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象山先生曾说：“古人统体，纯是道义。后世贤者，处心处事，亦非尽无礼义，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礼义行之耳。”
此言如明镜高悬，照见古今人心之异。古人置身天地之间，心体浑然，与道义本为一体。其言行如春日自暖，如川流自行，皆发乎本心，合乎天则，何尝有一丝一毫的利害计较掺杂其中？所以大禹手足胼胝，并非为了名位；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也非为避后世之辱；孔子栖栖遑遑周游列国，亦非求行道之“利”。其心纯粹，其行充沛，利害之念无缝可入。后世则不然，即便是贤达之士，临事之际，心念初动，往往先有一个“利”字横亘心中，或为身家，或为功业，或为身后之名。待这番计较稍定，才取礼义为尺度，量裁修饰，以成其行。如此一来，礼义反倒成了利害的仆从，行道几乎沦为谋利的工具。此心路一转，即便外在行迹或可比肩先圣，其内在精神气象，已相去千里。
龙溪先生深以为然，进而抉发幽微，说道：“礼义与利害原非两事，趋吉避凶、趋利避害，圣贤与常人并无不同。但古人所论的利害，与后世不同。后世即便杀身舍生、成仁取义，顺此而行，也自认为是求利。所以说：‘古人理会利害便是礼义，后世理会礼义却是利害。’”
此言甚妙！直指本源，消解了表象的对立。龙溪并非要泯灭礼义，也非纵容私欲，而是将“利害”的境界，陡然提升至天地性命的高度。何谓“利害”？并非一己之穷达、一家之贫富。古人所趋之“吉”、“利”，乃是天地之常道，古今之通义，是生生之仁，是粹然至善。顺应此天命之性，成全此良知本体，方为人生至大之“利”，生命至真之“吉”。因此，大禹、后稷之勤勉，颜回之安乐，孔子之从心所欲，皆是洞见此终极“大利”后，自然流露的行谊。其“理会利害”，即是体认天理，顺适本性，这“理会”过程本身，便是礼义的实践与充盈。礼义非外在枷锁，正是此本然“大利”的条理节文。所以说“古人理会利害便是礼义”，其“利害”即“礼义”之本身，体用不二。
反观后世，人心已然割裂，天理流于外驰。将“利害”狭隘化为形躯之存亡、货殖之丰歉、声名之显晦。于是，礼义便堕落为求取此等世俗“利害”的途径、手段，乃至装饰。其行孝悌，或为博取乡里赞誉；其死忠节，或欲垂名青史。此时心中所“理会”、所盘算的，不过是披着礼义外衣的私欲计较。礼义在此，已失其自足光辉，沦为达成另一目的之工具，故曰“后世理会礼义却是利害”。此“利害”，已是私意尘染之下的下等货色了。尤为可悲的是，如龙溪所指，即便“杀身舍生、成仁取义”这般壮烈之行，若其发心之初，非纯然由仁义而行，而是为了成就“义士”、“忠臣”之名相，顺此名相欲求而行，则在究竟意义上，也不过是一种精心算计之“利”。此种分别，细微如发，却判若云泥，正在于动机心念的毫厘千里。
由此可见，象山先生辨析的是表象，指出了古人与今人用心的先后次序不同；龙溪先生则深掘其里，揭示了“利害”一词内涵的根本差异。两者相互补充，才构成完整的见解。这并不是说古人不懂得保全生命，而是他们的生命已与大道融为一体，其“趋利避害”乃是大道自然运行的韵律；也并非说今人不能行善，而是应当警惕，在善行之下是否潜藏着将礼义工具化的幽暗心绪。
我们今日聚讲于拟岘台，面对浩荡的临川之水，仰望先贤的巍巍风范，所应深刻反省的，正在于此。学问之道，贵在“先立乎其大”。那么，何者为“大”？就是此心纯粹合乎天理，视万物为一体的“大利”。用功的关键，首先在于“辨志”，即在念头初萌之时，省察它是出于天命之性的自然发用，还是掺杂了世俗毁誉、个人私欲的期许。若能在这隐微之处，涤除那种“先以利害为主”的习气之心，使此心恢复古人“纯是道义”的浑然整体，那么行事自然就能像古人那样，“理会利害便是礼义”。举手投足，无不是良知的自然流露，无不是至道的彰显。否则，纵使终日谈论仁义，举止周旋无不合乎礼节，恐怕也难免落入“理会礼义却是利害”的窠臼，终身劳碌，却不知归宿何在。怎能不谨慎呢？
