运；而那些试图左右逢源的人，最终往往被历史抛弃。
回看刘明夏这一辈子，让后人唏嘘感叹：起点曾高于许多人，小小年纪就出国留学，后来黄埔东征、北伐喋血、南昌城头的枪声，领导根据地烽火，甚至抗击侵略者那点功劳也算上，这些都是他曾经的勋章，偏偏走上人民的对立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一次次错误的选择，始终在寻找“捷径”，从黄埔军校的“跨党分子”，到国民党的升迁者，再到汪伪的“红人”，他每次选择都基于现实利益，而非理想信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那些战友们，同样面临生死考验，却始终坚守初心，终成伟业。刘明夏的故事，至今仍在提醒我们：投机和苟活最终沉入历史的尘埃，真正的丰碑，永远属于那些在关键时刻坚守底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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